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名，總是一見或一聽便知是男是女。倒是在“嚴男女之大防”的古代中國，偏有男人取女人的名字。害得拍荊軻刺秦王的影視片，得找個老太太來演徐夫人。拍成片子後，知道司馬遷所寫煉“見血封喉匕首”的那位原是男人，又忙不迭給徐夫人改姓。
周作人初上文壇，取筆名萍雲女士、碧蘿女士，不知外國作家有無同例。這是青年期性心理的一種反應，恐怕不算冤枉了他。
二○○五年一月七日
四十一、刻書匠人工價
《唐居筆記》中的文化史料如：
南京刻書匠人工價，是每萬字三十三元（木板在內），字則不分大。這是民國十三四年的情形。
上海有位從北京來的刻書匠人，影刻宋板書每百字要銀洋一圓七角。雖板片同樣不另收費，萬字須付一百七十圓，比南京普通刻工要貴上五倍多，可稱高價。
木刻線裝書現在都成了“古籍”，拍賣會上起碼幾百元一冊。其實民國十三四年去今不到八十年，那時花一百多圓（也就合人民幣七八千元，最多一萬元吧），便可刻成一卷詩文（木刻線裝通常兩三萬字一卷），刷出百十部來請教了。板片存在那裏，隨時刷印，多少不拘，花錢更少。
報載浙西某地山村，至今還有手工刻印的作坊，多為家族經營，承印的大部分是家譜，卻不知道他們工價如何算法。如果不按影刻宋版要價，倒真想去那裏刻印一卷周作人的《兒童雜事詩》。
二○○五年一月十四日
四十二、康有為刁半夜
《康居筆記》還記了不少名人佚事，如：
光緒二十四年的幹支是戊戌，也就是“戊戌變法”的那一年，我在京城結識了康有為。他那時活動頻繁，常常晚上還驅車四處拜訪，車後帶著一套鋪蓋。到了沒設客房的人家，談到夜深疲困時，他便打開鋪蓋，就地休息。
宋人陳師道在《後山集·叢談》中講過“刁半夜”的故事，是有位姓刁的學士，極喜交遊，每到人家，談論到了半夜還不肯告辭，因此得到這個綽號。戊戌當年的康有為，簡直又是一個“刁半夜”。
陳師道“閉門覓句”，詩做得好，搞政治卻非所長。他筆下的“刁半夜”，亦不過文士喜交遊，一個夜遊神罷了。而康有為卻以政治活動為專業，戊戌年組織入京會試的各省舉人“公車上書”，“訪客常至夜深”是為了串聯發動大家搞維新變法，是為了救中國。徐珂將康、刁二人相比，實在不倫。不過他這是出自親見親聞的記載，對於研究康有為還是有價值的。
二○○五年二月四日
四十三、題匾宜用成語
匾，又稱匾額，在古建築上是常見的。《冷廬雜識》卷二有一條“匾用成語”，乾隆年間京城關帝廟掛匾，某親王府供養的一位文人，原是江蘇的貢生，所擬匾額上的題語是：“子重英豪。”這正合乾隆皇帝想用關羽取代嶽飛當“武聖”的“聖意”，結果被賞給六品官銜，比得上新科狀元例授翰林院修撰的品級了。《冷樓雜識》接下去道：
又如倉頡廟題“始製文字”，盤古廟題“人之初”，引用成語皆切當。
現在知道倉頡、盤古都是傳人物，“關公”的事跡也大半是家言，當不得真，但這些“匾用成語”確實不賴。
匾額和對聯一樣，都是漢字獨有的表現形式，做得好也算得上好文字、好文章。我所見者，新的如自貢恐龍博物館門首之“祖龍居”，舊的如蘇州清代帶頭罷工被殺的顧姓機匠墓額之“義無反顧”，都可以加圈，也都是用的成語。而長沙最近在湘江邊建“杜甫江閣”，隻因為杜甫在長沙（潭州）做過《江閣臥病??》、《江閣對雨??》等詩作，便要定名掛匾，稱為“江閣”。此正如某人寫過一本《山居品》，便在他家大門上署額“山居”，豈非笑話。硬把普通名詞當作專名，還想讓它永遠充當城市的標誌，隻能謂之不通，不足充亮點適足成汙點矣。
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四十四、佟國舅講文藝
《嘯亭雜錄》作者昭梿，嘉慶中襲爵禮親王，為清朝十位世襲罔替的“鐵帽子王”之一。所記貴族世家故事，出於親見親聞，與轉抄稗販之不同，頗能見微知著，如卷七之記佟國舅。
