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電視技術已經有巨大的進步，但是同時今天的傳統媒體還是有很多的困惑。網絡是巨大的挑戰之一，很多曆史悠久的報紙已經紛紛倒閉。
網絡第一波衝擊的是平麵媒體，第二波則是電視媒體。視頻網站、移動互聯網的的蓬勃興起不可阻擋，人們接受信息的習慣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從坐在電視機前守候著一個節目開播，到在網絡上自由地攝取各種個人需要的資訊娛樂組合。電視觀眾也已經呈現出兩極化的發展，兩大收視群體分別是青少年和退休人群，低齡化的趨勢和老齡化的趨勢日益明顯。而20～50歲左右的社會中堅力量、精英力量更多地從網絡上獲取他們需要的資訊和娛樂，即使是電視節目也常常是在網上搜索收看。在收視率的壓力下，電視人必須要滿足這兩極化的需求，最後的結果往往是電視劇和綜藝類的節目占據黃金時段。放眼全國的各省級衛星頻道，幾乎都把新聞壓縮到最小，每晚連續播放2～3集的電視劇，再加上原創或引進的綜藝類節目，訪談類、專題類節目已經都被移到11點以後了。這似乎是一個潮流趨勢。我並不覺得這有什麼好或不好，這就是我們所處的時代的現實，必須麵對的現實。
2010年我到台灣，專訪了電視主持人蔡康永。數年前他在做《康熙來了》之前曾經主持一個電視節目《真情指數》。我當時看到這個節目在形式上與《楊瀾訪談錄》很相像，就主動跟他聯係，希望兩個人能聯手做一個海峽兩岸不同領域代表人物的交叉采訪，但是後來由於電視台等方麵的原因失之交臂了。在采訪中我們倆探討電視生態對於電視形態包括主持人風格的影響。他說他其實很羨慕我能把高端訪談做10年之久，它不一定是收視率最高的節目，但是能夠影響那些有影響力的人，所以就會有高端產品，比如汽車、電腦、酒類品牌，為了維護品牌的定位和影響力來讚助這樣的節目。在台灣，電視節目不能有品牌冠名讚助。
在一切唯收視率是瞻的情況下，即使是晚間七點檔或者八點檔的新聞節目也變得更加娛樂化。如果大家更喜歡看一個醉漢跟警察打架，那麼它一定會代替伊朗核危機的新聞。加上台灣獨特的地緣政治因素，對國際事務的參與比較少，所以台灣的民眾，特別是年輕人對國際事務不是特別關心。即使電視台的主流新聞節目，也變得碎片化、娛樂化。蔡康永說：“我們麵對的現實是：你想要找內涵嗎？那就不要到電視上來找。楊瀾你如果能把深度訪談節目再做上10年，就太了不起了！”
說到我與主持人職業相關的第一次提問，還帶有點溫柔的對質。1990年，我從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的那一年，當時中央電視台《正大綜藝》的製片人辛少英到北外去招主持人，這也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央電視台第一次在社會上招聘主持人，而且不以播音和傳媒專業為限。記得她當時談到《正大綜藝》需要找一個很純情的女主持人，要善解人意的那種。輪到我自我介紹時，我反問她：“為什麼在電視上女主持人總是一個從屬的地位？為什麼她就一定是清純、可愛、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夠更多地發表自己的見解和觀點呢？”我當時其實是用這樣一個問題來表達自己的某種不滿，但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給她留下了印象。後來我被通知去參加第二次麵試，第三次、第四次，直至第七次麵試後走上《正大綜藝》的舞台。現在回想起來真覺得不可思議，無論是我的專業背景，還是家庭背景都跟電視毫無關係，而當時無論是製片人、部主任、正大集團還是台領導，居然能夠起用一個完全沒有專業培訓的女大學生來主持黃金檔的一個最重要的節目！現在回頭看，我心存感激之餘，也覺得離不開當時的時代背景。那時社會剛剛經曆動蕩，氣氛沉悶，人們厭煩了生硬的電視語言，希望通過電視了解外部世界，在更人性化的交流中放鬆心情，有更多的空間來表達個性。《正大綜藝》大概是中央電視台第一個不需要主持人按部就班念稿子的節目。如果沒有薑昆、趙忠祥這樣的資深藝術家、主持人站在我身邊，也許我也不可能擁有這樣的自由度。因為他們已經功成名就，所有的編導都很尊重和信任他們，所以相對地也帶動我有更多的機會表達年輕人的觀點。包括那個時候我們也有一個特別的設計，那就是讓趙老師代表受傳統文化影響深、相對中庸的社會主流觀點，而我更多地代表有一定國際視野的、有一點叛逆精神的年輕人，這樣一老一少，形成某種衝突但又愉悅的氣場，在當時的中國還是頗有新意的。
但是有一個事情還是可以反映當時整個輿論的環境跟今天有著多大的不同。我記得在節目開播的第一集裏我在主持詞裏加了一句這樣的話：“希望我們的節目能夠為大家在茶餘飯後增添一些生活的情趣。”這話今天聽起來稀鬆平常，但當年因為這句話我還受到過批評，部主任開會批評說這句話說錯了：“我們的電視是教育人民、團結人民的，怎麼能隻為大家增加一點生活的情趣呢？”今天想起來覺得不可思議，但是那個時候的媒體環境就是這樣的。所以當我們去審視一個節目的時候，要看到它當時的社會環境，而不能夠用一個絕對的尺度去評論它的製作水平或言論尺度。
我也經常會聽到讀傳媒的學生詢問，如果要去國外深造讀新聞專業，最好采用什麼樣的途徑。以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為例，它在大學本科是不設立新聞學院的，通常也不鼓勵學生從本科畢業直接上研究生。它更歡迎有專業背景和一定工作經驗的人。今天的新聞時代已經超越了單純的新聞事件的報道，並不是問了五個hen，where，what，why）就可以寫出一篇好的報道。甚至，今天人工智能在財經、體育類新聞的簡單報道方麵，速度已領先人類記者。今天的一個優質報道更多地與背景鏈接有關，即如何把一個孤立的事件放在一定的時間和社會背景的坐標上，給受眾一個理解和思考的框架。而對背景的介紹通常需要比較專業的知識，他們更希望是由有專業背景的人進入到傳媒的這個行業。相關知識越豐富，提的問題才越有質量。
1996年，我在紐約采訪了已經退休的美國CBS的老主播沃爾特·克朗凱特先生。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他以高度的敬業精神和職業素養，特別是高度的社會正義感和誠實客觀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不少經典報道——越南戰爭、阿波羅登月、肯尼迪遇刺、水門事件等等，被譽為美國公民最信賴的人。當今恐怕沒有一個主持人或新聞記者能擁有他當年的那種公信力了。當他退休以後，網絡媒體迅速崛起，所以我問他：“您過去總以‘That''s the way it is’來結束每天的新聞節目，如今人們已經能夠從網絡接收到海量的信息，電視新聞未來的角色會是什麼？What is the way that will be？”克朗凱特說：“無論人類的社會如何發展，無論人們的資訊有多少不同的途徑去獲取，真理和真相永遠是隧道那一頭的光。挖掘真相、追求真相、報道真相，永遠是我們最應關注的事。”中美國情不同，媒體環境不同，10多年來我和吳征創立並經營著一家民營媒體公司，麵對體製和商業的雙重壓力，也常有步履維艱之感，但是通過人物訪談揭示曆史的真相、心靈的真實，以開放的視野、文化的包容，關注個體的成長與困境，從而記錄時代變遷的精神印跡，卻成為我不願放棄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