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清室將亡，從日本回來的革命黨人群聚上海租界，多與曼殊相識。曼殊與蕭萱同寓居正（後國民政府司法院長）家中，自道其詳，並及女郎所贈玉飾形製特殊，與流行的雞心式迥異。曼殊並著手將此段悲史寫成長篇，且自繪插圖，圖文俱伏枕而作，運筆時每雙淚承睫。他還曾托蕭請孫中山先生資助出版，先生時正困窮，孫夫人（並非宋慶齡）傾篋出八十圓贈之，卒未能將書印成。
後軍閥當道，黨人隨孫先生南下廣州。曼殊則滯留上海，至病重入寶隆醫院，乃致書廣州胡漢民（後國民政府立法院長），另附一紙請轉交蕭萱，紙上隻畫一雞心，旁書“不要雞心式”五字。大家見了，都不知所雲，蕭嘿然久之，才記起這一段故事，道：“蘇和尚大概快要不行了，這是叫我代他買一塊碧玉，好帶上它去見地下的未婚妻哪。”於是便去珠寶店買了一塊帶方形碧玉的項鏈，由徐謙（後國民政府委員、國民黨中央常委）帶往上海。
徐謙抵上海後，即趕往寶隆醫院，曼殊時已垂危，暝目僵臥，若有所待。乃近前告之曰：“廣州蕭某托帶碧玉來矣，不是雞心式的。”曼殊張開眼睛，用最後一絲氣力接過碧玉，又要護士扶起他的手，將玉貼在嘴唇上，隨即氣絕，這時他的臉上才浮起一絲微笑。劉成禺是蕭萱的好朋友，後來根據蕭的敘述，在《世載堂雜憶》中記下了這一則故事。
曼殊有句雲：“我欲秉風歸去也，與人無愛亦無憎。”貪嗔癡佛家所戒，憎即是嗔，愛即是癡。曼殊也許做到了“無憎”，卻並沒有做到“無愛”。如果不癡無愛，和尚又怎麼會在撒手西歸時，還念念不忘“不要雞心式”呢？
二○○六年六月六日
十二、自來水之初
“人之初”耳熟能詳，其實所有事物都有“之初”，下麵便來談談中國的自來水之初。
抗戰前長沙城裏沒有自來水，井水鹹苦，飲用得買河水，也就是賣水夫從湘江裏挑上來的水，須以明礬淨化。若是買“沙水”（南門外回龍山下白沙井的水），那就貴得多。
北京人過去買“甜水”飲用，也須付出高昂的代價。王漁洋詩中寫道：“京師土脈少甘泉，顧渚春芽枉費煎，隻有壇石甃好，清波一勺買千錢”，可以為證。但即使是用“甜水”泡茶，茶杯“三日不拭，則積滿水堿”。難怪已故的鄧雲鄉先生要在《北京鄉土記》中感歎：“當年吃口好水是多麼不容易啊！”
北京的自來水到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才開始籌辦。上海因為有租界，市政建設走在前頭，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即有英商組織自來水公司，三年後靜安寺到東門一線便開始供自來水了。後來，人們便將這看成中國的自來水之初。
最近翻看清人歐陽昱的《見聞瑣記》，才知道同治末年（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三）南京便辦過“轉江水入城，分數百管遍達”的自來水。雖然這隻是為了解決“江南貢院”一萬一千多間“號舍”的飲水問題，仍可視為中國城市中的自來水之初。
貢院是當時各省逢”子午卯酉”（三年一次）舉行鄉試（考舉人）的地方。每試三場，每場三日，入場後即封門，內外交通隔斷，一人一間號舍，食宿均在其中，食物是裝入“考籃”帶進場的，飲水卻不能不就地解決。
《見聞瑣錄》的作者是江西人，他，江西貢院位於東湖旁邊，“湖水不流，一城汙穢皆聚其中。闈中井皆湖水滲入者，以其水烹茶，入碗中，碗麵有黃油一層，其味鹹，飲之令人腹痛”。士子入闈，在沉重的考籃之外，還得帶上一個滿盛河水的竹筒，但此水“一日即盡”，第二第三還得喝井水，三場下來，很少有人不生病的。
江南貢院比江西貢院規模大得多，情況同樣是“井水穢極，士飲多病”。《見聞瑣錄》，梅啟照（岩）到南京當藩台（主管全省民政財政）後，下決心改善貢院飲水條件，辦法是“轉江水入城，院牆外設東西兩台（水塔），安兩錫管，分灌入牆內，複分數百管，遍達號舍，自是士不飲井水，頗便之”。這裏敘述得簡略了一些，但江水先“轉”到“東西兩台”上，再通過“錫管”直送到每個號舍，供給上萬名士子飲用，已經是自來水的雛形了。江南貢院遺址如今叫朝宮，乃是南京一處旅遊熱點，聽那裏陳列有科場考試的史料，這件事其實也可露露臉。