佟國舅大名佟國維，為寫康熙戲中必會出場的角色。他既是皇帝的舅舅，又是皇後的爸爸，曆任領侍衛內大臣、議政大臣，位高權重。《嘯亭雜錄》卻他：
不以攬權為要，暇時惟邀學士講文藝以為樂。
“講文藝”是如何講的呢？《左傳》記齊桓公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稍微讀過點古書的人，大概都讀過這篇文章，都會懂得“風馬牛”的意思，佟國舅卻是這樣講的：
左丘明之文果神妙，世間有瘋馬牛共馳之，焉能相及也。
於是“人皆捧腹”了，自然也隻能偷著樂，當了麵誰都不敢。
明明大權獨攬，偏裝出“不以攬權為要”的樣子。還要找一班“學士”來幫閑湊趣，以顯示自己不僅“善於領導”，還很會“講文藝”。可惜一遇“風馬牛”，不學無術就原形畢露，徒供國人訕笑，雖然深居王府聽不見笑罵聲，但被昭梿寫在書上，流傳後世，亦可哀矣。
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四十五、該死的張鳳陽
康熙前期，正黃旗的索額圖、明珠二相掌權，《嘯亭雜錄》述時諺雲：
要做官，問索三（索額圖）；
要講情，問老明（明珠）；
其任之暫且長，問張鳳陽。
張鳳陽是誰呢？原來隻是禮親王府一名包衣也就是家奴，其權勢卻可與索、明二相相提並論，可謂奇矣。
《雜錄》所記張鳳陽飛揚跋扈的事例，如某次他閑坐城門口，適逢某省撫台入京，衛隊呼其起立，他生氣了，“什麼*官，對我耍威風。”不到一個月，這位撫台就被參了。
張鳳陽“交結戚裏言路，專擅六部權勢”，達官貴人都怕得罪他。“納蘭太傅（即明珠）、高江村（大名人高士奇）等款待賓客，鳳陽裼裘露頂，忝踞上位”，簡直躋身最上層，眾皆側目。
勢力越大越得意忘形，弄到後來，張鳳陽居然欺到自家主人即禮親王親家的頭上，這才闖下大禍，送掉了自己一條命。作者述雲：
先外祖董鄂公見罪於鳳陽，鳳陽即率其徒入外祖家，拆毀堂廡。外祖公奔告（先）王，王燕見仁皇帝（康熙）時，遂免冠奏。上曰：“汝家人，可自治之。”王歸，呼鳳陽至，立斃杖下。未逾時而孝惠章皇後之懿旨至，命免鳳陽罪，已無及矣，都人大悅。
皇上剛批準懲治，皇太後隨即就頒旨赦免，其本領可謂“通”，而終不免“立斃杖下”。可見豪奴不管多豪，仍然是奴，在社會上橫行也許嘸啥，若不心得罪了主人，那就真正該死了。
二○○五年四月一日
四十六、清初的流行色
幾年前見有期刊名叫“流行色”，覺得新鮮。其實自從人們開始講究穿著以來，各個時期都有各個時期的流行色，不過當時未必那麼叫，後來未必人人都知道。
《嘯亭續錄》卷三有一則談清初服飾沿革雲：
色料初尚藍，乾隆中尚玫瑰紫，末年福文襄王（福康安）好著深絳色，人爭效之，謂之“福色”。近年尚泥金色，又尚淺灰色，夏日紗服皆尚棕色，無貴賤皆服之。褻服初尚白色，近日尚玉色。又有油綠色，國初皆衣之……純皇帝（乾隆）惡其黯然近青色，禁之，近世無知者矣。
這裏看出兩個問題，一是名人能引起流行，二是政治也能影響流行。但是流行時尚畢竟屬於人們的日常生活，是一種社會現象；政治則隻能影響於一時，並不能夠長久。《續錄》卷四中另一條便到，近年優伶衣服又流行油綠色，“褻衣無不用之”了。
流行的趨向，本來是從娼優藝人到姐少爺，再到太太老爺。優伶們“無不用之”，士大夫自會習而效之，於是乾隆時禁止，嘉慶時又綠了起來。社會習俗和群眾心理的力量，的確要比統治者個人意誌大得多。
古時行繁瑣的“禮製”，什麼品級著什麼顏色，都有嚴格的規定。這也是一種政治措施，違背了普遍的人性。正如一九四九年以後全國一片灰，一九六六年以後全國一片綠一樣，其不能長久也是必然的。
二○○五年四月八日
四十七、朱瓣香寫聲音
古人寫聲音，要算“大塊噫氣”寫得最好，《秋聲賦》不怎麼樣，倒是舒白香《遊山日記》嘉慶九年七月廿八日所記的簡潔而有情趣：
又作。此山不聞風聲日蓋少。泉聲則雨霽便止，不易得。晝間蟬聲，鬆聲，遠林際畫眉聲。朝暮則老僧梵唄聲和吾書聲。比來靜夜風止，則惟聞蟋蟀聲耳。
