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南方都市報》）
一、學宮臥碑的碑文
誰古時候不“洗腦”，不“禁”這“禁”那，給讀書人的自由更多，思想活動空間更大呢？讀一讀學宮裏的“臥碑文”就明白了。
民國以前，各府各縣，都有“學宮”和“文廟”，二者其實是同一組建築。在“大成殿”之東為“明倫堂”，是生員（秀才）聽講的地方。堂前都立有一塊“臥碑”（寬度比高度大的碑），上刻曉諭生員的文告十三條，明代原有六條，清順治九年又加了七條。明代的頭一條是：
國家明經取士，書者以宋儒傳注為宗，行文者以典實純正為尚。今後務將四書五經等課，令生徒誦習講解。其有剽竊異端邪，炫奇立異者，文雖工弗錄。
就是，書隻能讀四書五經，而且隻能按照程朱的注釋來理解發揮。如果接受了“異端邪”，文章做得再好也不行。第二條是：
下利病，諸人皆許直言，惟生員不許。其事不幹己，輒便出入衙門，以行止有虧革退。若糾眾扛幫，罵詈官長，為首者問遣，盡革為民。
就是，讀書人隻能讀死書，絕不能“言下利病”，即議論國家政治。若敢到政府機關找麻煩，立即開除；聚眾鬧事，則要充軍問罪。在這方麵，清朝又加了三條，一是：
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司衙門，不可輕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許家人代告。
重申不許找政府的麻煩。二是：
為學當尊敬先生，若講皆須誠心聽受。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製論，黜革治罪。
更加嚴厲地不許關心政治。三是：
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
集會結社自由和言論出版自由全都沒有，想要，就得治罪。
所有這一切，都詳細記載在商衍鎏著《清代科舉考試述略》這本書裏，還有照片。
“一·二八”時罵胡適，他勸學生要安心讀書莫上街遊行，是幫蔣介石鎮壓學生運動。其實胡適隻不讚成學生“糾眾扛幫，罵詈官長”，並不反對“言下利病”也就是批評國家政治，也不曾“黜革”過學生，更不要將其“治罪”了。洋博士比起專製政府來，還是多了些寬容，講一講民主的。
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二、楊鈞談字畫作假
楊度從捧袁世凱做皇帝到入共產黨搞情報，可稱政治變色龍。他的弟弟楊鈞卻並不熱衷政治，而是一個以書畫鑒賞見長的文人，所著《草堂之靈》多談識別假字畫之不易，如：
沈石田（按即明代著名畫家沈周）晚年收買己畫，偽者亦收之，莫能辨也。可見賞鑒亦非易事，己作尚不能定，而況他人乎？而況不能數見之古人乎？
自己買回自己畫的畫，連假的也買回了，辨偽確實不易啊！又：
何蝯翁（按即清代書法大家何紹基）於裱店見錢南園字，徘徊良久，甚為讚許，即與以六十金，令其速裝。後加細審，竟為贗跡，慚憤交至，寸裂投字簏中。名人失足，便成笑柄。
書法大家竟也難辨前人書法的真假，難怪“慚憤交至”，要將花六十金買回的假貨撕成碎片。
最有趣的是“記房山”一條。房山即元人高克恭，是和趙孟頫齊名的大畫家，所作《春雲曉靄圖》，《江村銷夏錄》曾予著錄。辛亥以後，李梅庵以“清道人”之名在上海鬻書作畫，名重一時，偶然發現了一幅《春雲曉靄圖》，以為是見諸著錄的真跡，遂購以入藏。楊鈞見影印本後，覺得筆法稚弱，布局不當，似非原本。在長沙與葉德輝討論，葉遂告知此事本末：乾隆年間蘇州王氏以四百金得《春雲曉靄圖》，由裱工張姓以白金五兩買舊紙半張，裁而為二，以十金屬翟某臨成二幅，又以十金屬鄭某摹其款印，一歸畢澗飛，一歸陳右銘（按即陳寅恪祖父陳寶箴），梅庵所得即畢澗飛本，皆所親睹雲雲。
李梅庵名瑞清，清末做過江蘇藩台，辦過兩江師範（即後來中央大學、如今南京大學的前身），清亡後著道士裝，稱“清道人”，為民國初年海上第一書畫名家，居然也將摹本看成真跡。楊鈞於是知“經古今人所謂巨眼者，亦未必盡可靠也”。但梅庵死後，友人為營葬事，出售此畫，因其名見著錄，又經名家收藏，仍然賣得了數千銀圓。《草堂之靈》敘述此事，文末遂雲：“偽房山不負真梅庵矣！”半是調侃，半是感歎。
