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樁樁冤案，件件屈情，烈焰般熾烤著張曼新那正直而火熱的心。
張曼新在浙江為尋找一個受害者的下落，有一次和被他稱作大姐的戰友繆寶謙風塵仆仆地趕到距溫州一百多公裏的麗水縣（如今為市），又翻山越嶺，一身汗水地趕到深山老峪中他的家，結果得到的情況是，他自從由寧夏跑回來，就沒敢在家裏呆，村裏也沒人知道他的下落。後經仔細打聽，才有人告訴他，麗水縣城他有個舅媽，或許知道他的蹤跡。張曼新掌握了這個線索，高興地道了一聲謝，立刻踅轉回身，又跋涉四十多裏山路，趕回縣城。但是，他舅媽住在縣城什麼地方，村裏人沒有提供。於是，張曼新就采取篦子篦頭發的辦法，一個街道一個街道地問，一個巷子一個巷子地找，才找到了他的舅媽。他舅媽聽說張曼新是從寧夏來的，開始還以為是來抓她外甥的，先是說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後來經過張曼新反複說明真實來意，方使她解除顧慮，告訴張曼新她的外甥在青田結了婚，做為“倒插門”留在了女方家。
張曼新趕到青田，又馬不停蹄地再行幾十裏，越溝攀梁，終於找到了他，了解到了他所蒙受的冤屈的翔實情況。
這一件件由於階級鬥爭擴大化製造的斑斑血淚，這一樁樁踐踏人權橫遭殺戮的森森冤案，燎動著張曼新義憤填膺的心胸。
他在浙江瑞安召開上千人的大會，揭露寧夏“雙反”運動的罪惡。
他在農建十三師第三團造反派大會上振臂高呼，要為“雙反”運動中的冤、假、錯案平反昭雪。
如今，他們到北京國家農墾部上訪，是要求解決浙江支寧青年受害者急需解決的問題。
一九六七年的北京，大字報鋪天蓋地，身穿草綠色軍裝、胳臂上戴著印有“紅衛兵”字樣袖章的造反派成群結隊地遊行，一遍又一遍地呼喊著“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等口號，天安門廣場各個造反派組織手持喇叭在聲嘶力竭地演講，一些國家機關和大專院校的“走資派”呈“噴氣式”狀被造反派押在汽車上遊街，可謂天翻地覆。
張曼新一行來到農墾部辦公廳設的一個人民接待站。
“造反派的同誌，你們是從哪裏來的？”接待站的一個中年男子滿臉堆笑地問，那樣子十分謙恭。
這年月，對造反派不謙恭行麼？
造反派就像煮沸的菜粥，在烈焰的熾烤下，發瘋、發狂，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思維，失去了節製，不但對大大小小的“當權派”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而且組織與組織、派別與派別之間也爾虞我詐，互相攻擊，互相殘殺，酷似潘多拉打開了魔匣。
“我們是從寧夏來的。”張曼新一點頭，顯得很有禮貌地回答。
“寧夏什麼單位？”
“農建十三師第三團。”
“你們要反映什麼問題？”
“反映為‘雙反’中製造的冤、假、錯案的平反問題。”
“雙反？什麼雙反？”顯然這個中年男子對寧夏幾年前搞的“雙反”運動一無所知。
“是這樣。”張曼新便將五年前寧夏開展的“雙反”運動的來龍去脈以及浙江支寧青年遭受的無情打擊和在落實政策中急待解決的問題合盤托出。
“好，我們一定向有關單位反映你們的要求。”這個中年男人大概被張曼新情真意切的介紹所感動，立刻起草了致“浙江省軍管委員會”、“寧夏回族自治區軍管委員會”和“農建十三師、農墾局”三封公函，力陳了張曼新等人要求為那些返回浙江的人員平反以及為要求重新回寧夏參加生產勞動的人安排工作等。這就不難看出，張曼新在這特殊的年代，在不遺餘力地為平反“雙反”運動中的冤、假，錯案鼓與呼！
兩年以後，張曼新被調到由農建十三師三團改為的農建五師三十四團，任“雙反”複查專案組組長。
四年以後，張曼新由三十四團調到農建五師落實政策辦公室，負責糾正“雙反”運動中的冤、假、錯案工作。
五年以後，張曼新又從農五師落實政策辦公室調到自治區黨委落實政策辦公室負責糾正“雙反”運動的複查工作。
“文革”中被稱為“牙刷司令”的張曼新，顯示了出類拔萃的獨特風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