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赫留多夫為卡秋莎上訴，四處奔波，曆盡艱難，但是上訴最終失敗了。法庭宣布瑪斯洛娃一案維持原判。於是在炎熱的7月，涅赫留多夫跟著卡秋莎一行苦役犯一同上路。在赴西伯利亞這條漫長的路途中，卡秋莎認識了政治犯西蒙鬆。西蒙鬆對她非常尊重和體貼。在西蒙鬆和政治犯們的啟發和幫助下，在涅赫留多夫的長期悉心關照下，卡秋莎終於卸下了一切精神枷鎖，複活了。她沒有與涅赫留多夫結婚，而最後與西蒙鬆結合。涅赫留多夫雖然心裏有些不快，因為這畢竟多少有損於自尊，但是，同樣複活了的涅赫留多夫也表示尊重卡秋莎的決定，並為她有這樣的結果和有這樣一個保護人而感到寬慰。
列寧在分析托爾斯泰的創作時正確指出：托爾斯泰拋棄了貴族“階層的一切傳統觀點，他在自己的後期作品裏，對現存一切國家製度、教會製度、社會製度和經濟製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而這些製度所賴以建立的基礎，就是對群眾的奴役，就是群眾的貧困化，就是農民以至所有小業主的破產，就是從上到下充斥整個現代生活的暴力和偽善”。（《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卷第40頁）
托爾斯泰在《複活》中以巨大的藝術力量和道義力量鞭笞了統治階級，徹底撕下了專製製度的一切假麵具，揭露了政府和教會的偽善，批判和否定了土地私有製，傳達了千百萬農民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者的呼聲。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列寧稱他的作品是“俄國革命的鏡子”。（《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卷第181頁）
《複活》在開頭和結尾都大量摘錄了《聖經》的章節，在描寫涅赫留多夫和卡秋莎的“複活”過程中，也積極宣傳了他的那套“精神的人”和“動物的人”的鬥爭、“道德自我完善”、“不抗惡”等托爾斯泰主義，這無疑反映了作家的思想矛盾和世界觀的局限性：一方麵他是最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對沙皇專製製度進行了最有力的揭露和批判，與自己出身的貴族階級作了最徹底的決裂；與此同時，他又為不能替這個病態社會開出一張正確藥方、為俄羅斯找到一條真正的出路而苦惱。最後他仍不得不求助於他所厭惡的宗教。結尾中涅赫留多夫手捧福音書，在《聖經》裏領悟了生活，並“開始了全新的生活”。而這一生活的新時期“將如何結束”？作者隻好說：“那就得看將來了。”其實，在當時的條件下，一位作家，哪怕是有傾向的作家，並不一定要為社會“開藥方”、“指出路”。誠如恩格斯所說的，一部作品隻要“通過對現實關係的真實描寫，來打破關於這些關係的流行的傳統幻想，動搖資產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不可避免地引起對於現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懷疑，那麼，即使作者沒有直接提出任何解決辦法……這部小說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673—674頁）《複活》之所以能成為“世界文學中的第一流作品”，之所以不朽，正在於它“真實描寫”了現實關係，動搖了資產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引起了對現存製度的永恒性的懷疑。
李輝凡
20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