陸定甫《冷廬雜識》卷四有一則，介紹山陰朱瓣香，嚐於秋夜枕上戲詠“聲”字，用獨木橋體（即每句末字相同）作《醉太平》詞十二解，謂其“殊有別情”。我也很欣賞，茲抄錄如下（每解以∥分開）：
高槐怒聲，修篁恨聲，蕭騷葉墮階聲，破窗兒紙聲。∥沉沉鼓聲，寥寥磐聲，樓橫笛聲，接長街柝聲。∥鄰犬吠聲，池魚躍聲，啾啾獨鳥棲聲，竹籠鵝鴨聲。∥蟲娘絡聲，狸奴趕聲，牆根蟋蟀吟聲，又空梁鼠聲。∥重門喚聲，層樓應聲，村夫被酒歸聲，聽雙扉闔聲。∥蘭窗剪聲，芸窗讀聲，孀閨少婦吞聲，雜兒啼乳聲。∥喁喁昵聲，喃喃夢聲，咿唔女嬌聲，有耶娘惜聲。∥盤珠算聲，機絲織聲，鬆風隱隱濤聲，是茶爐沸聲。∥風鳴瓦聲，人離座聲，門盤叩響連聲，想殘煙管聲。∥床鉤觸聲，窗環蕩聲，簷前玉馬飛聲，似丁當珮聲。∥空堂颯聲，虛廊聲，花陰濕土蟲聲，作爬沙蟹聲。∥遙聲近聲，長聲短聲，孤衾捱到雞聲，盼晨鍾寺聲。
活在城市裏，日為噪聲苦。這一十二節《醉太平》詞，一口氣寫了四十八種聲音，給人的感覺卻是清冷和蕭寂，古今的生活真是大不相同了。
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多顧鐵卿“恃才華縱情聲色”，所著《桐橋倚棹錄》卻和《板橋雜記》一類專記聲色者不同，其“塚墓”部分著力介紹的也不是真娘、徐蘭等名妓的“舊埋香處”，而是明末在蘇州帶頭鬧事被殺掉的“五人之墓”。
“墓在山塘，墓基即‘普惠生祠’，毛一鷺所建以媚璫者。”山塘為蘇州勝地，毛一鷺是捕殺五人的蘇州巡撫，“璫”則指太監魏忠賢。明朝啟年間，魏忠賢擅權，大肆誅逐忠良，毛一鷺即其黨羽。六年初，魏派特務來蘇州，逮捕已罷官回家卻“有德於鄉”的周順昌。蘇人大憤，“不期而集者數萬，鹹執香為周請命。”和平請願受到武力威嚇，激化成暴力衝突，一名特務被當場打死，毛一鷺狼狽躲入茅廁才免遭群毆。旋即捕殺“倡亂者”五人，都是“人皆得以隸使之”的下層群眾。五人則自雲“我等好義，非為亂也”，“意氣揚揚，談笑以死”。
魏忠賢輩殘酷殺害“好義”而“非為亂”的五人，在廣大市民和士大夫中喪盡了人心，正好助長了李自成張獻忠們“為亂”。五人被斬首，當時便有人“哀之，捐金得首，合其屍斂葬”。兩年後啟皇帝一死，魏忠賢完蛋，生祠被拆掉成了五人的新墓址。此處後人題詠極多，《桐橋倚棹錄》所載蔣士銓、舒位、趙翼諸詩都寫得不錯，但我覺得頂好的還是李福的這幾句：
五人奮臂呼，萬人並力赴，擊死緹騎走一鷺。
人生快意亦自足，延頸怡然就顯戮。
今日英魂同聚處，曩時普惠生祠屋。
虎丘塘，七裏長。
花市叢中三尺土，五人名姓千秋香。
今人寫文章，多把蘇州人寫成軟語吳儂，名勝則隻講園林勝景，“五人之墓”早被冷落，連《古文觀止》壓卷的《五人墓碑記》也沒再選讀了。
二○○五年七月二十日
四十九、最老的老童生
光緒乙巳（一九〇五）年停止科舉考試，興辦新式學校，至今已一百周年。一百年前，讀書人想做官出名，隻有走科舉考試一條路，從秀才、舉人、進士一級級考上去。考取秀才叫進學（進縣學讀書），本該十幾歲的童子們去考，故稱童生。周作人十四歲（光緒戊戌）初應縣試，全縣應考童生五百多，秀才定額隻取四十名，他列第四百八十四名。後來他在《知堂回想錄》中寫道：“即使每年不增加來考的人，隻就這些人中拔取，待到自己進學，也已是十多年以後了。”而事實上來考的人必定一年比一年多，考不取的童生便會越考越老，成為老童生。
《儒林外史》中周學道問範進多少年紀，範進道：“童生冊上寫的是三十歲，童生實年五十四歲。”周學道道：“你考過多少回數了？”範進道：“童生二十歲應考，到今考過二十餘次。”過去總以為這是藝術誇張。近閱戴延年《吳語》：
吳縣曹宗楷入泮，年已七十八，刻卷首自篆印曰，“六十年前十八郎”，人傳以為佳話。
這佳話其實夠辛酸的，因為他進學時比範進還大了二十四歲。而商衍鎏著《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中所述：
