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新京報》）
一、筆記中的警句
梁紹壬的《兩般秋雨庵隨筆》，在清人筆記中，是比較有閱讀價值的一種，卷一有一節《劉子明語》，語雖不多，卻是真正的警句，今譯如下：
宋朝劉子明隱居不仕，賜號“高尚先生”。他有幾句話，頗含深意，是在寫給友人王子常的一封回信中的：
“人們以個人嗜好殺害自身，以家庭財富殺害子孫，以國家名義殺害國民，以政治理論殺害人類。”
個人嗜好往往會“殺害”自身，如狂嫖，濫賭，貪財，吸毒。家庭財富也往往會“殺害”子孫，如“官二代”“富二代”恣意妄為，以致犯下死罪。這些還是共知共見，大家都能夠明白的。
至於以國家名義殺害國民，以政治理論殺害人類，則需要了解秦皇、漢武、希特勒、斯大林??統治的真相和本質，把奧斯維辛、古拉格群島等等事實和馬基雅維裏、戈培爾們的“理論”統統揭穿，才能使大家明白。這就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了。
“高尚先生”的事跡不大清楚。能夠得到“賜號”，明他未必真是長沮、桀溺那樣的隱士。從這幾句話看得出，他雖然“隱居不仕”，對於世情和政治還是很有了解，並且十分關心的。
二○○四年二月二十日
二、做官與做好人
《兩般秋雨庵隨筆》卷一中還有一節《喪心語》。“喪心語”可今譯為“沒良心的話”。沒良心的話的人，是大奸臣蔡京。
吳伯舉做蘇州太守時，蔡京本來對他十分賞識。蔡京當上宰相後，立刻推薦吳伯舉入京任職，一連三次提拔，使他擔任了相當於國務院副秘書長的高官。吳伯舉卻不能事事同蔡京保持一致，於是後來又被貶到揚州當地方官去了。有人為吳伯舉向蔡京作解釋，蔡京：
“吳伯舉既要做官，又要做好人；他也不想一想，這是能夠做得來的麼？”
蔡太師的意思是，既要做官，就別想再做好人。這話得有點嚇人，所以《隨筆》將其題作“喪心語”。
蔡京是製造黑名單迫害“異黨”的老前輩，其沒有良心確係不爭的事實，但他這句話卻是一句不加掩飾的老實話。
政治黑暗的時候，一個人能不能做官，能不能做大官，完全決定於上麵對他的印象；所以他完全用不著“做好人”，討百姓的喜歡。吳伯舉的上級是蔡京這樣“喪心”的壞人，隻要能緊跟上級做壞事，他本可繼續飛黃騰達，做更大的官——做好人就談不上了。
時移事易，現在也許和那時有所不同，但仍不能完全排除“喪心”的壞人如成克傑、陳良宇之流當上大官的可能。這些大官手下的中官官，情形恐怕也跟蔡京手下的吳伯舉差不多。雖然口口聲聲，大家都做官是在“為人民服務”，你好我好，大家都好，都是大大的好人。
蔡京雖是奸臣，能夠心直口快一回老實話，這件事總還可以算是做得不錯。
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三、舊文人與妓女
朱熙芝，清代山陰（今紹興）人，有書信集《芸香閣尺一書》。下麵這封信是答女友（？）贈花的，周作人曾介紹過，稱其“雖未免稍纖巧（因為是答校書的緣故吧？）卻也還不俗惡”，特今譯給大家看看。
氣真讓人乏味。你送來這麼多玫瑰，卻使我這裏立刻充滿了色香和快樂。
花供養在書房裏，花瓣卻不能久駐枝頭。我於是買來一壇好酒，將落花浸入酒中，不時啜上一口；又將一些花瓣裝入枕囊，讓它伴隨我入夢——於是我和它永不分離了。
“校書”即通文墨的妓女，卻能以這多玫瑰花送人。從回信看，朱熙芝對她的態度，也迥異於今之嫖客，看不出猥褻和輕薄。
古時候的文人，沒有和本階級異*往的自由，用情的對象隻能到“潯陽江頭”和“秦淮月下”去找。辜鴻銘：“中國人的狎妓，有如西洋人的戀愛；中國人的娶妻，則如西洋人的宿娼。”話雖然得刻薄了一些，但用來形容舊中國的情形，也不能他得完全不對。就是今，恐怕也還值得有的人深思。
