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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便是典型的大魚吃魚魚吃蝦米的資本市場，有些業務能力較好的在這艘金融巨輪的壓迫下，也不得不主動加盟。不知不覺之間，中華實業銀行居然把大清國的牆角給撬了，在兩江地區，華幣取代了銀票成為流通貨幣。
而大清國法定貨幣實際上是山西銀票，自明末山西商人便開始與滿清政府合作，私售武器糧食給滿清八旗，其後滿清入關，山西銀票票號開到了全國各地，朝廷為山西票號擔保，山西票號的銀票成為了金融和穩定的象征。
山西票號最輝煌的時期，便是喬致庸生活的十八世紀，恰逢鴉片戰爭前後，喬致庸以秀才之功名棄文從商，在國將不國的年代之中，改革山西票號，使得山西票號從最原始的儲蓄功能展成為一種貼近與後世的金融機構，通過支持清廷剿滅太平國運動，進一步加強了與朝廷的共生合作關係，隨後又實時更新票號產業，拓展業務。喬致庸本人則結交權貴，上至皇親貴族老佛爺，下至販夫走卒吏戶，八方疏通四方結交，八國聯軍進京師的時候，慈禧西逃，喬致庸將慈禧光緒一行人接到喬家大院居住，並且主動借給朝廷四十萬兩銀子用作西逃時生活開銷，故而無論誰做山西巡撫，必先拜訪喬致庸，結交喬家。
山西票號在喬致庸的經營之下，在庚子年後又承擔了全國的稅款任務，變相地成為了大清國的國家銀行，清政府無論如何也要保住山西票號在中國金融業的統治地位。然而最輝煌的時候，往往便是最危險的時候，喬致庸死後，山西票號隨著清政府的公信力下降，也漸漸退去了昔日的輝煌。最終它隨著清政府的倒台，民國政府的成立，而退出曆史舞台。不過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山西票號倒下，卻走出了不少金融人才，山西太穀縣出生的民國財政部長孔祥熙，通過金融改革建設了中國銀行體係，加大了國家對資本市場的控製，最終成為了國民政府的財神爺，也稱為了後世民國最有錢的人。
雖然山西票號在此時雖然日暮西山，卻遠遠沒有能夠讓王永安一推就倒的道理，隻是由於橡膠股災，導致票號和銀票在江南地區通行困難。反而麵值的華幣因為麵值，防偽能力較強，通行方便，易於攜帶，將銀票擠出了江南地區。
銀票更加方便於進行大麵額金融交易，而華幣不但方便大麵額金融交易，還方便麵額金融，由於銀行資金充足，百姓對華幣非常放心。漸漸地，普通百姓也開始有意使用起華幣，尤其是一些商販們，他們對彙率比較浮動的銅錢又愛又恨，有了相對來更加穩定的華幣，商販們也學聰明了。
隨後張牟群則將華幣向非員工的普通百姓開放，卻沒想到，這一開放，宛如黃河泛濫一不可收拾。讓王永安措手不及的是百姓們甚至排隊兌換華幣，隻過了七時間，中華實業銀行吸儲高達兩千萬兩白銀，江南江北兩地銅錢與華幣同用，甚至市麵上一時之間沒有銀子流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