最早在學術上掌握了音樂美學思想的是古希臘人，特別是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他們在音樂美學領域裏和哲學方麵一樣，不僅已經把今天的各種問題幾乎全部都提了出來，而且還提出了今天依然應該以之為準則的典範性的解決辦法。在希臘，音樂最初被看做是巫術性的東西。在希臘語中，“歌唱”這個詞還有“迷惑人”或“祓除疾病”之類的含義，這表示唱歌本來是屬於巫術性的東西。無論是關於樂人奧爾菲烏斯（orpheous)使人和動物，甚至使諸神也受到迷惑的傳說，或是關於伴有狂熱的音樂對狄俄尼索斯的崇拜，都為原始音樂的音樂觀提供了實例。亞裏士多德的感情淨化論也和這種音樂觀有可聯係之處。
然而，真正的希臘式的音樂觀，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在作為反對巫術性音樂觀的學術態度中表現出來的。認識論、宇宙論的音樂美學是以畢達哥拉斯學派為中心建立起來的。根據畢達哥拉斯重視音樂對情緒的影響，按照他的立場，音樂整個就是和諧，就是數。和諧首要的、具體的內容是四度、五度、八度這三個協和音程，以及作為它們根底的數(6:8，6:9，6:12＝3:4，2:3，1:2)的體係，無論世界的組成與生物體的靈魂構造，或是大宇宙與小宇宙，都具有與這種音樂關係相對應的東西。他們不是把音樂當做訴諸現實性的、感性的藝術，而是當作世界規律性的象征、真理和學問。柏拉圖本人和他的老師蘇格拉底都從畢達哥拉斯學派學到了很多東西，這在音樂觀方麵也是顯而易見的。柏拉圖的見解中雖含有很多今天仍然值得討論的東西，但正像在他的國家觀裏哲學家獨裁的極權主義性質的成分過多一樣，摻雜著片麵的、極端的見解。這是必須注意的，特別是他沒有充分考慮到音樂作為藝術的功用，因此，柏拉圖式的音樂美學不可能成為具有近代意義的美學。總而言之，在亞裏士多德那裏，音樂已經不像在畢達哥拉斯學派中那樣僅僅是作為一種理論性的學問，也不像被柏拉圖僅僅看作是一種教育性的、抽象性的東西那樣，而是承認了音樂的感性技巧特點，並達到了把美作為中心問題的地步。自此古代世界將近結束，從而進入了基督教的中世紀。
基督教的古代和嚴格意義上的中世紀和在一般文化中相同，但在音樂美學領域裏的表現形式卻有相當大的差異。
中世紀是一個在音樂美學方麵對自古以來的遺產與嶄新的世界意識進行有機的結合，並為近代作準備的時期。在這個時期的音樂固然一直是基督教式的和天主教式的，但是並不能簡單地稱之為宗教性的或教會性的。早在原始基督教時代，正確的基督教式的音樂觀就已把音樂從它的危機中拯救出來。在當時異教式的希臘化世界裏，不給感性的藝術提供任何場所，極端出世的新柏拉圖式的見解占據優勢。以基督的同時代人亞曆山大港的費隆為代表的認為，不依賴任何感性的工具，隻要靠精神上通過無言地向神明進行祈求便可達到效果，甚至把教會的典禮性音樂也都給否定掉了。同時另一方麵，激烈地排斥單純技巧性的、**性的、墮落的異教音樂也是事實。教父們，後來經院哲學家們也是同樣，並不是無條件地承認近代意義上的純音樂式的東西。奧古斯丁在回憶自己受洗時曾寫道：“每當聽到你的讚美歌，都為你的響徹殿堂的美妙音樂所感動，我哭得是多麼厲害啊。”但他又曾這樣寫道：“當比起拯救的言辭本身來，我更被它的聲音所感動，我要告誡自己：我應該受到懲罰，我是有罪的，而且在那種時候，我寧願不聽歌曲之類的東西。”隻要是教會音樂，就必須注重歌詞，這也是托馬斯-阿奎那所主張的。但是也應該注意到，托馬斯所注重的是歌詞的含義，而不是它的音響。總之，對於教父哲學或經院哲學來說，音樂是由於在典禮中特別具有預示功能的緣故，才受到重視的。
那位費隆早就承認了音樂的淨化作用，即音樂能排除那些非常汙穢的、過分塵世性的東西，使激情安靜下來，使靈魂回到有秩序的狀態之中，從而為人們進入哲學境界而做好準備，對於基督教徒來說，引導人們憑直觀領會神的啟示，這是音樂的主要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