二○○四年三月二日
四、與濟公不相幹
《春在堂隨筆》是晚清著名學者俞樾（曲園）的作品，卷二中有一則寫道：
西湖淨慈寺外，有一處“百工池”。去遊時聽寺裏的大圓和尚，是南宋時的癲和尚“濟公”以法力開出來的。
其實《西湖誌》上記得明明白白：曆史上淨慈寺曾多次發生火災，北宋熙寧年間，有會風水的人，須得挖一處水池才能消災。住持寶文和尚為此募捐，捐助者不下萬人，才建成這處“百工池”。可見此池與南宋時的“濟公”毫無關係。將其歸功於“濟公”，卻不提寶文和尚，乃是張冠李戴。
濟公因為有“靈跡”，出了名，尤其在杭州，許多事物便都歸到他的名下。其實有的事與他並不相幹，“百工池”便是一例。
此種情形，別處也有。最有名的，如井岡山會師圖中那匹白馬，本來是朱德的坐騎，“*”中卻變成林彪的了。
本不是他，成是他，是出於“需要”（名人效應、經濟利益、個人崇拜等等皆是，而最重要的當然是“政治”）；本來是他，不是他，也是出於“需要”。《開國大典》那幅畫，不是改了又改；高崗的像，不是一會兒在，一會兒又不在了麼。
孟子不雲乎：“君子惡居下遊，下之惡皆歸焉。”故“君子”都會力爭上遊，得居上遊，則下之善皆歸焉了。
二○○四年三月五日
五、又是另一回事
《春在堂隨筆》卷二中又有一則雲：
和我同榜的謝夢漁君，書讀得很好，是道光三十三年殿試第三名探花，可是當了二十多年京官，一直不得重用。
他曾對我：“學問是一回事，職稱是一回事，官運是一回事，各不相幹；有學問未必有職稱，有職稱未必能升官。”
我把他的話告訴了翰林前輩何紹基先生。何先生加上一句：“有了學問，能不能夠成名，又是另外一回事呢。”
一個人的學問、職稱、官運和名望，此四者從來就是不相應不相符的。昔時有雲，“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的就是，書讀得好不好，與能不能狀元及第，關係並不太大，遠不如八字生得好，社會關係好，能夠得到貴人賞識。
如此豈非不公平？但其實也不要緊。搞學問的搞學問，想做官的去做官，各走各的道就是了。有命有運的人，也不必有了麵子還要裏子。像如今這樣，一戴上院士桂冠，或者當上了“副省級”，就什麼都“終身享有”，文集一出再出，各種頭銜一大堆，這倒是古今罕見下獨一的。
二○○四年三月十二日
六、軍閥也有溫情
錢鏐是五代十國時的吳越國王，是一個私鹽販子出身的大軍閥。可是其夫人“歸寧”（也許該叫“省親”）後，他所寫催她回來的一封信，卻旖旎有致，充滿了溫情。
路畔田頭的野花已經開遍，你也可以慢慢收拾回來了吧！
看得出錢鏐是很愛夫人的，渴望她回來團聚。第一句“陌上花開”，點明此際春光正好，提醒夫人不要辜負了芳時。明明心情迫切，第二句“可緩緩歸矣”卻欲擒故縱，含蓄委婉，完全出之以商量的口氣，顯出了一片好男人的溫柔。
在家庭和兩性關係中，女人所希冀的，莫過於男人能注意並尊重她的身心，“以所愛婦女的悅樂為悅樂而不耽於她們的供奉”（周作人譯syns氏論凱沙諾伐語）。而在古代東方，女人隻是工具和器物，實在不大可能得到這樣的待遇。如錢氏者，可謂難得。後來蘇東坡以《陌上花》為題，有句雲：
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還歌緩緩歸。
可見錢大王這封短信已經化為詩歌流傳下來，這也就是對他的獎賞。
二○○四年三月十古代中國男人傾訴愛情的對象大半都是妓女，好像有點違背“家醜不可外揚”的古訓，於是又將東晉王獻之《別郗氏妻》今譯出來，算是將功折罪。