廣東三水縣人陸雲從，入學時已百歲。
此人百歲入學，九十九歲時的身份還是童生，比曹宗楷還年長二十二歲，比範進則整整大了四十五歲，可算是最老的老童生了。
常聽到對“應試教育”的批評，其實這不大能夠怪當今，因為中國讀書人本就有“應試”的傳統，是不怕考的，有書為證。可以不算，商衍鎏卻是停止科舉前最後一科的探花，後又留學日本法政大學，民國時期應聘到德國漢堡大學教授過漢文，新中國成立後還當過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他來“述錄”科舉考試，乃是真正的權威，應該可信。
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五十、關於陽春白雪
《思益堂日劄》卷五雲，“事有古人誤用，後人承用之而不覺者”，舉“陽春白雪”為例。原來《新序》中宋玉對楚王的是：
陽陵采薇，和者數百人；陽春白雪，和者數十人；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和者不過數人；曲彌高，和彌寡。
這裏曲高和寡的，明明是“引商刻角流徵之音”。《後漢書·黃瓊傳》卻偏要，“陽春之曲，和者必寡”，從此後人便把“陽春白雪”作為曲高和寡的代表。
宋玉的話，《楚辭》所述，比《新序》還多出了一個“下裏巴人”，據一唱此曲，“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接下來才是陽阿薤露（陽陵采薇）和者數百，陽春白雪和者數十，引商刻羽（角）雜以流徵，則“不過數人而已”。這一頭一尾，便是通俗流行與曲高和寡兩個極端。“陽春白雪”處在其中，雖比不上“下裏巴人”數千人那樣熱鬧，卻也不如“引商刻羽（角）流徵之音”數人那樣冷清。
問題就出在《後漢書》作者誤用“陽春白雪”代替了“引商刻羽（角）流徵之音”，本來前者的“和者”也就是知音比後者多十倍，要比“曲高和寡”是無論如何比不上後者的。無奈謬誤一經群眾接受，便會牢不可破。唐宋元明清一路下來，讀書人都跟著這麼。讀過《楚辭》和《新序》的人，也懶得拿起書來查一查，對一對，想一想。尤其是延安文藝座談會開過以後，“現在是‘陽春白雪’和‘下裏巴人’統一的問題”成為共識，全民皆知，連權威的《漢語大詞典》也，“陽春白雪喻指高深典雅、不夠通俗易懂的文藝作品”了。
伊文思教授在《荒唐思想的自然史》一書中寫道：“世上沒有比謬誤更強有力的東西了。”旨哉言乎。
二○○五年九月七日
五十一、不在不通之列
一個人“不通”，很不客氣了。汪中評騭時人，稱其“不在不通之列”，似乎更不客氣。但他又，“讀書十年，可望不通”。楊鈞《草堂之靈》引此語後，接著王先謙輩看書五年，自稱無一不通，實在無一可通，舉其補注《漢書》為例，曰：
讀《漢書》遇不可解處，偶翻王先謙《漢書補注》，彼亦茫然；所可解者，彼亦明晰。補注之功，究在何處？
讀書“遇不可解處”，盡力求解仍不得解，即是汪中所的“不通”。此種境界亦不易達到，汪氏便費了十年以上的工夫。而求解之一法，便是多看前人注釋。但如果我能解者“彼亦明晰”，我不解者“彼亦茫然”，這種注釋便不能幫我求“通”，隻能使我繼續處於“不在不通之列”的地位。那麼，做這種注釋的人，實際上恐怕也比我高明得不多，頂多能夠把六字考語的頭一個“不”字去掉。
《草堂之靈》所指出《漢書補注》的毛病，看近二十年來的注釋本，是更加多，也更“兒科”了。短文不能長，隻舉一句為例：
時道光三十年正月既望，甫識於漢皋孫氏枕流漱石之館。
這短短一句出了六條注，“道光三十年”、“正月既望”、“甫”、“識”、“漢皋”、“枕流漱石”等人盡可解的（最多一查工具書便可解，如道光三十年之為公元一八五〇年），都不厭其詳“明晰”地注出來了；而我所不解卻又很願得解的“孫氏枕流漱石之館”究在“漢皋”何處，作者又為何住到這館裏去了呢，作注者卻似乎和我一樣“茫然”，隻以“不詳”二字敷衍了事，讓讀者去拿石頭打。