梅啟照在南京做了幾年藩台，光緒三年（一八七六）升任浙江撫台，旋即入京任兵部侍郎，光緒七年又出任東河河道總督（製台），提升之快，明他是有治績的。在江南貢院首創自來水設施，也可算是他的一樁治績。他後來因王樹汶案辦理不善被革職，回南昌後，還建議當地照南京的法子“轉水入闈”，但下台後的話沒有人聽，“當道托以無費辭，遂無如之何矣”，這卻是後話了。
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十三、談集句為聯
《夢溪筆談》王安石“始為集句詩”，《蓼花洲閑錄》則“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為戲，然後大著；元豐間王文公益工於此，人言此自公始，則非也”。
《筆談》和《閑錄》都是宋人筆記，所“國初”即是宋初，王文公即是王安石。宋神宗元豐年間（一〇七八至一〇八五），本是王安石的創作高峰期，而石曼卿比王年長二十七歲，宋仁宗康定二年（一〇四一）便死去了，看來“始為集句詩”的人該是石曼卿。
《閑錄》石曼卿“以文為戲”，舉出了他所作的一首集句詩《下第偶成》：
年去年來來去忙，為他人作嫁衣裳。
仰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
這確有一點自我解嘲、遊戲人間的味道，句子則是從秦韜玉的“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李白的“仰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等前人詩句中“集”得的，而原作卻並沒有此種情調。石曼卿將別人的詩句移花接木，重新組織，便成了發泄自己牢騷的另一首新的詩。“集句”的特點，正在於此。
石曼卿的手跡不複可見，我卻有幸見到過梁啟超集句而成的一副對聯的原跡，雲：
一晌銷凝，簾外曉鶯殘月；
無限清麗，雨餘芳草斜陽。
上聯的上下兩句旁各用字注出“高竹屋《慶宮春》”和“溫飛卿《更漏子》”，下聯的上下兩句旁則注出“周清真《花犯》”和“秦少遊《畫堂春》”，明這四句是分別從高、溫、周、秦四人的詞中集出來的。集句的組成和書寫，本來應該依此格式，不然的話，像我這種腹笥貧乏的人，便不曉得“一晌銷凝”是高觀國的句子，《全宋詞》中也並沒有收入這首《慶宮春》。
集句為聯集得特別妙的，如《楹聯叢話》卷十一所舉的題酒家樓：
勸君更進一杯酒；
與爾同銷萬古愁。
用李白對王維，《將進酒》對《渭城曲》，本就旗鼓相當；“君”對“爾”，“更進”對“同消”，“一杯酒”對“萬古愁”，又如造地設，難怪《叢話》稱其“可謂工絕”。
又如《兩般秋雨庵隨筆》記阮雲台宮保於江西百花洲集一對雲：
楓葉荻花秋瑟瑟；
閑雲潭影日悠悠。
它“既切西江，又合風景，而成句又在人人意中口中，所謂文章本成，妙手偶得之也”。白居易在潯陽江頭和王勃在滕王閣上的故事下聞名，將他二人作於江西的警句集成一聯，來題詠本地風光，又對得如此之“工”，稱為妙手，也是恰如其分。
又如《江鄉漁話》記左宗棠為嘉峪關“湘軍昭忠祠”所集的楹聯：
日暮鄉關何處是；
古來征戰幾人回。
既切合遠離“鄉關”葬身異域將士的身份，集句的出處又是讀過《唐詩三百首》即能知道的崔顥《黃鶴樓》和王翰《涼州曲》，也可算是集得極好。
集句並不限於從詩詞中取材，《浪跡叢談》介紹過一首江山船（富春江上帶“色”的遊船）上客人留題的聯語：
遊目騁懷，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
賞心樂事，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集的便是《蘭亭集序》和《牡丹亭》裏的句子。
題江山船，屬於遊戲；但大多數集句，卻是能派上正經用場的。《揚州畫舫錄》記乾隆皇帝下江南時建造的景點“漁舟屋”，那裏有一副集杜（甫詩句）聯：
水深魚極樂；
雲在意俱遲。
就是供“禦覽”的大作，掛在”漁舟屋“，也確實比原來《秋野五首》的“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和《江亭》的“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更加合適。