整廝守在一起的歡樂時光，流逝得太快了。滿懷要向你傾訴的話，總覺得還沒完。本以為可以白頭偕老，日子還長，誰知竟被迫分離。如今我即將死去，不可能早晚再相見了，真是沒有辦法，沒有辦法啊！
都人生最大之痛，是愛侶的生離死別。一千六百多年前死去的王獻之給前妻的這封信，便寫出了這種痛，寫出了生離死別的悲哀。
王獻之是王羲之的幼子，初婚郗氏。後來皇帝要將公主下嫁給他，遂被迫離婚。
獻之隻活了四十二歲，和公主沒有生育。臨死時，按道教規矩，家人為他章奏“上”，懺悔一生過錯，問他要懺悔些什麼，他隻了一句：
不覺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
並且給郗氏寫了這封信。
二○○四年四月二日
八、夫妻又是文友
明周亮工《尺牘新抄》全書作者二百三十七人，女子隻占二人，其中周庚（明瑛）寫給丈夫陳承纊（俠公）的這封信，我很喜歡。
住城裏不如住郊區，住郊區又不如住山上。你願意搬到西山寺中住，當然很好。但山居不免寂寞，請自己多多保重。
看得出這是一對互相體貼的夫妻，又是兩個彼此理解，能夠平等進行文字交流的朋友。在中國古代婚姻史上，此最難得。
古時夫妻間的文字交流，最早的當然是徐淑和秦嘉，可惜知名度不高。《樂府詩集》中的那些，則恐怕都是男人們的擬作。卓文君和司馬相如開頭浪漫，最後卻隻留下一首悲悲切切求男人“白頭不相離”的哀歌。王獻之《別郗氏妻》動了真情，郗氏卻不見答複，也不知她能不能文。李清照和趙明誠，如《金石錄後序》所敘，實可謂空前佳偶，除了詩詞，夫婦間也一定會有書信往來，卻未能傳之後世。這封信真要算是鳳毛麟角，不僅梁紅玉那樣的“京口娼”死也寫不出來，就是學生學到了家的柳如是輩，身份和氣度也差得遠。如周明瑛者，才是真正的大家風範。
二○○四年四月九日
九、宋朝的黑社會
如果有人要寫黑社會史，我建議他到曆代筆記中去找材料，比如陸遊《老學庵筆記》中這一則：
汴京城裏的下水道，又寬又高。有許多作奸犯科的人，為了逃避法律和政府的製裁，長年躲藏在裏麵過活，自稱住進了“無憂洞”。
汴京最有名的大飯店樊樓，色情服務盛行，有錢有勢者常去作樂。躲在下水道中的罪犯將女人藏在裏麵玩，是在逛“鬼樊樓”。
從宋朝開國時起，直到金兵打來，情形一直如此。再能幹的地方官，也沒法將黑暗的地下完全管住。
汴京即今之開封。上千年前，那裏的下水道即有如此大的規模，很值得研究城市史和工程史的人注意。
更值得注意的則是汴京黑社會的曆史。出現在下水道裏的“無憂洞”和“鬼樊樓”，豈不是貨真價實的地下黑社會的標誌嗎？陸遊這些現象“雖才尹不能絕也”。公正廉明的包公當過開封府尹，正是“才尹”之一。連包公都消滅不了黑社會，更何況一班庸碌顢頇、貪汙受賄的府尹和府吏。隻求“無憂洞”不升格成為光化日下的“無憂宮”，地方官不跟黑道大哥攜手同上“鬼樊樓”，就算是好世道了。
二○○四年四月十六日
十、虎坊橋南舊事
我讀前人筆記，最關心的不是文人逸事，詩詞佳話，而是正史中少見的社會史（人民生活史）資料。清人崇彝的《道鹹以來朝野雜記》中，亦頗有可取者，如：
在京城虎坊橋南邊，有一座“江南城隍廟”。廟南是一片貧民亂葬的窪地，喚作“南下窪”。此處十分冷落，廟裏的戲台多年沒演過戲。
每年清明時節，亂葬處有人來上墳，這座“江南城隍廟”才開放。上墳的人以妓女居多，都換上了白衣裳，來祭掃從前死去的妓女，也是物傷其類的意思。有人在墳前哭得很久，很傷心。其實墳中之人，或已死去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大半和哭者從來沒有見過麵。
生前並不相識，哭者所哭的，便隻是一個和她自己同樣孤苦伶仃的妓女罷了。
哭得很久，很傷心，因為所哭者不隻是那些幾十年、上百年前死去的妓女，也是如今還在做妓女的她們自己。