如今書畫拍賣盛行，有點“名氣”的書畫家都成了“所謂巨眼”，四處請了去“鑒定”，“一經品題，身價十倍”的例子觸目皆是。其實“鑒賞亦非易事”，何況如今的“鑒賞”早已成了商業行為。
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性用品商店陳列的商品中，最易識別的便是供女性*的器具。這東西我們古代叫做“角先生”，清朝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刊行的《林蘭香》便寫過：
京師有朱姓者，豐其軀幹，美其須髯，設肆於東安門之外而貨*焉。其“角先生”之製尤為工妙。聞買之者或老媼或幼尼，以錢之多寡分物之大，以盒貯錢，置案頭而去。俟主人措辦畢，即自來取，不必更交一言也。
東安門外大街是北京的一條主要街道，“置案頭”就是擺在櫃上。這明在一百六十多年前，“角先生”便已在此公開發賣。而“買之者或老媼或幼尼”，還有那“不必更交一言”的交易方式，也大有性統計學和性商業史的研究價值。havelk ellis得好：“人的正常欲求，以使其滿足為佳。”若不得滿足，自尋出路也應被理解。“角先生”隻在東安門外有賣，而且未必價廉，有錢的老媼幼尼可以去那裏*，鄉下人就隻好就地取材。明朝人謝在杭所著的《五雜組》曾記雲：
肉蓯蓉產西方邊塞土塹中及大木上，群馬交合，精滴入地而生，皮如鬆鱗，其形柔潤如肉。塞上無夫之婦時就地淫之。此物一得陰氣，彌加壯盛。采之入藥，能強陽道，補陰益精。或作粥啖之，雲令人有子。
我孤陋寡聞，無論是鮮活的還是製成了藥材的肉蓯蓉都無緣見識。但《漢語大詞典》卷八中有一張圖，圓柱形莖頂端密集的花序呈半卵圓狀，若真“柔潤如肉”，倒還罷了；而其“皮如鬆鱗”，則簡直像虎鞭上的倒刺，真夠那“無夫之婦”消受的。至於它是“群馬交合，精滴入地而生”，可能是據《本草綱目》而言，但《綱目》講的原是活動話：
弘景曰：“（肉蓯蓉）代郡雁門屬並州多馬處有之，言是野馬精落地所生。”大明曰：“生勃落樹下並土塹上，此皆非馬交之處，陶誤耳。”頌曰：“舊是野馬遺瀝而生，今西人雲大木間及土塹垣中多生，乃知自有種類；或疑其初生於馬瀝，後乃滋殖，如茜根生於人血之類是也。”
茜根色紅，便生於人血：蓯蓉能壯陽，便生於馬精，其實都是想像之詞。《本草》將肉蓯蓉列為草部，《大詞典》也它是草本植物。“塞上無夫之婦時就地淫之”，草本植物又如何經得起時時折騰？“一得陰氣，彌加壯盛”大概也不會是事實。周作人過：
寫自然事物的文向來不多，其佳者更難得。英國懷德（gilber hie）之《自然史》可謂至矣，舉世無匹。在中國昔日嚐有段柯古的《酉陽雜俎》，此次則此《五雜組》，此二者與懷德書不能比較，但在無鳥之鄉此亦蝙蝠耳。
這段話也可以代表我的意見。古代中國文人科學精神缺乏，信古書信傳勝過了信觀察信實驗，但像謝在杭這樣能夠將士大夫諱言的事情記述下來，對於想要了解古代人們生活的後人而言，其貢獻也就遠勝於做八股寫頌聖詩文的學者了。
二○○六年四月四日
四、那些話不要講了
前人筆記不僅多有史的價值，寫得好的還有文的趣味。其實筆記作為一種文體，到現代亦並未消亡，周作人的《茶話》可比《老學庵筆記》，汪曾祺的《五味》可比《山家清供》，張中行的《流年碎影》也差不多可比得《西湖夢尋》。劉成禺的《世載堂雜憶》則完全是傳統意義上的史料筆記。劉氏一九五三年才去世，書一九六〇年才出版，董必武題記謂其文字“甚可喜，亦可觀”，確實如此。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六），清廷預備立憲，派端方、戴鴻慈等大臣出洋考察，到了美國舊金山。劉成禺是端方任湖北巡撫時送出的官費留學生，算是端的門生，此時正在加州大學肄業，又在《大同日報》上撰文宣傳排滿。端方遂令駐舊金山總領事鍾某到報館，要劉前往相見。《雜憶》所記鍾、劉對話和端、劉對話，都十分精彩，摘抄如下：
予（劉成禺自稱）曰：“端方是欽差，我是主筆，兩不相關，何故見他？”鍾曰：“端大人你是他的學生，凡是他的湖北學生，都來見過，就是你一個人未去，派我來，務必挾你同去。”予曰：“報館事甚忙，容遲時日。”鍾曰：“有汽車在門，你不去，我不能回去交差。”予曰：“出報稿尚須整理二時。”鍾曰：“我坐候二時。”
