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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僅僅說我們這一代人是“文革”的犧牲品，是政治的殉葬物。不要忘記“文革”中抄家破壞文物的“紅衛兵”是這一代人，不要忘記“文革”中打死老師的“革命小將”是這一代人，不要忘記瘋狂地鼓吹並推行“血統論”的也是這一代人。
“紅衛兵”的法西斯暴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實，已是昨天的噩夢，但有多少人真誠地懺悔過，用心靈去追問我們當年為什麼受騙上當，為什麼如此愚昧無知？
老三屆是曾受極“左”意識形態毒害最深的一代，然而許多老三屆人至今不敢正視自己曾經的歧途，而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了時代去承擔，便輕易地將自己解脫。就像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有的人永遠無法原諒自己，並用後半生的善行去贖罪和賠付；但也有的人，隻是怪罪於領袖的鼓噪使他們暫時失去了理性。
不要再僅僅說我們這代人曾無私奉獻、改天換地；不要僅僅說我們那個年代的人與人之間，是多麼真誠和純潔。如果你真誠，你應當承認在那個年代裏，我們老三屆人中也充滿了出賣和告密：為了入黨升學招工提幹，為了那極其有限的名額，為了渺茫的前途，我們被人傷害也傷害別人，那所謂的純真摻雜了多少虛偽和醜陋。我們一腔熱血戰天鬥地，為那些美好而可笑的宏偉目標，大肆砍樹燒荒打獵，那時候我們義無反顧地破壞著自然環境，卻麵不改色心不跳。還有多少在我們的嚴厲批鬥和打擊下，而喪失了生路的“落後分子”和“地富反壞右分子”……
不要再僅僅說我們這一代人吃苦耐勞，克己奉公，是中國各個社會階層中的支柱力量，是“最優秀的一代”了吧。盡管老三屆中湧現出許多人才，從車間主任到廠長到經理到學者到市長，各界都能幸會我們的同學和“戰友”。但在老三屆中，從事高科技、高級經貿活動的人才和高級管理人員，比例極小。那是一個人才的斷層，是老三屆難以攀登的高峰。這一代人幾乎都未能熟練地掌握一門外語，本人即是一例。大多數人都隻能從事普通的熟練勞動，成為這個社會金字塔的底座，至今已麵臨著下崗和退休。
由於共和國17年教育和“文革”十年的經曆局限，我們這一代人正在不知不覺地退出社會，離社會的主動脈越來越遠。我們的知識結構和意識形態，在本質上同市場經濟難以相容；我們已經習慣了計劃經濟的思想模式，適應了“大鍋飯”的勞動報酬和生活方式，於是同今天的自由競爭原則，產生了劇烈的抵觸和衝突。我們即將或已經被有知識有文化的一代年輕人，從頭頂上無情跨越，正在一天天陷入被淘汰的尷尬處境。我們是一隻蠶蛹，被困於黑暗中，但我們已經無力咬破繭子，我們失落我們抱怨而我們卻又無可奈何，因而我們的痛苦是雙重的。
所以，不要再僅僅說我們這一代是“最後的理想主義者”，我們已擔負不起這樣崇高而光榮的使命，那隻是一頂虛妄的桂冠。我們曾經有過的革命理想，早就崩潰坍塌了，可惜那僅僅是出於對個人前途和命運的絕望，而不是對於世界的整體認識。自從我們失去信仰，便從此變成了一個迫不得已的現實主義者。
事實上，我們這一代中的大多數人，在這顛沛流離、動蕩不定的幾十年間，當務之急是吃飯是工作是住房是病痛是養育子女是侍奉父母，我們始終在為生存而拚搏，我們早已喪失了選擇職業和愛好的自由、機會和能力。“理想”成為一種遙不可及的幻影，所謂的“精神”寄托，隻能寄托於我們的子女……