那時的妓女都是弱者，生前哀樂由人，死後隻能葬在“南下窪”，故能引起同情。如今做妓女則是致富的手段，有些“高級的”還儼然進入“上層社會”，聽在湖北還有做到了市新聞出版局局長的。虎坊橋南舊事，恐怕是不會再有的了。
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十一、崇文門的稅收
建國初期，民諺有“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一，我也認同。如今共產黨的會未見減少，稅卻也多起來了。我忝列“離休”，養老金雖蒙恩免稅，稿費仍須繳納百分之二十。史弱翁《舊京遺事》記清朝崇文門收稅的情形，因此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北京所有的城門都收稅，稅務則歸崇文門統管。明末全城一年稅額九萬多兩白銀，清朝加到十萬多兩，仍是照老規矩加上來的。
每個城門口，收稅均設有專人。男人進城，凡是有毛驢馱帶東西的，都得交一份稅。車輛則按行囊包裹多少，分別計算稅額。
農民挑菜擔子進城賣，照例也要在鬢發上插兩枚銅錢，由收稅人伸手摘取，省得放下擔子交稅錢，彼此省事。
看舊，外官進京，攜帶的行李也要交稅，覺得不可思議。原來收稅時隻看畜馱車載“囊袱”多少件，並不打開來檢查裏麵裝的是貨物還是行李，比進出海關還簡便一些。
農民進城賣菜，每人每次亦須納稅二文，似乎太苛。但北京城一年統共隻收十萬多兩銀子。平均一二百七十多兩，隻等於人民幣兩三萬元，又實在是非常之輕的。難道稅吏們收得的銀錢，一大半都沒進國庫，而進了自己的腰包嗎？史料中，崇文門監督為“京官中最肥之缺”，不知是不是這個緣故。
二○○四年四月三十日
十二、十分愉快的事
張藎《仿園清語》有《十愛》詩，注雲“一字至十字押韻”。將其依下式分行寫出，便成了一首寶塔詩：
月
秋日
聞遠笛
不速之客
花開值佳節
四圍新綠周密
輕波細雨橫舟楫
燈火迷離笙歌不絕
故友談心言語多真率
結伴離家任我山川浪跡
再將其今譯出來，又成了一座平頂金字塔：
一輪明月
深秋的晴空
遠處聽人吹笛
意外到來的客人
風和日麗百花齊放
滿山是綠人坐臥其中
細雨中清江上船泊岸
燈暗處輕音樂聽來更輕鬆
老友暢談推心置腹毫無拘束
邀二三知己隨心所欲出外旅行
“愉快的事”原是日本千年前散文名著《枕草子》中的題目，不想照抄，所以加上“十分”二字。
《枕草子》中“愉快的事”，如“河裏的下水船的模樣”、“牙齒上的黑漿很好地染上了”之類，和《十愛》中的“花開值佳節”、“四圍新綠周密”可以相比，後者卻更易為我所認同。因為時間上的距離畢竟近了六百來年，明清江南文士比起十世紀日本宮中女官來，其生活趣味也更容易理解一些。
二○○四年五月十四日
十三、十分可憎的事
張藎寫了《十愛》，還寫了《十憎》，同樣是一首寶塔詩，時在距今三百多年前，要算是出現較早的這種體裁的詩，現仍將其按寶塔形排列如下：
泥（按：讀如“藝”，固執也）
勢利
市井氣
自誇技藝
碌碌全無濟
夜深好點雜戲
難事得太容易
粗知風水頻遷祖地
無所不為向人談道義
事急非常故作有意無意
有的句子不好直譯，便隻能意譯或擬作了：
頑固東西
狗追財主屁
算盤精得來兮
下台後自誇人氣
救災扶貧專送舊衣
半夜三更高聲唱京戲
打贏世界大戰不成問題
公寓樓的隔牆拆掉又重砌
看完三級片正色道兒童不宜
玩過女人後五講四美宣揚正氣
李義山《雜纂》“惡模樣”十事中的“對丈人丈母唱豔曲”、“嚼殘魚肉歸盤上”等，也應該是十分可憎的。
