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八月，寧夏開展“反壞人壞事”運動，快捕、快批、快判。僅三個月，二萬七千餘人受到無情打擊，冤獄遍地，其中浙江支寧青年首當其衝。
“文革”初期，由前進農場改為農建十三師的第三團，宛如一鍋煮沸的菜粥，熊熊的火苗子發威地燎著黑漆漆的鍋底，黑漆漆鍋底以及同樣黑糊糊的鍋沿裏的菜粥都遵循著熱脹冷縮的物理原理而發熱發狂，在騰騰的霧氣中，“咕嘟”、“咕嘟”地翻騰著，可謂萬炮齊鳴，人喊馬嘶，一場天昏地暗般的鏖戰廝殺開始了。
在“造反有理”的狂飆中，張曼新也揭竿而起了，呼啦啦集聚起一哨數百名的人馬，迎風獵獵扯起“無產階級革命紅色風暴造反派”的大旗，並一舉坐上了這個造反組織的頭把交椅——司令。
但是，造反，造什麼反才更有切實的意義呢？
作為司令的張曼新頗費心思。
莫非整日裏也大呼隆地扯著脖子喊“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麼？
當然在當時這個是不可不喊的。
可是，他又覺得這樣做離自己太遙遠。
那麼，怎樣才能顯示“造反”的實際質量呢？
於是，他把重點放在五年前寧夏開展的反壞人壞事（簡稱雙反）運動中製造的種種駭人聽聞的冤、假、錯案上。
他們這個“無產階級革命紅色風暴造反派”組織，其成員大部分都是一水的“黑五類”子女。造反，不就是要砸碎鎖鏈，還人們自由的生存權利麼？
“上北京！”身穿一身卡嘰布黃色軍服的張曼新，已長成一米七高的身材，腰紮絳紫色武裝帶，軍上衣的左上方的蓋式口袋裏，插一支鋼筆一支牙刷，上方別一枚橫條的毛主席語錄像章，顯得棱角分明的臉上經過幾年來西北風沙的磨礪，原來的稚氣不見了，嘴唇上已有了一抹淡淡的胡須，憑添了一種深沉。眼窩略微有點深，目光似烏雲中的閃電，炯炯有神。他帶上幾個造反派組織的成員，乘火車直驅“文革”的大本營北京。
張曼新自舉事以來，東奔西走，上衣口袋裏總是插一支鋼筆和一支牙刷，不僅踏遍了原前進農場的二十多個生產隊，還南下浙江，足跡印滿浙江支寧青年所在的山山水水和城鎮農村。他白日裏甩開腳步攀梁越溝，夜晚找個地方“貓”上一覺，清晨起來手捧涼水來個“貓洗臉”，從上衣口袋取出牙刷漱漱口，便又踏上征途。
因而，“牙刷司令”的稱號由此誕生。
經過無數個日日夜夜，張曼新獲得了一個駭人聽聞的數據：僅在“反壞人壞事”運動中，浙江支寧青年遭受到無情打擊者居然多達二千七百餘人，而在區區一個前進農場，受到嚴厲打擊的浙江支寧青年，也有三百三十一人，占全場受打擊人數的百分之十三。
數以萬計的浙江支寧青年，為了逃避劫難，紛紛奪路逃生。當地政府為阻止浙江支寧青年離開寧夏，離開西大灘，一方麵在火車站及各交通路口，層層設卡；一方麵在政治上製造威懾，凡是在逃離中被抓住的浙江支寧青年，一律戴上“社會主義逃兵”的帽子。不少浙江支寧青年在逃離途中凍餓而死，不少人被截獲。
當時，由於受打擊者眾多，一時間造成監獄和看守所人滿為患。前進農場所處的平羅地區，不僅看守所的全部班房已經關滿，而且還將兩個電影院和劇場也塞得滿滿當當，刹那間似乎成了“洪洞縣裏沒好人”。
在這些受打擊的浙江支寧青年中，有多少成為冤魂，有多少仍在蒙受恥辱，又有多少下落不明、家破人亡呀！
有一個名叫趙毅的浙江支寧青年，因為在“低標準”中偷吃了幾個饃饃，便受到無情打擊，他不堪忍受臨牢之苦，越獄而逃。監獄立刻派人到這個青年的家鄉緝拿，結果撲了個空，但是從此給這個青年的年邁父母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他母親整日思念不知死活的兒子，哭瞎了眼睛；他父親因受到驚嚇而心髒病複發。這兩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孤苦伶仃，衣食無著，喊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不久相繼而死。
還有一個年齡較大的浙江支寧青年，名叫胡大進，因餓肚子時期說了幾句怪話，被抓起來批鬥。他不服，又遭到毒打。他感到這樣下去不會有自己的活路，便逃回浙江家中，勸說年輕的妻子馬上改嫁，從此他便銷聲匿跡。
更為典型的是一個名叫陳誌連的複員軍人，曾在抗美援朝時因作戰勇敢，立過戰功，是陳家的獨生子。時任八隊第二分隊副隊長。因給領導提過意見，在“雙反”中被打成“反黨集團”的頭目而判刑三年。釋放歸隊的當天，因吃黃豆太多，當晚肚脹而死。其母聞訊，哭瞎了雙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