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六、漢字與中國文化
語言是從猿到人的標誌，文字則是從野蠻到文明的標誌。我們的漢語和漢字，無論從曆史的悠久來看，還是從使用的廣泛來看，都稱得上是全球第一。這塊金牌，別人想奪也奪不走。
四大文明古國加上古印第安都是文字起源地，但是漢文以外的其他古文字都已經死掉了，沒有人再使用它們，沒有人能認識它們，除了屈指可數的研究人員。
如今的伊拉克人、埃及人用的是阿拉伯文，印度人用的是印地文和英文，墨西哥和秘魯用的是西班牙文。隻有我們三千年來一直在使用漢文；漢字拉丁化既已不再提起，看來今後也還會繼續使用下去。
殷墟出土的甲文，“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仍然一看就能明白。甲文的字形跟簡化漢字雖有差異，認起來卻並不比書法家的狂草更難；對於愛玩圖章的朋友們來，更不費吹灰之力。
有次看電視，正在講英國保守黨，偶來的一位中學生忽然道：“一個黨連名字都不會取，為什麼要叫保守黨？”其實，“保守”並不完全是貶義詞，漢字三千年來一直在用，便是它保守性強的緣故。
漢字很能保守它自己的特點，由象形、指事到會意、形聲：門中進來馬即是“闖”，屋裏養了豬（豕）便成“家”，“有木也是棋，無木也是其，去掉棋邊木，加欠被人欺”，幾百個單音字可以組成成千上萬字、詞。比起別的文字來，表達同樣的意思，漢字所用的字數總是最少的，這更是它一個顯而易見的特點和優點。
所有古文字最初都是象形和指事（結繩也是記事），而且最初都不規範；漢字卻早早實行“書同文”，規範起來了。威爾斯《世界史綱》，漢字的“結構過於精細，格式過於死板，用法過於麻煩”，這也是強求統一和規範的結果。人們要熟練掌握如此繁難的文字，需要更多的時間和更高的智力，於是便造就了一個特殊的士大夫階層，隻有他們才能役使文字。而他們在役使文字的同時，自己也不可避免地為文字所役使。
別的古文字走的是不同的發展道路。因為寫的人較多，有時還分屬不同的族群，操著不同的語言；人們求簡求快，楔形文字便逐漸變成為一種音節文字，埃及石碑上複雜而富於裝飾性的圖案文字也逐漸變成了音符——字母。結果全世界的文字（包括借用漢字偏旁作字母的日文）都成了拚音文字，除了漢文。
“書同文”的漢字，對於“大一統”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英國人叫faher、her，德國人叫vaer、uer，法國人叫père、ère，聽起來的差別，遠於北京人叫爸、媽，下江人叫爺、娘，廣東人叫老爹、老母。如果書不同文，燕趙、吳越和南粵，又如何可能成為“一家”呢？
中國的麵積和人口約等於歐洲，如今歐洲有三四十個國家，和春秋時的中國差不多；是要建立統一的歐洲，但一部憲法在一個國家（愛爾蘭）全民公決中被否決，便隻能作廢，統一談何容易。
正因為統一的文字有利於文化的統一和思想的統一，有利於君王一統江山，掌握漢字的士大夫自然會也不能不用它為君王的統治服務，並且謀取本身的利益，即所謂“學而優則仕”。士大夫階層的出現，本是文明進步的一種標誌，但“他們的注意力必須集中於文字和文字格式，勝過集中於思想和現實，盡管中國相當太平，它的人民的個人智慧很高，但它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看來卻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阻礙”（威爾斯《世界史綱》），這又是漢字和漢文化保守性帶來的壞處。——“保守”雖不完全是貶義詞，但也不完全是褒義詞呀！
漢字與中國文化，這是一個大問題，非千字文所能罄。因為看了威爾斯的書，想到了這些，才胡亂寫了這一篇。我總以為，漢字的特點所由形成的思維方式、思想方法，以及它所體現的中國文化的保守性的好壞兩方麵，的確是一個值得深長思之的大問題。
二○○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七、為武俠話
“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作家，跟歌女歌郎一樣上“流行榜”，個個司空見慣。有人見榜上題名魯迅排到了金庸的後麵，卻為之忿忿不平，這實在大可不必。