讀書尤其是為書作注，總要求通。盡力以求，還是“不通”，也就罷了，但這注也就大可不作。如果硬要知其不可而為之，拚命去抄工具書或前人的箋釋，品格就更低，當然比起連抄都不曉得抄的來，還要高級一點。
二○○五年九月二十日
五十二、也談《四庫全書》
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抗戰前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過，原書到了台灣，在那裏又影印過一次。二十年前，台灣影印本被內地複印了大肆銷售，本單位打算買一部，我不讚成。當時我正編印周作人的書，就順便引他的話道：
中國讀書人起《四庫全書》來，總是五體投地的佩服，這其實是錯誤的，因為它是謄寫本，不講校勘，遠不如後來諸家校本之有學術價值；尤其是按照皇帝的意思亂改古書，如乾隆尊崇關羽，改諡壯繆為忠武，將陳壽《三國誌》裏的本文也改掉了……
我的話沒人肯聽，周作人的話更不能聽，書很快就買回來了。開始還有人出於好奇，去翻看一下文淵閣那顆大印，很快就無人問津，現在早已七零八落。
七部《四庫全書》（今存三部半）全是手抄本，手抄必然出錯，今古蓋無不同。周作人它錯得多，近談瞿兌之《讀史零拾》，可知周氏得一點不錯。《四庫全書》是乾隆皇帝讓修的，也是修給乾隆皇帝看的，《讀史零拾》便用乾隆皇帝批評《四庫全書》的話，以明《四庫全書》錯誤之多。它引乾隆禦製詩集卷四十《戊申題文津閣》一首原注雲：
繕寫《四庫全書》，每份三萬六千冊，魯魚亥豕，原有不免。去秋駐蹕（避暑）山莊，偶閱文津閣之書，初不意其訛舛至於累牘連篇。
於是對總纂官紀昀（曉嵐）、陸錫熊“薄示創懲，以為誤公者之戒”，對總校官陸費墀則降旨革職，並罰其出資將文彙（揚州）、文宗（鎮江）、文瀾（杭州）三閣之書裝潢製函排架，陸氏大概將好多年的俸祿都賠光了。禦製詩卷五十二《庚戌文淵閣題句》一首又注雲：
繕寫《四庫全書》，卷帙浩繁，不能保其無錯，初不意連篇累牘，竟至不勝枚舉。
左一個“累牘連篇”，右一個“連篇累牘”，都是皇帝老子自己在開金口。不然的話，有誰敢批評“盛世修文”，敢批評欽定的“文化工程”呢？但《四庫全書》錯誤之無法掩飾，卻由此可見。
抄得錯字連篇，還隻是《四庫全書》毛病的“焉者也”，更要不得的是它的亂改古書。周作人的話也許不足為憑，那麼就來看看魯迅是怎麼的吧。《華蓋集·這個與那個》雲：
學者們幾乎一聽到“欽定四庫全書”這名目就魂不附體，膝彎總要軟下來似的。其實呢，書的原式是改變了，錯字是加添了，甚至於連文章都刪改了。
《準風月談·四庫全書珍本》雲：
（四）庫（全書）本有刪改，有錯誤，如果有別本可得，就應該用別的善本來替代。
《且介亭雜文·買（學大全）記》雲：
文字獄不過是消極的一方麵，積極的一麵則如欽定四庫全書，於漢人的著作，無不加以取舍，所取的書，凡有涉及金元之處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七經，二十四史，通鑒，文士的詩文，和尚的語錄，也都不肯放過，文苑中實在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了。
就是這樣一部書，偏偏有人要印，有人願買。印了文淵閣本，又印文津閣本，又印文瀾閣本，（這可是隻剩下半部後來補抄的），恐怕轉移到“三線”去了的文溯閣本也在計劃著要印了吧，這就是今古籍整理出版的水平。
二○○六年八月十七日
五十三、是外夷誇誕嗎
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劉葉秋《曆代筆記概述》謂其材料豐富，敘述可信，不久前瀏覽一過，覺得大體不虛。但補遺卷四“外夷誇誕”一條，卻表現出了對外事的無知和對“外夷”的苛責，這恐怕是當時讀書人的一種通病。原文雲：