說什麼“青春無悔”——一個人、一代人所犧牲和浪費的整整一生的時間和生命，竟然能用如此空洞而虛假的豪言壯語，強顏歡笑地一筆抹去嗎？
這才真是屬於我們這一代人的悲哀。
老三屆的老三屆化，這代人固執的“老三屆情結”，是近年來深深困擾著我的一種憂慮。我寫下這些也許觸痛老三屆人傷痕的話語，正是因為許多人尚在違心地用“無怨無悔”的結語，逃避對自身的清理與整合。我惟願我們這代人能走出老三屆的陰影，在“五十而知天命”的人生中年，融入改革進步的大潮，從容地邁向21世紀。
我們還能為社會做些什麼？我們怎樣才能對得起剩下的歲月？
我們不再是“我們”，我們將是每一個獨立的個體。
我將與老三屆一生同行。
§漢語魔方
很高興有機會和大家一起來探討華文文學。華文文學是華人用漢語寫作的文學作品，擴展到國際範疇的一個別稱。像我這樣來自中國大陸本土的作家，一直生活在漢語的母體社會之中，較少體會華文文學這個概念。但到了海外，尤其在馬來西亞這樣一個地理、氣候、文字、製度和宗教都完全不同的國家，見到這麼多盡心竭力弘揚和傳承著華文文學傳統的朋友，覺得非常親切。在我們習以為常的母語中，突然產生出一種根性的感覺，宏大、清晰又深遠。而通常那種跨國的語言障礙一下子就消失了。如果說漢語是全世界華人用於語言交流的工具，那麼華文文學就是全世界華人精神和心靈上超越國界的共同家園。
先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我出生在浙江杭州市，在杭州長大。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文化大革命”中，也就是我19歲的時候，到東北的一個農場去“上山下鄉”，在“北大荒”的這個農場勞動、工作了八年時間，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我才到哈爾濱去重新讀書，後來一直就生活在北方。近十幾年來，住在北京。這樣看來，我是一個江南和北方文化的混合物，也可以說是一個融合體。但我的祖籍卻可以推得比江南更南些，是在廣東省新會市。我爺爺一輩的親戚中，有許多人去了南洋謀生，有一位現在就在吉隆坡。所以，我從小就在奶奶的廣東方言、鄰居同學的杭州土話以及學校裏課堂上的普通話（也就是國語或是華語）這樣三種語言中交替生活。這三種語言後來一直伴隨著我，成為我文學語言的基本來源。由於我這樣的經曆和背景，我的文學作品的語言，可能會豐富一些，也可能變得蕪雜。但至少，我因此對於語言有一種天然的敏感和興趣。
所以，今天我想著重談談華文文學中漢語語詞的使用和發展。
語詞是文學作品最基本的構成，就像一座大廈所使用的原材料，是建築物最具體最細致的部分。而漢語這種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方塊字，它每一個單字都是有意味的。雖然單字的含義早已成熟固化，還有少量的多義字，但是每個單字在曆史文化的嬗變中，始終都在不斷地重新拚接組合成新的詞組。一個重複幾千年的古老漢字，可以組成最現代最時髦的語詞，幾乎具有變換重組的無限可能性。例如，進入現代工業社會後，產生了錄影機、傳真機、複印機、航空母艦等高科技產品。但漢語不需要另行創造詞彙，它隻要把現成的單字拿來重新組合，就可以獲得所需要的新詞。“航”字古已有之，加一個“空”字就上了天，再加一個“母”字，甲板上就可以停滿小飛機了，最後用“艦”字肯定一下，就成了一艘母親船。這個“母”字用得是絕妙的。
而英語和其他許多語種，每創造一個新的語詞，都隻能依賴字母這個最原始的語音單位，而字母是中性的、無內涵無感覺的，所以西語的語詞大多數隻能一次成形孤立使用，沒有內在的拆裝性和旋轉性。於是英語單詞就越來越多，並且還得繼續“發明創造”下去。
