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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祐三年（1036年），範仲淹因不滿宰相呂夷簡把持朝政，培植黨羽，任用親信，向仁宗皇帝進獻《百官圖》，對宰相用人製度提出尖銳批評，勸說皇帝製定製度、親自掌握官吏升遷之事。呂夷簡不甘示弱，反譏範仲淹迂腐，誣蔑範仲淹“越職言事、勾結朋黨、離間君臣”。範仲淹便連上四章[76]，論斥呂夷簡狡詐，因言辭激烈，遂被罷黜，改知饒州。[77-78]侍禦史韓瀆曲意迎合，列寫範仲淹同黨的姓名，奏請仁宗在朝廷張榜公示。[79]
範呂之爭，牽連甚廣。秘書丞餘靖上書請求修改詔命[80]；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訟和範仲淹是師友關係，願一起降官貶黜[81]；館閣校勘歐陽修責備高若訥身為諫官，對範仲淹被貶之事一言不發[82]，蔡襄亦作《四賢一不肖》詩[83]，攻擊高若訥，皆牽連遭貶。朝臣畏懼宰相勢力，莫敢置言。範仲淹被貶出京，竟無人敢送別，隻有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行。[84]
景祐四年（1037年），呂夷簡被免除宰相之職，士大夫們接連不斷地替範仲淹辯白，雙方互相辯駁，朋黨爭論四起。仁宗詔宰相張士遜問計，下詔禁止互結朋黨。[85-86]
因範仲淹多次因諫被貶謫，梅堯臣作文《靈烏賦》力勸範仲淹少說話、少管閑事、自己逍遙就行。範仲淹回作《靈烏賦》，強調自己“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盡顯為民請命的凜然大節。[87]
戍邊西北
寶元元年（1038年），黨項族人李元昊稱帝，建國號大夏（史稱西夏），定都興慶（今寧夏銀川），與宋朝的外交關係正式破裂。次年，為逼迫宋朝承認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進犯北宋邊境，於三川口大敗宋兵（三川口之戰），集兵於延州城下，準備攻城。消息傳至京師，朝野震驚。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因邊事吃緊，仁宗以範仲淹眾望所歸，召回京師，擔任天章閣待製、出知永興軍。[88]七月，升為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擔任安撫使夏竦的副手。[89-90]八月，範仲淹請知延州，到任後，更改軍隊舊製，分部訓練，輪流禦敵；同時修築青澗城和鄜城，作為軍事基地，節省邊境開支。仁宗詔命這支軍隊為康定軍。[91-93]
康定二年（1041年）正月[94]，仁宗詔命陝西各路討伐西夏，範仲淹上疏，建議加強邊防守備，固守酈延，以軍威恩信招納西羌歸附（時羌族為元昊向導，為其所用），徐圖西夏，仁宗采納。範仲淹又奏請修築承平、永平等要塞，把十二座舊要塞改建為城，以使流亡百姓和羌族回歸。[95-96]
二月，元昊進兵渭州（今甘肅平涼），仁宗批準夏竦反攻計劃，韓琦命尹洙謁見範仲淹，聯絡同時發兵。範仲淹認為反攻時機尚未成熟，堅持不從。韓琦派環慶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擊，西夏軍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追至西夏境六盤山麓，於好水川遇伏被圍，任福等十六名將領陣亡，折兵萬餘（好水川之戰）。[97]四月，仁宗降夏竦為豪州通判，範仲淹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職責不變。[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