《枕草子》中“可憎的事”如：“沒有什麼特別可取的男子，用了假裝的聲音，做出怪樣子來。”則大約出於作者女性的敏感。咱們看慣了這種表演，卻不敢謂其可憎，最多也隻有無可奈何地由他去罷。
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十四、北京城門取名
古人迷信，認為出大事總有“兆頭”。夏仁虎《舊京瑣記》，北京城門取名字，便看得出改朝換代的“兆頭”。
明朝末年，一度將北京西邊一座城門改稱“順治門”，南邊一座城門改稱“永昌門”。沒多久“闖王”進京，崇禎吊死煤山，李自成稱了帝，年號便叫“永昌”。隨後清兵入關趕走李自成，多爾袞保福臨登上了北京金鑾殿，紀元便叫“順治”。改的兩個名字，正好都用上了。
紫禁城東有東華門，西有西華門。中華民國成立後，將中間的午門改稱“中華門”，好像預先就安排好了似的，也要算是“兆頭”。
北京城牆是明朝修建的。永樂十九年建成內城，設了九座城門（故有“九門提督”）；嘉靖二十三年建成內城南邊的外城，設了七座城門。城門的名稱，在明朝有過改動，入清後倒是沒有再改，一直沿用下來了。
崇禎改稱“永昌門”，李自成便建號“永昌”；改稱“順治門”，愛新覺羅家便建號“順治”，實屬巧合。我們當然不信迷信，但如果，“永昌”“順治”都是好字眼，寫在城門上更加深入人心，因此便成新朝建元的首選，倒是合情合理的推測。
《日下舊聞考》卷十九補輯《春明夢餘錄》雲：
遼之正殿曰“洪武”，元之正殿曰“大明”。後之國號年號，先見於此，誰謂非定數也。
看來曆史上巧合的事還真不少。
二○○四年六月四日
十五、子不及父遠矣
“官二代”又當官，古來即是如此。第二代的官不及第一代好，也是常有之事。老夫人能夠用老太爺的事跡教訓少老爺的，則有《國老談苑》中一例，今譯如下：
曹璨為北宋開國功臣曹彬之子，後來自己也做了大官，那時其父早已去世，但其母還在。老夫人有走進家中的庫房，見到一大堆的錢，總數有好幾千貫。她便將曹璨叫來，指著錢教訓兒子道：“你父親官做到太師兼侍中，封國公，為元帥，卻從來沒有在自己家裏存過錢。看起來，你這個做兒子的，不及父親遠矣。
曹彬一生謙恭謹慎，堅持操守。宋初滅後蜀，下南唐，並北漢，他都是主將。打了勝仗，部下將官多收子女玉帛，他則一毫不取，行李惟圖書衣衾而已。
曹璨卻不能同他老子一樣廉潔。雖然比起家藏萬貫的大貪官來，幾千貫並不算太多，後來他的政聲也不算太壞。這恐怕多虧了老娘的批評監督，還是曹彬的遺澤。
如今有些二世為官的比曹璨更貪，更不要比老一輩的曹彬。若論弄錢的本領，倒是父不及子遠矣。
二○○四年六月十一日
十六、一蟹不如一蟹
“一蟹不如一蟹”，作為成語，沿用至今，其起源也是《國老談苑》中的一則故事，今譯如下：
陶穀在宋朝任翰林學士，奉命前往吳越。吳越國王錢俶設宴款待，水陸珍錯雜陳。陶穀沒見過梭子蟹，問是什麼東西。錢俶讓人從最大的梭子蟹到最的招潮蟹逐一介紹，一共擺出了十多種。陶穀便對錢俶笑著道：“爺爺這麼大，孫子這麼，真是一蟹（代）不如一蟹（代）啊！”
五代十國，最後統一於宋。吳越不敢與宋爭鋒，卻竭力想保持半獨立的地位。陶穀是陝西人，不很認識螃蟹。錢俶擺出十幾種螃蟹來給陶穀看，未必沒有顯示吳越物產富饒力量充足的意思。但錢俶畢竟是錢家第三代了，武功遠不及他爺爺錢鏐，文治也比不上他爸爸錢元瓘。陶穀很了解這些，於是借此機會敲打這位“三世祖”一下，也是給他一點顏色看的意思，正所謂折衝樽俎——筵席上的鬥爭。
中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很想多看點曆史上分分合合的故事，從中得到點引起思考的材料。
二○○四年六月十八日
十七、張裔不失自我
《三國誌·張裔傳》中，保存了張裔一封《與所親書》，看似幽默，卻有深意，今譯如下：