集句本來可以集同一個人的句子，集陶集杜者曆來很多，但絕不可以用現成的對句。有些地方將“新鬆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和“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寫了掛起來，那就不是集句為聯而是抄錄詩詞了。
二○○六年七月十一日
十四、助哭和代哭
馬大帥為了掙錢，到辦喪事人家“幹哭活”，跪在打穀場上呼搶地幹嚎，眼淚卻無半點。來自農村的保姆，她們鄉下死了老人，也會請來代哭的，隻是哭得不如馬大帥精彩，“有這麼多人看”。
清朝鹹豐丙辰年間，漢軍旗人福格寫了部筆記《聽雨叢談》，卷七有一則“助哭”，的也是哭喪，不過哭者乃是至尊的皇帝。“至尊親臨大臣之喪，或望衡（門）即哭，或見靈而哭，各視其臣之眷也（因大臣生前享受的待遇不同而有所區別）；哭畢，祭酒三盞，既灌（以酒灑地），複哭。每哭，必有中官（宦官）助哭。雖列聖大事，亦有助哭之宦寺等輩；一人出於哀切，眾人出於揚聲，聞之自有別也。”“出於揚聲”，譯成白話便是，目的隻在於讓大家都能聽到。這種“出於揚聲”的助哭，便和馬大帥式的並無半點眼淚的幹嚎無甚區別了。
《叢談》記旗人喪禮雲：“屬纊（換衣）、成殮（入棺）、舉殯（送葬），則男婦（子媳）擗踴（捶胸頓足）鹹哭；朝晡夕（早中晚）三祭，亦男女鹹哭。男客至，客哭則孝子亦哭，不哭則否；女客至，婦人如之。”廣東漢人喪禮，則“客一登堂，喪家男女同聲舉哀，且以嫗婢助哭於內，其聲不絕，客則弗哭也”。看來旗人做吊客更不容易，漢人則守古風更認真。
《叢談》又引證《周禮·喪大記》，古時“君、大夫、士皆有代哭者”，這“代哭”也就是“助哭”。《禮記》和《儀禮》對主人主婦何時哭，如何哭，是撫屍而哭還是跳起腳哭，都有十分詳細的規定，若要嚴格執行，是相當費力的，超過了一般人能夠承受的限度，故不能不令人代哭。《儀禮·士喪禮》“代哭”下原注：“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這時的“哭”，已經成為一種禮儀行為，而不是自然的感情宣泄。所以，旗人的男來男哭女來女哭也好，漢人的男女同聲嫗婢助哭也好，都隻是“行禮如儀”，不可能也用不著人人時時動感情流眼淚的。
專製宗法社會不承認個人的主體地位，總要用禮法來規範和控製個人的行為。生活在這種氛圍中的人，養成了壓抑和克製的心理習慣，對於禮教必信必從，連哭都得“一切行動聽指揮”。曆史上也曾有人對此提出過質疑，《叢談》引《南史》雲，王秀之遺令曰：“世人以仆妾值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情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又引《王陽明年譜》：“父卒，久哭暫止，有吊客至，侍者曰宜哭，先生曰，客至始哭，則客退不哭，飾情行詐也。”但這兩位姓王的觀點一直不能成為社會的共識。
《叢談》作者的態度，也是讚成助哭，並且主張吊客也要哭的，所以一再提到《禮經》，謂“此禮行之已久”，不同意王秀之和王陽明。還：“今京師吊喪者，直以哭為吊禮，並不計涕之有無，人多笑之；然《文》雲，哭，哀聲也，有其聲而已矣，哭為哀禮之文，哀者固哭，不哀者亦當襲其文也。”事實上在助哭和吊喪的人群中，哀者固有，不哀者必更多，哀聲不能不作，涕淚卻未必會流，當然就隻能“有其聲而已矣”，學馬大帥作幹嚎。
講到這裏，不禁想起另一則故事：某大官的母親去世，下屬前往吊唁，大官披麻戴孝放聲大哭，下屬則陪哭如儀個個幹嚎，隻有某人真的淚下如雨。事後有人問他：“何得此一副急淚？”答道：“見到老太太喪事如此風光，想起了不久前淒涼死去的我的妾，眼淚忍不住就下來了。”這故事可能是哪位促狹鬼編出來的，但也隻有在人身依附盛行、主從關係為重的社會裏，才編得出這樣的故事來。
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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