講起“流行”來，正經文字從來是不如通俗作品的。“負鼓盲翁”的唱詞，流行到了“滿村聽蔡中郎”（陸遊詩《舟遊近村舍舟步歸》）的程度；讀過蔡中郎“青青河邊草”（《古詩十九首·飲馬長城窟行》）的人，滿村裏卻未必能找出一個來。就是魯迅本人，千裏迢迢從上海寄往北京去給老母親看的，也不是自己新出的《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而是張恨水的《金粉世家》和《美人恩》。
張恨水的書沒怎麼看過，前些年去美國，陪朱純在波特蘭久住，那裏圖書館的中文書不很多，金庸卻不少，於是便借看過好些。有本寫“神龍教”和那教主夫婦的，諷刺和譴責的目標顯然，倒算得有心之作，實在比吹捧秦皇漢武的“主旋律作品”還要好點。
認真考究起來，頭一個寫“俠以武犯禁”的作家應是司馬遷，《史記》的故事實在比後來的武俠更精彩，人物個性也更鮮明。法國大仲馬人稱“講故事的大師”，他的《俠隱記》由伍光建（君朔）用《水滸》式的白話譯出，也真比得上《水滸傳》。有這些“典型在夙昔”，武俠盡可入文學殿堂直起腰杆，怕隻怕自己不爭氣，毫無思想，一味胡扯，那就隻能讓人瞧不起。
時不愛看言情，武俠則是有看便看，不分好壞。好書且不必，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後三十年中一直被取締的《施公案》、《彭公案》、《江湖奇俠傳》這些書，亦未嚐對我無益。黃霸“八大拿”，拿的全是殺人強奸、綁票勒贖、為霸一方的嚴重刑事犯罪分子，正是如今“嚴打”的對象。那時偏要罵他是官府爪牙，是鎮壓人民的劊子手，罵來罵去，豈不罵到公安武警頭上來了麼？
《江湖奇俠傳》中桂武招親後，想帶著妻子離開強盜窩，隻能一道門一道門憑本事打出去。守頭道門的是侄輩，略微動手便過了；二道門由同輩人把守，交手一番也過了；第三道門上是長輩，那就打不贏，幸虧嶽母娘手下留情，才抱頭鼠竄而出；第四道門上橫著老祖母的鐵拐杖，兩口就隻能跪下磕頭，苦苦哀求了。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比九斤老太的故事生動多了。
武俠寫門派，寫鬥爭，毫無例外，徒孫總打不過徒弟，徒弟總打不過師父，太老師、祖師爺一出場，勝負便立決了。等級之森嚴，權威之絕對，服從之自覺，叛逆之不能幸免，均可於此中見之，“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哲學之精義亦在斯焉。這種閱讀文化大概確實有它廣泛的群眾基礎，所以才能在“流行榜”上居於高位。
二○○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八、衙門口的戒貪碑
王平的照片拍得和他的文章一樣好，不久前遊開封，在仿古新建的“開封府衙”前，他見到了刻在石碑上的四句話：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難欺。
將其拍成照片，在雜誌上登了一版，還建議“現在政府部門的大院裏，都豎上這樣一塊石碑，讓貪官們每看看這十六個字，也多少心存敬畏”。
王平的用心是好的，但他的建議即使能被采納，我看亦未必收效。
上麵四句，是從五代十國時後蜀後主孟昶的“戒貪碑”（《全唐文》題為《戒石文》）中截取的，原文有二十四句，見《全唐文》卷一百二十九，茲節錄如下：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
………………………
無令侵削，無使瘡痍。
………………………
下民易虐，上難欺。
朕之爵賞，固不逾時。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為民父母，莫不仁慈。
勉爾為戒，體朕深思。
看得出這是孟昶在“戒”他的百官：應該滿足於爵賞和俸祿，民膏民脂不要無止境地榨取，“上難欺”，怕遭報應啊。用心亦不可謂不好，但是“戒”住了沒有呢，當然沒有，孟昶稱“朕”也隻稱到四十六歲，後蜀為宋滅亡，他便稱不下去了。
宋朝統一了中國，太宗皇帝從孟昶的二十四句中“拿來”四句，頒行下，刻石立碑，永垂誥戒。此舉堪稱漂亮，不像後來的僭主寡頭，剛剛奪權成功，便忙著鏟碑換匾。也可能是他對趙家統治的合法性還有自信，故不必急於抹殺前朝功德，大樹自己威風吧。其後黃庭堅又會寫字，所書碑文各地爭相摹刻，成為北宋官衙一景。但朝廷想“戒”的事情還是“戒”不了。宋人筆記《甕牗閑評》記有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一則黑色幽默，便是在上麵四句的後麵各加上一句，成為這樣八句：
爾俸爾祿，總是不足。
民膏民脂，越吃越肥。
下民易虐，來了便捉。
上難欺，他又怎知。
