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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點，莊子拒絕的若不是楚大夫而是秦皇帝，恐怕就不能像d氏那樣在亞曆山大大帝離開後繼續舒舒服服曬太陽了。
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十一、力作
王漁洋《池北偶談》有一則雲：
唐宋詩人，以桃花源為題，寫《桃源行》的不少，傳誦最廣的，要推王維、韓愈、王安石三家。
讀韓愈的“大蛇中斷喪前王，群馬南渡開新主”，讀王安石的“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為晉”，覺得筆力都很雄健，意思也好。但作者總像在發大力拉強弓，氣勢雖足，總難免有點麵紅氣喘。
而讀王維的詩，從“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古津”，直到“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卻如行雲流水，自由自在，美不勝收。盛唐手筆，真不可及。
盛唐是唐詩的全盛期，王維又是盛唐的頂尖高手，但桃源詩是不是隻有王維的最好，漁洋所雲亦未必是定論。不過他不頂佩服“用盡平生氣力”做出來的東西（尤其是詩），卻有幾分道理。
苦吟詩人有自稱“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也夠苦了。但我想這苦應該是胸臆之苦，感遇之苦。推敲斟酌，當然要付出心血，但探得驪珠，創作的苦也就成為樂了。這得靠分、悟性和興會，光憑努力使勁沒有用。
平時恭維好的作品，稱之為“力作”，這對詩和散文，也許值得考慮。“文章本成，妙手偶得之”，當然很不容易，非“力作”便能做到的。
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十二、英公
據劉《隋唐嘉話》介紹，唐朝的開國元勳李，封為英國公後，曾經用幾句話概括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十分形象生動。
我十二三歲便成了流氓當土匪，無所不為，見人就殺。十四五歲已經人見人怕，成了最凶惡的匪徒，瞧著誰不順眼，沒有不殺掉的。十七八歲想打下，開始學著做好強盜，上陣打仗才殺人。二十歲當了大將，領兵作戰，的就是為著救老百姓了。
李史稱“英公”，其實本姓徐，名懋功，《隋唐演義》裏寫成徐茂公，程咬金喊他做“牛鼻子”，仿佛是智多星那樣動口不動手的“軍師”一流。其實不然，他乃是從殺人不眨眼，在千軍萬馬中格殺出來的。後來當過“行軍大總管”即總指揮，建國後做到“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等於副首相，終於出將入相了。而他並不諱言自己“無賴賊”的出身，此其所以難得，亦英雄本色也。
造反都以社會底層為骨幹，流氓土匪出自下流，屬於“基本群眾”；普通老百姓被裹脅或自動參加進來，至少也要帶點匪氣，才能舍命不怕死。總要到看得見造反的前途，才會學做“好強盜”，最後喊出“吊民伐罪”之類革命口號來。曆史本是一部相斫書，真相就是如此，不過史官們沒有也不敢像英公這樣坦白出來就是了。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十三、求乞
趙翼《簷曝雜記》有一則雲：
鬆江有一戶宰相人家，兩三代後家道中落，孫少爺竟到了求乞的地步。有次在外麵乞得的米稍多，自己拿不動，隻好雇個苦力來背，又嫌他走得慢，對他：
“我是相府子弟，下不得力也難怪；你是賣勞動力的，為什麼也搬不動呢？”那苦力答道：
“我家爺爺也是位尚書大人啊。”
這件事是董蒼水親口告訴趙翼的。趙翼就這樣記下來了。
宰相等於內閣總理，尚書則是正部長，而第三代即有行乞當苦力的。趙翼死於嘉慶十九年（1814年），上溯三世正是康雍盛世，可見承平時亦是如此。
中國古代社會號稱“超穩定”，看來不完全是因為沒有出福祿泰爾、孟德斯鳩，部分也由於它能夠自我調節。尚書的孫子可能成為苦力，則苦力的孫子亦可能成為尚書，俗話“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就是這個意思。如果河東永遠是河東，河西永遠是河西，秦一世之後一直傳到秦十世，秦百世，矛盾積累到最後總潰決，洪水齊，便會衝毀不合理的世界來重造了。
趙翼號甌北，即“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的作者，為著名學者和詩人。他特別寫出事情是誰告訴他的，必是事實。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十四、洗馬
張岱為晚明大作家，其《快園道古》多記名人逸事，有雲：
明朝中央設詹事府，官名太子司經，別稱“洗馬”。楊文懿公守陳有此頭銜，某次住在驛站，驛丞即招待所長，見其全無一點派頭，自稱洗馬，以為是管宮中洗馬匹的，和自己一樣隻是個“起碼幹部”，便問他：“你負責洗馬，一要洗多少匹馬？”楊公懶得多話，隨口答道：
“這沒有一定的，勤快就多洗，懶就少洗。”
這時忽然來了通知，有位禦史老爺要來住，所長即叫楊公騰房。楊公：“等老爺來了我就騰。”
老爺一來，見了楊公，納頭便拜。所長這才慌了神，連忙跪下請罪，楊公一笑置之。
難怪招待所長級別雖低，也需經過挑選，除了圖自己使用方便以外，怕他看錯人也是必要的考慮。即如這一回，楊公若無一點氣量和幽默感，招待所長和地方主官豈不都會大大倒黴。若如報載的某市市長住賓館，沒給開總統套房便大發雷霆，則更加不得了了。
人分三六九等，今古皆然。負責洗馬的官，禦史老爺來了便得騰房，誰都不認為有什麼不對。常見人名片上加括弧印出“享受副局級待遇”什麼的，雖然好笑，亦能理解也。
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十五、聽音
《戰國策》中有許多有意思的故事，《魏一》有雲：
田子方有次在魏文侯宮中陪文侯喝酒，旁邊奏起了音樂。文侯聽著，道：“這編鍾的音沒有調準呢，左邊的偏高，聽起來不和諧呀。”
田子方沒有答話，隻冷冷一笑。
“你為什麼發笑啊？”文侯問道。
“我聽，賢明的君主專心政事，不賢的君主才專心娛樂。現在您這樣會聽音，政治方麵的意見，我怕您就聽不進去了。”田子方。
“得好啊，”文侯道：“我謝謝你的提醒。”
好聲色乃人情之常，但君主並非常人，他掌握了非常的權力，也就是負擔了非常的責任。若是他認真負起了對社稷安寧人民福利的責任，大概不會有宋徽宗、李後主那麼多精力來鑽研藝術；若是他隻利用特權來追求聲色之樂，放棄自己的責任，個人也許能博得“多才多藝”的名聲，北宋南唐末世的老百姓就慘了。
如果並無趙佶、李煜之才藝，卻偏要作“藝術秀”，耍“人來瘋”，那就連徽宗、後主都不如，更難比魏文侯。在這樣的庸君或昏君統治下，當然不會出現田子方。
這位對魏文侯進行諷諫的田子方，為戰國時賢人，楊惲《報孫會宗書》中稱他“然有節概，知去就之分”，評價很高。
二○○二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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