宋世日本國僧來朝，雲其國一姓相傳已千餘年，實未可信。本朝宣德七年爪哇國入貢，其移文乃稱一千三百七十六年，但不著年號，其果為一姓與否，亦難詰問。但如此誇誕，近於戲侮，當時典屬國者何以不拒回，想慮失遠人之心耶？
這裏提出了三點質疑：（一）日本皇世代相傳已千餘年怎麼可信；（二）爪哇紀元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跡近荒唐：（三）這都是“外夷”對“朝”的戲弄侮辱，管理來朝入貢的人員為何不堅決拒絕，斥令返回，難道是怕得罪外國人嗎？
其實，這三點質疑，都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日本皇製向稱“萬世一係”，“萬世”有神話成分，“一係”卻是真實的。黃遵憲《日本國誌》所列“中東年表”（中日年代對照表），日本“以崇神紀元為始”，即漢武帝漢四年（公元前九十七年）。而“宋時日本國僧來朝”，指的是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九八四年）日本僧人來華留學，從崇神皇算起，九十七年加上九百八十四年，已經超過了一千年。《宋史》記錄留學僧所述曆代皇，凡六十四世，謂：
（太宗）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歎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
可見日本“一姓相傳已千餘年”並沒有誇張，連宋太宗也相信的。
爪哇島上的國家常常不止一個，南北朝時即通中國，曆代史書上先後稱之為闍婆達、訶陵、社（闍）婆，《元史》才開始稱爪哇，雲至元二十九年（公元一二九二年），世祖忽必烈命史弼率軍渡海征之，可是戰爭卻沒有取得勝利：
弼自斷後，且戰且行，行三百裏，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達泉州，士卒死者三千餘人……於是朝廷以其亡失多，杖十七，沒家資三之一。
爪哇原本是信印度教——佛教，後來又信奉*教的地方，各種宗教都有自己的曆法和紀元，從來沒有奉行中國的“正朔”（建國後新皇帝宣布實行的曆法）。明太祖即位後，洪武二年“遣使以即位諭其國，且賜以大統曆”。皇曆雖然送去了，那邊卻沒有接受，所以才有宣德七年（公元一四三二年）來文自稱一千三百七十六年的事。
爪哇“入貢”，日本“來朝”，用他們自己的紀元，乃是正常之理。接受這個事實，也是起碼的外事常識。值得注意的是，既不是當事之人又無發言之責的沈德符，卻表現得比宋太宗趙匡義和宣德朝“典屬國”更加義正詞嚴，硬要斥之為“誇誕”，主張驅逐來使，斷絕往來，未免過分。
古時讀書人將一片忠愛之心全寄托在“聖明子”身上，自己甘心做臣妾便認為普下的人都該做臣妾，越是國力孱弱時，虛驕之氣越是充足，南宋和明朝的士大夫多是如此，連沈德符這樣有學識的人亦未能例外。另一部明人筆記《穀山筆麈》卷三雲：
三代以下，國體之尊，莫有過於我朝者。如漢唐盛時，與匈奴、烏孫猶稱甥舅之禮。宋之全盛，與契丹為兄弟之國，此其最尊時也。本朝控製四夷，皆為臣妾……諸夷自稱奴婢，視甥舅兄弟之國，何啻霄壤。
其實此時明朝邊防吃緊，常打敗仗，國勢不僅遠遜漢唐，便和北宋盛時亦不能相比。《穀山筆麈》作者的盲目自大，倒真可是“如此誇誕”了。
那麼，請大家平心靜氣地自問一下，在這類事情上，是“外夷誇誕”嗎？
二○○六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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