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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的進化曆史觀在當時是進步的。他看到了人類曆史的發展，並用這種發展的觀點去分析人類社會。
韓非把社會現象同經濟條件聯係起來，這在當時是難得的。韓非對經濟與社會治亂的關係有了初步認識，注意到人口增長與財富多少的關係，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提出“人民眾而貨財寡”會帶來社會問題的思想家。
法家的主張與儒墨各家不同，法家堅持曆史進化論，認為曆史是不斷發展進步的，這在諸子百家中難能可貴。法家反對保守的複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變法圖強。他們認為曆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製度都要隨曆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複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韓非注意研究曆史，認為曆史是不斷發展進步的。他認為如果當今之世還讚美“堯、舜、湯、武之道”“必為新聖笑矣”。因此他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要根據今天的實際來製定政策。他的曆史觀，為當時地主階級的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
法律
以法為本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製以及法律體製，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製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麵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係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裏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裏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以法治國
韓非著作總結了前期法家的經驗，形成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係。韓非著重總結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融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時指出，申商學說的最大缺點是沒有把法與術結合起來，其次，申、商學說的第二大缺點在於“未盡”，“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韓子·定法》）韓非按照自己的觀點，論述了術法的內容以及二者的關係，他認為，國家圖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權術，同時臣下必須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韓非的“術”主要在“術以知奸”方麵有了發展。他認為，國君對臣下，不能太信任，還要“審合刑名”。在法的方麵，韓非特別強調了“以刑止刑”思想，強調“嚴刑”“重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