事畢同去，端、戴皆在。端介予告戴曰：“此是我學生。”指戴曰：“此是戴少懷尚書。”問予近況畢，曰：“你是我的學生，何以不來見我？”予曰：“予在報館，賣文為學費，白日讀書，晚上作文。”端曰：“我未來金山，即讀汝在《大同日報》所作之文，我語汝，從今以後，那些話都不要講了。”予曰：“我不知所講何話。”端曰：“就是你講的那些話。”予曰：“沒有講甚麼。”端曰：“就是你講的那些話。”予曰：“我並未講甚麼話。”端曰：“你自己還不明白，就是你講出口的那些話。你也明白，我也明白，從今以後，都不要講了。同是中國人，一致對外。此次考察回國，必有大辦法。老弟，再不要講了。”臨行，端又曰：“我忝居老師，你屈居門人，你給我麵子，那些話此後都不要講了。”
未幾，金山大地震，端由歐洲惠金五百，函附湖北回電原紙，由（留學生）監督周自齊手交。其回電為梁鼎芬覆電，電文雲：“請劉生湖北官費，此亂黨也，已稟南皮（湖廣總督張之洞）作罷。”而端方口中所謂“那些話”，蓋排滿論也。
看來端方為了使劉成禺“那些話不要講了”，曾打電報替劉再“請”官費，南皮（張之洞）在湖北卻沒有應允。接到湖北回電時，考察團已到歐洲，端方便從那裏給劉彙來五百兩銀子，名義上是地震救災，實際上則是封口費。劉成禺的口卻並沒有被封住，宣傳排滿的“那些話”仍然在講。但直到晚年寫《雜憶》時，他對端方的態度仍然比較客氣，比對張之洞客氣得多。
大臣反複叮嚀“那些話不要講了”，甚至不惜“惠金五百”：青年學生銀子笑納了，“那些話”照樣講，對施惠者則仍不無好感。
二○○六年六月二日
五、聊以為引睡之媒
清人田雯在《古歡堂筆記》中極力反對寫長文，他對長文章總是望洋而歎，隻能“聊以為引睡之媒”，就是將其當作催眠藥。對此我亦有同感，尤其是在翻閱報紙時。
文章的短長當然不等於文章的好壞，但報紙並非書刊，更非典籍，乃是快餐式的讀物，新聞也好，評論也好，都得在一兩分鍾內看完，副刊文字也不例外。即是長篇連載，每切的“豆腐幹”亦寧勿大，還須首尾相應，精彩迭陳，《阿q正傳》和《奧列佛爾》正是好例。若《尤利西斯》那樣好多頁不用一個標點的高文，則宜印成厚本，供人細讀深思，而不必登報，這也絕不會妨礙勞倫斯和狄更斯一樣成名。
我並不“逢長必反”，在這裏的隻是報紙，因為版麵有限，所以不能不“短些再短些”，這和古時的筆記很有點相同。筆記或記敘，或議論，也有“純文學”的抒情，字數多半隻有三五百，很少上千。報紙計算稿酬的方式也最好改一改，由按字數改為按篇數計酬。如果老按字數算，《世新語》和《陶庵夢憶》的作者，一篇頂多賣得百十元，隻怕也不會向報社投稿。
田雯字綸霞，自號山疆子，是康熙時德州人，曾督學江南。他的筆記編在《古歡堂集》裏，卷五有一則雲：
元人修宋史，如反賊李全一傳，凡二卷六萬餘字，雖覽之數過，亦不知其首尾何，起沒何地……朱子作《張魏公浚行狀》，四萬字猶以為少，流傳至今，蓋無人能覽一過者，繁冗故也。南豐“為人後”“救災”等議，誰能記誦之乎？予資鈍下，讀書最難，所謂“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旁”也。見文之繁冗無體要者，望洋而歎，聊以為引睡之媒而已。
“聊以為引睡之媒”，這話在這裏，確實膽夠大的。因為的朱子即朱熹，南豐即曾鞏，都是大權威；卻老實不客氣把他們的文章成是安眠藥，王婆婆的裹腳布看來真的使山疆子惱了火。
大凡享有盛名的作者，這盛名便是高其聲價的招牌。如果隻認招牌不認文，貿貿然奉之為圭臬，讓他們在版麵上當大地主，親近後才發覺全不是那麼回事，這種上當受騙的感覺，就會比被迫去改不通的文章更煩人，也無怪乎山疆子要生氣。
朱熹四萬字的文章找不到，找到了也沒勇氣讀。《元豐類稿》架上倒有一部，《為人後議》和《救災議》都在第雖然不特別長，也同樣無法讀下去，因為實在太乏味。看來“繁冗”雖是毛病，更要命的卻是“無體要”也就是沒寫好，讀者不喜歡讀，不太長也就覺得長了。
山疆子還過：“《新唐書》索然無味，不及《舊唐書》遠甚，直廢之可也。”這就不是比文章的長短，而是比文章的好壞。報紙副刊應該多發短文，其實這短文也首先得是好文章。即拿唐宋八大家來，《石潭記》和《雜四》當然最好，就是長一點的《讀張中丞傳後敘》也還會有人看；至於《張魏公浚行狀》和《為人後議》那樣的長文，硬要讓人讀，那就真隻能“聊以為引睡之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