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公共政策專家弗蘭西斯·福山在一篇名為《女性和世界政治發展》的著述中指出，因為女性與生俱來厭惡暴力，如果有更多女性能夠參與到世界政治中，特別是成為領導人的話，世界將更加和平。“我並不確定女性是否更愛好和平，她們也曾下令發起過戰爭，但我認為基於公平的原則，女性應該在政治決策中有更多的話語權。”說這話的是瑞典前外長安娜·林德。生於1957年的她長著一張女學生的臉，淡金色的頭發，紅潤的膚色。她是瑞典政壇冉冉升起的明星，人們預測她是未來的首相人選。我采訪她的地點是瑞典外交部，在她手下一名官員的辦公室，因為他剛剛做了父親，正在休“產假”。“記者們總是問我同一個問題：在有兩個孩子的情況下，你是怎麼做好外交部長的？我的男同事們從來不需要回答這個問題。我認為今天的女性不再需要在事業與家庭間做任何選擇。我們兩者可以兼顧。同時我堅持讓自己的男同事也一定要休‘產假’，回家去給孩子換尿布！”為了下班能早點回家，安娜傾向於參加午餐而非晚餐，因為這樣就可以回家跟老公和孩子們吃晚飯。母親節那天，丈夫和兩個兒子一起給她做了美味的煎魚三明治，還送了她很多張畫，多到牆上都掛不下了。說起這些，安娜的臉上浮現出滿足的笑容。就在我采訪安娜三個月後，她在一家購物商場裏被一名男子用匕首刺殺。經查那人患精神分裂症，最後被免於刑責。聽到這個消息，我驚愕不已。兩個男孩成了沒媽的孩子。
2014年在采訪樸槿惠之前，我讀了她的自傳《絕望鍛煉了我》。這位在年輕時經曆了母親、父親先後被刺殺，眾叛親離的女性，以東南亞地區第一位女總統的身份再次入住青瓦台，顯示了她巨大的忍耐力和韌性。坐在我對麵的她內斂，含蓄，說起話來輕聲細語，不緊不慢。她是個感性的人，對青瓦台的一草一木都很有感情。我問她最喜歡哪個角落，她眼睛一亮，說：“不知道你來青瓦台的路上，有沒有看到‘綠園’？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個地方，而且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年輕時隨父母住在青瓦台，時隔多年後又住在這裏。其他的地方都發生了很多變化，隻有這個園子沒變。我一到那裏，就聯想起往事，我生活中的那些記憶仿佛曆曆在目……”有這麼多傷痛的回憶，為什麼還要投身政治之中呢？她思索片刻，緩緩地說：“因為覺得自己可以有所貢獻。我父親執政時，國民付出了巨大努力和犧牲，成就了經濟奇跡，而我希望把國民的幸福感放在第一位。每個人生下來有不同的力量和夢想，能力也不一樣，但我希望每個國民都能盡情發揮自己的能力。作為政府，就是要創造工作崗位，建立信任，盡量消除國民的痛苦與不安，還要振興文化，讓國民享受到文化的昌盛……”
似乎難以逃離韓國國家元首的某種魔咒，樸槿惠在任期間因濫用權力的指控被彈劾，並隨後經曆了漫長的聽證與審訊過程。據說她在拘禁期間常常一個人安靜地讀書。相信曆史會給她一個說法。而命運，在給她一次絕望的磨練之後，又讓她有了一次複習的機會，也真讓人唏噓了。
很多能幹的女人都不願被人稱為“鐵娘子”或“女強人”，因為這其中含有某種不近人情的意味。但陳至立不這麼看。她說：“鐵娘子如果是指言談舉止，那可能帶有貶義，但如果是指對事情的處理和決斷，那我認為男女領導人都一樣要敢於負責，敢於拿主意。意誌要堅強。不要因為怕得罪人就縮手縮腳。”作為中國的職業女性，陳至立也有過疲於奔命的日子。結婚生子之後，她的丈夫在軍隊裏工作，婆婆還在上班，她不得不一下班就往家裏跑，生火做飯，哄孩子睡覺後再讀書、看文獻。稍有閑暇，她還跟鄰居學包粽子，不用繩子，單憑粽葉穿插，利用糯米在高溫中膨脹的原理讓粽包更加結實。有時加班回家晚了，看到孩子坐在椅子上睡著了，心疼得不得了，感覺自己沒有盡到照顧他們的責任。但孩子們也在這樣的環境裏學會了照顧自己，跟母親的情感非常親密。
世界經合組織做過一個調查，全球工作時間最長的女性是中國女性，這包括了有償工作和無償工作的時間。這固然反映出中國女性的勤勞，也讓我們看到，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很多中國家庭還是認為家務主要應該由女性承擔，於是女人在職場和家庭之間奔波，還要經曆所謂 “喪偶式育兒”的窘境，每天做家務帶孩子的時間平均比男性多兩三個小時。
有人稱陳馮富珍是鐵娘子，也有人說她是賢妻良母式的傳統女性。這兩種不同的標簽，同時存在於一個女性身上，讓我好奇。2006年11月9日，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的選舉中，中國香港前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獲得約七成支持，高票當選為新一屆世衛總幹事。這也是首位在國際重要組織中擔任領導角色的中國人。宣布結果時，她用中國人傳統的作揖方式表達感謝。那時，從香港飛到日內瓦多日，為她煲湯鼓勁的丈夫陳誌雄（香港眼科醫院執行總裁），悄悄從第一排起身，退到湧上前來祝賀的各國代表身後。
2003年非典疫情暴發時，擔任衛生署長的陳馮富珍每天下午四點半準時出現在媒體麵前，回答記者們一個又一個急切而尖銳的問題。其實對於凶險的疫情，她自己心裏也沒有底。但她相信，所能做的就是勇敢的實情相告，用透明性安撫人心。她的壓力可想而知。一次，在談到淘大花園的疫情時，她不得不中斷會議，躲到一個房間去哭了一場，然後喝一杯水，平複一下情緒，再接著開會。
在那兩個月中，她基本無法回家。偶爾回家的時候，丈夫和兒子都會擁抱她，給她安慰。“他們給了我可以靠一靠的肩膀。”陳馮富珍說。從擔任重要公職開始，丈夫開始了婦唱夫隨的生活節奏。可是他們年輕時，可正好是反過來的。為了陪丈夫去加拿大留學，陳馮富珍從文科改學醫科，就為了兩個人能在一起。大學裏的醫學總監說，女人回家做飯就好了，但丈夫支持她擁有自己的職業夢想。孩子小的時候，兼顧家庭和事業的確有很多壓力，但夫妻二人相互體諒，還訂了一條家規，每過六個月，就坐下來把家裏的事總結一下，就好像是會診一樣，找到問題，一起想辦法解決。能有這樣相互理解支持的伴侶，真是幸運而幸福的事啊！也再次驗證了一個觀點，男性和女性在職場和家庭中都要共擔責任，才能找到工作與家庭的平衡，而不是把平衡的責任都推給女性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