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社會從要求個體無條件地服從集體，到終於可以讓人們理直氣壯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進步。如果每個人能夠在追求個人成功的同時，還能影響更多的人，幫助他們獲得成功、進步，這是不是一種更了不起的成功？但是，不斷追求更大的影響力又何嚐不是一種執念呢？一直追求“讓世界因我而不同”的李開複在2013年被診斷出患有四期淋巴癌時，幾乎崩潰。死亡讓他重新審視自己奉為圭臬的信條。在佛光山，星雲大師對他說：“‘最大化影響力’究竟意味著什麼？一個人這樣說的時候，通常都是給追求名利一個淺薄的偽裝。問問自己的內心吧，千萬不要自己騙自己。”他認為人類不該一刻不停地計算、量化一切事物，侵蝕內心本真的東西。因為這會阻礙生命中真正能量的湧現——那就是愛。這讓李開複有了向死而生，珍惜真愛的康複之路，這既是身體的，也是心靈的。
做訪談節目的人是以提問為生的。我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斷地提問。但是如果回想一下我們從小受的教育當中有多少環節是在訓練我們問問題呢？基本上沒有。我們一直受到的訓練是回答問題，先把老師教的答案記住，然後在考試的時候再還給老師。
美國學校的老師特別鼓勵學生提問。在中國的學校，老師可能對學生說，這兒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來解答；在美國學校，老師很可能說，你自己編三道方程式讓其他的同學解答。這可能是一種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實際上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種被學校一步步培養出來的“好學生”，對如何提問沒什麼概念。我在北京外國語學院讀書時，正好有一節是外教上的宗教課，他講完了以後問：大家有什麼問題嗎？一個大教室裏麵，100多個學生，寂靜無聲，大家都羞澀地低下了頭，沒有一個人舉手。教授非常生氣地從兜裏掏出了一塊美金，說：“誰要是問出一個問題，哪怕是再愚蠢的問題，我就把這一塊美金給他。”我們都有一點受屈辱的感覺，作為一個學生難道我們真的沒有問題嗎？記得後來我舉手了，至於硬著頭皮問了個什麼問題，了無印象。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我當時選修的一門課是社會學，因為我覺得做傳媒的人需要有一些社會學方麵的基礎知識。我每天上課都準時到，作業按時完成，老師囑咐看的參考書都看了，論文也寫得還不錯，可是到期末我發現所有的課程裏麵唯有這門課得了一個B，其他功課都是A或A-。怎麼會得一個B呢？我就去找社會學的教授理論，問她你是不是搞錯了。她翻看了一下我的記錄說：“的確你的作業都交了，完成得也不錯，但是我要給你一個懲罰，因為你上課從來不問問題，這就說明你上課的參與度不高。”當然後來我據理力爭，申辯說因為剛來美國不久，有時組織語言的速度稍慢，往往剛想說就被其他同學搶了先，等等。老師看來是動了心，最終給了我一個B+。
我們的社會從要求個體無條件地服從集體，到終於可以讓人們理直氣壯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進步。如果每個人能夠在追求個人成功的同時，還能影響更多的人，幫助他們獲得成功、進步，這是不是一種更了不起的成功？但是，不斷追求更大的影響力又何嚐不是一種執念呢？一直追求“讓世界因我而不同”的李開複在2013年被診斷出患有四期淋巴癌時，幾乎崩潰。死亡讓他重新審視自己奉為圭臬的信條。在佛光山，星雲大師對他說：“‘最大化影響力’究竟意味著什麼？一個人這樣說的時候，通常都是給追求名利一個淺薄的偽裝。問問自己的內心吧，千萬不要自己騙自己。”他認為人類不該一刻不停地計算、量化一切事物，侵蝕內心本真的東西。因為這會阻礙生命中真正能量的湧現——那就是愛。這讓李開複有了向死而生，珍惜真愛的康複之路，這既是身體的，也是心靈的。
做訪談節目的人是以提問為生的。我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斷地提問。但是如果回想一下我們從小受的教育當中有多少環節是在訓練我們問問題呢？基本上沒有。我們一直受到的訓練是回答問題，先把老師教的答案記住，然後在考試的時候再還給老師。
美國學校的老師特別鼓勵學生提問。在中國的學校，老師可能對學生說，這兒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來解答；在美國學校，老師很可能說，你自己編三道方程式讓其他的同學解答。這可能是一種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實際上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種被學校一步步培養出來的“好學生”，對如何提問沒什麼概念。我在北京外國語學院讀書時，正好有一節是外教上的宗教課，他講完了以後問：大家有什麼問題嗎？一個大教室裏麵，100多個學生，寂靜無聲，大家都羞澀地低下了頭，沒有一個人舉手。教授非常生氣地從兜裏掏出了一塊美金，說：“誰要是問出一個問題，哪怕是再愚蠢的問題，我就把這一塊美金給他。”我們都有一點受屈辱的感覺，作為一個學生難道我們真的沒有問題嗎？記得後來我舉手了，至於硬著頭皮問了個什麼問題，了無印象。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我當時選修的一門課是社會學，因為我覺得做傳媒的人需要有一些社會學方麵的基礎知識。我每天上課都準時到，作業按時完成，老師囑咐看的參考書都看了，論文也寫得還不錯，可是到期末我發現所有的課程裏麵唯有這門課得了一個B，其他功課都是A或A-。怎麼會得一個B呢？我就去找社會學的教授理論，問她你是不是搞錯了。她翻看了一下我的記錄說：“的確你的作業都交了，完成得也不錯，但是我要給你一個懲罰，因為你上課從來不問問題，這就說明你上課的參與度不高。”當然後來我據理力爭，申辯說因為剛來美國不久，有時組織語言的速度稍慢，往往剛想說就被其他同學搶了先，等等。老師看來是動了心，最終給了我一個B+。
2010年10月，我參加了我的導師趙忠祥先生廣播電視50年的研討會。他18歲成為中央電視台的第一個男播音員，68歲還在主持《人與自然》和《動物世界》。他講當時他進入電視台的時候，電視台還是用膠片播出的。所以實際上在那個時候一切都是現場直播，機器上放著膠片，播音員現場配音。時間緊迫時甚至是一位撰稿人跪在地上寫稿子，一邊寫一邊改，而播音員就要字正腔圓、不慌不亂、毫無差錯地念出來。當時的電視從業人員文字的功底，播報的功底，現場掌控的功底，真的不是我輩一朝一夕可以比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