用來形容《水滸》《金瓶梅》中一幹鳥官豈不正好。
隻要“下民易虐”的狀況不根本改變，民膏民脂之被貪官“越吃越肥”即無法避免，“戒”是無論如何“戒”不了的。虐民者誰，官也，一切由官作主，下民就“易虐”了。要使“下民易虐”變成“下民難虐”，隻有先將“官主”改成“民主”，靠宣示“上難欺”是沒有用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難道會跟王平好心希望的那樣，看到衙門口的戒貪碑便“心存敬畏”麼？
二○○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九、要當清官不容易
趙力行君寫了本新書《當官不容易》，我沒當過官，缺乏親身體會，但從雜覽中得知，當官的人若要當清官，尤其是要當一個敢於和貪官作鬥爭的清官，委實是不容易的。
《履園叢話》、《歸田瑣記》都記載過“下第一清官”張伯行的事跡。清康熙時他做江蘇巡撫，嚴拒下屬送情送禮，傳檄公示道：
一絲一屑，我之名節；一厘一毫，民之脂膏。拒一分，民受惠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誰雲交際之常，廉恥實傷；若非不義之財，此物何來？
而且到做到，誰知卻惹惱了同城的總督噶禮。
噶禮為滿洲親信，習慣貪汙受賄，張伯行要當清官，很礙他的事，便不斷向皇上打報告，張“專事著書，猜忌糊塗，不理案牘”。康熙四十九年江南鄉試，噶禮夥同考官賄賣舉人，得銀五十萬兩，張伯行接到舉報，上疏參他。他卻搶先出政治牌，反告張包庇戴名世《南山集》一案，奏雲：
《南山集》刻板在蘇州印行，伯行豈得不知？進士方苞以作序連坐，伯行夙與為友，不肯捕治。
都是要殺頭充軍的罪名。
督撫互劾，朝廷不得不派大員來查，噶禮有錢有勢多方活動，張伯行一貫清廉不會交際。於是認定：賄案雖然屬實，其罪隻在考官，噶禮應予免議；張伯行雖與戴案無涉，參噶禮卻是“妄奏”，當革職贖徒（罰款抵刑）。幸虧康熙想做明君，想保清官，另派人來複查，“複讞仍依原議”。這下聖心不悅了，諭雲：
噶禮屢疏劾伯行，朕以伯行操守為下第一，手批不準。此議是非顛倒，著九卿詹事科道察奏。
發動群臣來評判噶、張的是非功過。但察奏的結果，仍是“互劾失大臣體，皆應奪職”。
皇上明明講了“此議是非顛倒”的重話，為何還不把顛倒了的是非顛倒過來，還要混淆是非，各打五十大板呢？豈不是俗話所“貪官人緣好，人人都願保；清官自管清，個個都不親”的緣故麼，要當清官委實不容易呀。
但康熙畢竟可算是位明君，他需要保全“下第一清官”。噶禮政治上整人得利，利令智昏，又揭參江寧知府陳鵬年《重遊虎丘詩》為“誹謗”，想再製造一樁文字獄轉移視線，並立功補過。這回他卻打錯了算盤，康熙正在為群臣不明是非生氣，遂諭雲：
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江南必受其朘削一半矣。即如陳鵬年稍有聲譽，噶禮又欲害之……互劾之案，大臣往讞，皆為噶禮所製。爾等應體朕保全廉吏之心，使正人無所疑懼，則海宇長享升平之福矣。
張伯行始得留任，噶禮則終被革職。幾年後他謀殺母親未遂被賜死，則是別一案件，與張伯行無關了。
這是二百九十多年前的事情，如今已經沒有皇帝，靠聖子“保全”是難得了。清官貪官則總還是有的，我耳目閉塞，隻能從報紙上找例子。督撫（省部）級的貪官至少有一*，其製造“政治大案”的手法亦仿佛噶禮乎。清官如張伯行者則尚未找到，希望他再“不容易”也要堅持下去，總得讓我找到才好。
二○○八年十月二日
十、神鬼也分官大
舊中國實行“官本位”，不僅活人歸大大的官管著，死人也要歸大大的“官”管著，這就是大大的廟裏的神，到土地廟裏的土地菩薩，大到玉皇殿中的玉皇大帝。
清人陳其元《庸閑齋筆記》卷八中，曾記述他道光九年在杭州十五奎巷讀書時，見巷中有座神廟，供的神是行刺秦檜的“殿前校”施全。廟中香火盛，收入多，管事的人覺得校官銜不高，不夠風光，便派人到江西龍虎山師府，花三百兩銀子為神捐了個伯爵頭銜，於是按伯爵的規格標準，大辦賽會，大出風頭，成為轟動一時的盛事。
陳氏還記述道：神駕出行，經過別的廟時，例須投帖問候。《精忠嶽傳》中“泥馬渡康王”的泥馬也成了神，廟號“白馬明王”，並且有了姓名曰趙駿。既然成了王，爵高位尊，過別的神廟時所投拜帖便自稱“愚弟”（清朝的習慣，上級對下級，或同級相對，才能自稱為“弟”）。有次過康王廟，廟裏的管事卻出來攔著罵道：“爾神乃是吾神的坐騎，怎可向吾神稱弟，無禮太甚，非罰不可”，鬧出了一場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