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AI情感朗讀功能。歡迎大家點擊體驗！
{��6vH一
評說一個地方，最好的位置是站在門檻上，一隻腳踏在裏邊，一隻腳踏在外邊。倘若兩隻腳都在外邊，隔著牆說三道四，難免信口胡說；倘若兩隻腳都在裏邊，往往身陷其中，既不能看到全貌，也不能道出個中的要害。用個現代詞兒說，便是要有一個距離感。
我來說天津，距離正好。我出生在天津，卻不是天津人。天津非我之故鄉。父親四歲時隨爺爺離開世代生息的寧波，來津務商。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天津是中國的一塊大磁石，把天南地北的人往這塊忽然走紅的土地上吸。那時，東北人和山東人進天津，好比八十年代初內陸人進香港。大街上常見那種張著嘴抬頭看洋樓的外省人。而中國的西洋景也都集中在上海和天津。至於北京的可憐一點兒的洋人隻能在東交民巷裏才能見到。有洋人的地方必定洋氣，可是上海和天津“洋”得不同，這我在後邊會慢慢道來。此處要說，近百年中國的大城市都是“中西碰撞”給撞出來的。再說句笑話，近代中國的大城市都是由外國“進口”的。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機會多。這一來，處處商機的大天津就把我們善於盤算的寧波人招引來了。寧波人說話繞嘴咬舌，聽起來像鳥叫，但天津人很少拿說話使勁又費勁的寧波人開心找樂。曆史上天津是移民城市。即使是明代永樂三年建城之前，天津也隻有地上的泥土疙瘩不是外來的，隻要是活的東西——比方海河裏的水，也是從南邊、西邊和北邊遠遠流進來的。這是說天津人對天下新鮮的事看多了，不單眼睛，連耳朵都見過世麵，早早聽慣了南來北往帶來的奇腔怪調的鄉音。
可是，我卻不會說寧波話。小時候也不會說天津話。我生在天津的法租界，在英租界長大。租界裏的學校推廣國語（即普通話），人們以講國語為榮，避諱說又土又侉的天津話。父輩們也隻是當同鄉來訪時，才操起寧波話嘰嘰呱呱說上一陣，平日在家還是講國語。其實最不會講國語的是北京人，外省人常常誤以為北京人說的是國語，其實他們說的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土話。在租界這種語言環境裏，我自然講的是標準的國語。而且那時，講國語的租界和說天津話的老城那邊儼然是互不往來的兩個世界。由於老城修城在前，租界開發在後，而且在地勢上老城高而租界低。俗稱老城那邊是“上邊”，租界一帶是“下邊”。我們“下邊”的孩子一般是不準到“上邊”去玩的。但後來長大，在社會上連滾帶爬，為了謀生常常到“上邊”去，漸漸就能說一口挺純正的天津話了。這樣，我便和整個天津渾然一體，否則我還隻能算半個天津人。
這裏要說，過去曾經有兩個天津，一個是說天津話的天津，一個是不說天津話的天津。這你可得記住了！
二
但是，世人印象中的“天津人”有個很大的誤會。一提天津人，好像就是那種說著天津話的市井粗人，橫著走路的混混兒，心直口快的愣漢子，熱心眼的傻大姑，做小買賣的市井油子，販鹽的大老爺，以及成群成夥的老少爺們。朋友們對我說，這正是你那些鄉土小說的文化導向“導”出來的問題，誰叫你不寫租界生活的小說呢！我聽了笑而不答，不爭不辯，趕到機會再說。