此次往返漢中，路上沒完沒了被迎送，被宴請……日夜得不到半點休息。其實人們奉承的隻是丞相府的長史官，我張君嗣趕上了這一趟，累得苦不堪言，煩死了。
張裔字君嗣，三國時蜀郡人。諸葛亮北伐時，任其為留守成都的丞相府長史。長史是主持府院日常政務的重要官員，地位大約相當於後來的國務院秘書長。
《三國誌》記載，張裔於諸葛亮北上之明年，離成都去漢中向諸葛亮報告請示，“送者數百，車乘盈路”，這信即寫於出差回來時。
秘書長去見總理，誰不想趁此獻上一份殷勤，探聽一點口風呢？逢迎巴結，官場常態，蓋不足怪。難得的是這位秘書長口裏吃著山珍海味時，卻能心知肚明，人家奉承的隻是“丞相長史”，他“張君嗣”作為個人，不過搭上了這趟車，適逢其會罷了。
富貴中人，很容易忘記自己也是個普通的人。張裔卻能不失自我，可謂難得。
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十八、《論語》質疑一則
《論語》記孔子言行，也記載了幾位和孔子持不同意見者的事跡。趙南星《閑居擇言》對關於“荷丈人”的記載提出了一則質疑，大意是：
《論語》記述的荷丈人，明明是一位亂世隱於農民中的賢者。子路卻怪他不出來做官是不負責任，隻顧自己一身幹淨而不顧對君王的責任，他破壞了倫常。若是如此，那麼《論語》所記孔子的，“國家政治清明，便該出來效力；政局混亂，便該隱身匿跡”，這話倒是錯的了。《論語》雖是經書，此處卻自相矛盾，令人費解。
子路的原話是：“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見《論語·微子》）孔子的原話是：“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論語·泰伯》）二者的觀點顯然是對立的。但子路畢竟不等於孔子，責備他們“自相矛盾”也許有些過分。
但在400多年前“讀”《論語》的時候，敢於質疑這部神聖不可侵犯的經書，趙忠毅公畢竟值得佩服。
二○○四年七月二日
十九、黃宅謝客啟事
清兵入關明朝亡國以後，在金陵自立的南明朝廷仍然是權奸當道，貶斥忠良，《廣陽雜記》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黃仲霖向朝廷奏參馬士英，自知闖下了彌大禍，回家以後，便在白紙上用大字寫了張啟事粘在宅門上道：
“本人觸犯權奸，去死不遠。為免連累他人，特飭令本宅門房，對於來訪各位，一概告辭不見。”
看過《桃花扇》的人都知道，馬士英確實是一個“權奸”。他專擅朝政，結黨營私，尤其令人痛恨的是“日事報複”，誰敢對他的倒行逆施表示不同的意見，就要動用國家機器嚴厲鎮壓。黃仲霖敢於冒這個大不韙，膽子真是不。
奇怪的是，明末的特務政治相當厲害，錦衣衛、東廠的手段也相當高明，雖然逃到了南京，餘威仍不會，何以能夠允許黃仲霖在宅門外張貼這樣的啟事。若在後來希特勒斯大林們的統治下，“散布反動傳單”和“張貼煽動性大字報”不僅罪加一等，黃宅門房的人也早就換成黨衛軍克格勃了。
二○○四年七月九日
二十、土地公公婆婆
顧祿《清嘉錄》是一本記述土風民俗的好書，所記敬祀土地公公婆婆，是普及全國鄉村的民間信仰，好像至今還殘存著，不止在書中寫的蘇州一處地方。
二月初二是土地生日。蘇州的大衙門裏，都有供土地神的地方，稱之為土地祠。當日衙門主官要親臨祭祀，佐雜人等信神的，還要吹吹打打，擺上豬頭三牲來酬謝。鄉下人家也得去田頭廟裏奠一杯酒，求個好年成。土地公公還有位夫人，叫做“土地婆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