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杜仲送到了男生宿舍門口，敲開門叫出了孟迪。她對孟迪說，她的一個朋友來看他，能不能在孟迪這兒借住一晚，明天就走。孟迪什麼也沒問，就讓杜仲進去了。分手的時候，杜仲神情嚴肅地伸出手來，很有禮貌地碰了碰小溪的指尖。留在小溪記憶中最後的印象，杜仲的手柔軟而冰涼，像一團雪花。
小溪一個人走回女生宿舍去。刀子一般的小風鑽進了她的脖頸，她一陣寒顫，覺得心都好像被凍透了。那個瞬間她的腦子裏忽然跳出了一段話：“決不能把私人友誼和政治問題混為一談……決不容許把私人友誼擺在事業的利益之上。”那是前不久她從一份學習材料上抄下來的斯大林語錄，為了以此勉勵自己。想不到在這個寒冷的冬夜，這段話真的給了她一絲勇氣和安慰。
月光下，她看見自己大步行走的身影。兩條粗壯而結實的雙臂有力地甩動著，白色的雪地上，身子兩側晃動的黑影，猶如雄鷹黑色的翅膀，從雪地上飛升起來。
可是楚小溪還沒等起飛，翅膀就突然折斷了。
春節過後不久，上頭來了外調人員，加上總場保衛科和連隊的保衛幹事，差不多坐了滿滿一屋子人。小溪被叫去談話的時候，那些人麵露凶光，如臨大敵，讓小溪覺得莫名其妙。他們用審訊犯人的口氣，提到了杜仲的名字，並要楚小溪老實交代有關杜仲的一切問題。他們是從杜仲住處的灶坑裏，臨走前沒有被焚燒徹底的一大堆信件殘片中，發現他和楚小溪的聯係的。當楚小溪終於聽明白，杜仲這個人已經在春節前夕“過江”去了，並且至今沒有被遣送回來——她的腦子嗡地一聲炸開了，後背上一層冷汗，像是箍上了一件鐵製的盔甲。
杜仲確是來過萬山，但他的告別隻是一種象征，連一句暗示的話都沒有。
假如她真的知道他有過江的念頭，小溪即使用自己的生命去阻止他，小溪也舍得。
但小溪真的連一丁點兒蛛絲馬跡都沒有察覺。她什麼都不知道、什麼也沒有發現。在那天晚上他們單獨相處的三個小時中，關於這個犯罪計劃，他絕沒有向她透露一絲一毫。她始終被蒙在鼓裏，她真是太幼稚天真、太麻痹大意、太愚鈍輕敵了。作為一個革命青年，如此缺乏階級鬥爭的警惕性，她深感愧疚、悔恨，甚至萬分痛恨自己。
可是沒有人相信她的交代和檢討。他們說：那天杜仲突然來到萬山農場，你為什麼不在連隊宿舍公開和他嘮嗑？為什麼要偷偷摸摸把他帶到科研排的種子站，並且，談話長達幾個小時，你們不是在密謀在幹什麼？小溪結結巴巴回答：怎麼是密謀呢，隻不過說了點家常事、H城的熟人、下鄉後各自的收獲什麼的。他們說：談話有證人在場嗎？小溪說沒有證人。他們說沒有證人怎麼能證明你不知情？怎麼能證明你不是他的同謀？怎麼能證明你沒有參與並協助他外逃？怎麼能證明你沒有為他提供幫助呢？否則他來找你幹什麼？
小溪啞然無語。她無法證明自己。她什麼證明都沒有。
一連許多天，她被拘禁在連隊“小號”裏，回憶交代反省自己與杜仲的“曆史淵源”以及現行關係。夜深人靜時仔細回想，其實那天晚上有許多個微妙之處，都已經顯示出了杜仲決心“過江”的可疑跡象，可惜小溪隻是渾然不覺。比如那個該死的半導體、比如農藥、比如……但小溪什麼也不能說，某種本能告訴她，她說得更多麻煩就會更多。她在拚命檢討、痛心疾首地認錯、表示堅決與杜仲劃清界限的決心的同時，卻總是一問三不知地守口如瓶。後來的許多年裏，小溪時斷時續地想起萬山農場持續了幾個月的審查，當時她那種頑強的緘默不語，其實並非出於良知，而是出於自我保護的基本常識。也許在潛意識中，還有一點對杜仲殘留的友情。杜仲曾跟她說了那麼多不該說、對一般人不敢說的話，想必杜仲是信任她的。也許在杜仲的生活中，隻有她這一個可以信任的人了。她得對得起這種信任。小溪抱著僥幸的心理，希望能躲過這場厄運。然而她終究還是躲不過。專案組初期勞而無功的審訊，因一張小紙片而突然起死回生。一個深夜他們得意洋洋地出示了那張紙片，紙片已經被揉得皺皺巴巴，但上麵的中文字跡依然清晰可見：
請帶我走！
Возьм темен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