可誰想到這誤會還一直牽涉曹禺的《日出》和《雷雨》。曹禺這兩出戲寫的全是天津的租界生活，當下卻常常被人誤認為寫的是上海。奇怪的是，連現在的天津人也很難把曹禺筆下那些生活場景和自己的城市聯係起來。難道那隻是一種曾經的很孤立的上層生活嗎？為什麼被當作上海的過去就無人置疑呢？可是我兒時的世界正是那個樣子，戲裏的人物都在我周圍。前五年，在哈佛大學任教的李歐梵來天津看我。他說他正在研究二十世紀初至四十年代上海的出版物。當我把我收藏的這一時代上海和天津的刊物鋪了一桌給他看，幾乎叫他驚喜得昏厥過去。尤其他翻著天津出版的《北洋畫報》《玫瑰畫報》《美麗畫報》《新天津畫報》《星期六畫報》等，他陶醉般地眯著雙眼，顯然他給那時代特有的形態與魅力攫住了。《北洋畫報》上還有我母親二十來歲時的照片呢！他來回掀動著1928年出版的專門介紹好萊塢和歐洲電影的《天津華北畫報》，居然大惑不解地問我：“天津怎麼也有這些東西？”看來對天津的無知是“世界性”的。
晚飯後我陪他在租界的別墅區——五大道上散步。在大理道上看小樓，講給他這些樓中昔日的驚心動魄的故事，以及小樓的主人們種種奇異的甚至匪夷所思的個性。房子對它主人的秘密向來守口如瓶。可是，當曆史走過這一大片千姿萬態的舊居之後，是誰把那斑斕的生活無情地緊鎖起來了？
這位自以為對三十年代的中國無所不知的大學者，聽我講述這個“巨大的昨天”時，卻如聞異國的神話。
天津租界在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
九個國家（英、法、德、美、日、意、俄、奧、比）分別劃地為界，各有各的政府辦事機構、教會、醫院、郵局、軍隊和兵營，這些行政和公用性的建築看上去全是原汁原味各自國家的風格。曾經出入其間的人物都是金發碧眼、穿緊身衣的世紀初的洋人們。但在這些租界裏蓋樓居住的人就不同了，更多則是有錢或有地位的中國人。那時中國的社會動亂，朝不保夕，唯有洋人的地盤上才有安全感。當然還有另一層緣故，便是進口的洋樓要比本地造的大瓦房舒適多了。各國租界中，隻有意大利人建房有嚴格規劃，連民居也多采用純正的意大利式。至今海河東岸圍繞著馬可?波羅廣場的那一大片屋頂上豎立著方形涼亭的白色小樓，依然洋溢著連意大利人也望之銷魂的風情。這種建在海外的係統化的意大利建築，全世界也隻有在天津可以看到。梁啟超的飲冰室就是蓋在意大利租界內的一座優美的意大利文藝複興風格的兩層小樓。
租界內最大的住宅區在英租界。別墅式、公寓式和裏弄式住宅交融一起，好像把倫敦切下一大塊放在這裏。但英國人對中國人蓋房沒有風格上的限製。住宅的主人就全憑著各自的愛好，各行其是，隨心所欲地發揮。他們隻要高興便把一棵科林森式的石柱放在陽台上，或者在德國曼塞爾式的屋頂掏幾個奇形怪狀、饒有風趣的老虎窗。大太監張蘭德的寓所，幹脆就把古典“四合套”嵌入洋樓的腹內。各種舶來的建築樣式放在一起，好像自助餐，喜歡什麼用什麼，花團錦簇地堆在一起。它們絕不拘泥於希臘羅馬以來各種建築樣式的規範，而是把它們拆成零件，另起爐灶，按照自己的洋樓概念去製造“洋樓”。於是，這一大片上千幢的小洋樓便成了千奇百怪的創造。然而現在看來，這種文化上混雜無序的奇思不亞於奧地利的現代建築師百水在維也納蓋的那片“怪樓”。近年來，我在組織攝影家對這一建築文化進行考察性拍攝時，單是不同形狀的窗子就拍攝到數千個！中西文化碰撞時代所顯示的狂熱、激情與創造力，真是令人驚異！我二十五歲以前在這一地區住過三所不同的房子。建築基調差不多都是三十年代流行的摩登主義風格，但是三座房子的窗子絕不相同。每當我回憶起那不同階段的人生經曆，總會浮現出那三種不同窗子奇特又深刻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