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注意過年輕人的寫作嗎？比如2090年代的男性協作群，以及90年代的女性作家群。他們在算法日漸成為主流的時代是呼嘯而起的，創作了很多令人驚歎的作品，但他們保持著文學的敏感、率真和尖銳，保持著文學最原生的激情和創造力，很多大作家，在功成名就修成正果之後，已經失去了原始的寫作衝動和革新的勇氣，您對此又怎樣的看法呢？”
“為什麼失去原始的創作衝動，為什麼失去革新的勇氣，這是對大多數作家而言都會考慮的問題。我不認為年輕、激情之類的東西就一定是創作的優勢，功成名就以後就保守了就成為規律了，不管是你說的這個2090年代後的作家群體亦或者是我們這一代的作家作者，包括更早以前的前輩，從來沒有麵臨一個群體困境，有的隻是個人的困境。這困境具體來說就是你完成了一部比較重要的作品之後，怎麼寫第二部。別人對你的第一部作品沒要求，你是野孩子，野孩子還光著身子，一般都是生機勃勃的跑出來，讓人們鑒賞它的野性之美，大家也都會對這個孩子比較寬容，但是鑒賞過後你總得穿上衣服呀，穿了衣服之後你就已經改變了，你得教他規矩，然他變得得體，你還要創造更多的衣服給他穿，這時候困難就來了，一方麵鑒賞者還要求你要原始，另一方麵你發現脫不了衣服，也不想脫了，脫了也回不到過去了，這裏麵其實一直都是作家的問題，還有一個可能就是鑒賞者本身的問題。”李愛年老人說著從衣兜裏拿出一本日記道：“其實歸結為一個詞就是眾口難調，所以我現在的創作會分為兩種，一種是展示給大家的，一種就是保留給我自己的，像這本日記就是我的自留田。”
蘇澈接過日記本，打開扉頁就看到了一張照片，那也是個“時代的罪人”，他是2062年災區疫情總指揮，叫田文冕，是個看上去很文弱的“書生”，可就是這個書生下達了最嚴酷的封鎖令，徹底阻斷的感染者的傳播途徑，當然……疫情結束後，他站在了被告席，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
有關這個人的官方描述一直都很模糊，民間對他的評價也是褒貶不一，有人認為他是殺伐果斷的大將，如果不是他，肯定會有更多人犧牲！
但也有人說他是惡魔，如果他當時能夠再寬限一點，可以救出更多的無辜者。
總之，有關田文冕這個人的評價一直都沒有一個相對中肯且令人滿意的結果。
作家們也都很默契的避開了這個人物，尤其是在這個“算法”時代，費盡心思去寫一個“罪人”，顯然是不夠“算法”的。
然而李愛年老人的日記本裏卻藏著一個以田文冕的原型為主角的短篇小說。
故事很短，隻有四千多字，講述的是未來的某一天，無知的礦工打開了地獄的大門，驚慌失措的礦工們在逃離時被礦主引爆了隧道埋在了地下，其中一個礦工的兒子為救父親找來救援隊，但在救援過程中更多人被感染，這時候作為救援隊長的主角果斷下令再次封鎖礦區，並導致整個救援隊和受困礦工全都遇難的故事。
結尾處，地獄的大門被再次封鎖，可是主角和礦工的兒子，已經礦工和自己兒子的通話錄音全都被公開化，也使得原本應該成為英雄的主角成了“罪人”，他的果斷被評價為“不人道”，他的處理辦法被評價為“不夠完美”，總之，沒人記得正是因為主角的果斷才保住了附近小鎮上數十萬的居民，才沒有使得災難進一步擴大。
文中有這樣一段對話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主角下令道：“把他抓回來！任何人不允許離開現場！”
“你瘋了！你沒有權利這麼做！”礦工的兒子。
“這是命令！”
“可我們是人，我父親沒有感染，他還活著！”
“我沒時間和你在這爭論，這是命令！如果你還記得自己是個軍人的話，就得服從命令！”
“命令？那你又是從什麼忘了我們也是人的？！”
……
“那麼……您認為，這個問題具體是什麼呢？”采訪繼續，蘇澈把日記本抵還給李老，他沒有對這部短篇做任何評價。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教條’，比如什麼是優秀的文學，什麼事作家身上最珍貴的素質。令人苦惱的是我們大家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教條中，很少作這樣的反向思維，比如對革新的態度，更很少有人去思考那些大無畏的革新是否隻是一次魯莽的資源浪費？有些傳統是否必須有人去維護發展？甚至有些後退是不是反而具有先進的意義？所以不管對什麼背景的作家來說，真正自由的寫作是能夠擺脫一切‘教條’的寫作，是一種堅強的自信的寫作。”
聽完這段話，蘇澈突然有一種思想被解放的感覺，一直以來他認為思想在體製的框架內探索是坦蕩的正道，可現在他忽然覺得那可能是一件比較悲哀的事情，任何時期都應當需要更大更廣闊的思想空間，雖然通常在管理者眼中，思想對行為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正常人絕不會無意識的去做某些事，那麼思想就必須受到正確的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