鑒於漢語這種科學的、立體的、可持續發展的絕妙性，我想，也許可以將漢語語詞稱之為漢語魔方。
下麵我想先從文學語言學的角度，舉一個小小的例子。
有一次我在街上見到一位外國留學生，他大概是剛到北京，學習漢語的時間還不太長，走過街角上的一個瓜攤，被那個賣西瓜的老板吆喝的聲音所吸引，就在瓜攤邊停留下來。那個老板喊道：“這西瓜沒治了！”留學生好奇地問：“沒治了是什麼意思？”賣瓜的老板回答說：“就是沒比了！”他又問：“什麼是沒比了？”賣瓜的老板很有耐心地回答：“就是蓋了帽了！”他越發不懂，再問：“蓋了帽了是什麼意思？”賣瓜人說：“就是拔份兒！”留學生簡直糊塗了，隻好繼續問：“拔份是什麼？”賣瓜人給他解釋說：“就是震了！”留學生還是不明白，鍥而不舍地追問：“震了是什麼意思？”賣瓜人終於不耐煩了，他這才發現自己麵對的是一個老外。想了想，很不屑地回答說：“震了，就是最好的意思。”留學生恍然大悟說：“你早說你的瓜是最好的，不是很容易懂了嗎？”
但是賣瓜人一定不會吆喝說他的瓜是最好的。“最好”是一種字兒話，寫字用的話，也就是書麵語，是千篇一律沒有個性特色的，連賣瓜的人都不好意思使用，在文學作品中，應該屬於“禁語”，這類沒有形象感和生動性的語詞，是和文學無緣的。在生活中我們可以常聽見突然在大眾中流行起來的新語詞，細細琢磨，可以發現它們都突破了原有同義語詞的表現能量。
一般來說，我們閱讀一部文學作品的時候，即使暫把作者的名字和書名隱去，無論是曆史小說還是翻譯小說，我們大體上都能看出那是一部產生於哪個年代的作品。這不僅是由作品的敘事方式、行文方式、語感語調決定的，更多的時候，其實是由作品中所運用的語詞決定的。每個時代特定的文化背景，產生了許多特定的語詞，它被一個時代創造並廣泛使用，然後又在下一個時代被淘汰。例如：從經文到格律詩到駢文、賦到八股，文體不斷演變，而語詞也隨之或生或死；從文言文到白話文，更是一次根本性的變革，之乎者也這樣的語氣用字；進入當代文學，幾乎絕跡，因為它已無法承載和傳遞現代人的生活方式了。“五四”倡導白話小說和自由詩，也是基於文化應當回歸和屬於大眾這樣一種現代理念。
所以語詞實際上是年代的軟性刻度，是曆史、經濟、文化和生活方式等諸多因素的綜合配方，是某種物質文明的印記和標簽。語詞是不可隨意取用的，語詞一旦用錯，不但破壞了作品的真實性，也破壞了作者的個人風格；我們若是看一篇文章，作者描述一個人不把自己的小毛病當回事，說自己不過是“纖芥之疾”，那麼這個人差不多應該是半個世紀以前出生的知識分子。同樣，如果形容一個人做事很用心很努力，一般會用“廢寢忘食”這個詞，若是用“夙興夜寐”，多半是上過私塾的人了。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先鋒和前衛的作家，幾乎就不再使用成語寫作了，因為成語的規定性太強，對思想的束縛太多，語言表現力很有限，所以就需要重新創造出一些語詞來。這個我在後麵再談。又如，《紅樓夢》的後四十回，究竟是曹雪芹的原著還是高鶚或其他人所續，一直爭論不休，後來采用計算機分析的現代科學方法，其中一個重要參數，就是根據原作者使用的語詞概率來檢索、鑒別。盡管至今未有定論，但可見語詞的運用是文學創作的基本規律和要素。
20世紀以來大陸文學的發展，曆史的階段性很強，留下的痕跡也很鮮明。“五四”以來那種蓬蓬勃勃張揚個性的白話文中，方興未艾的文化自由主義氣氛，三四十年代進步文學所受到的前蘇聯文學的影響，那種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精神，都被一些新創造的語詞加上外來語的形式表現出來。到了五六十年代，中國文學創作開始如履薄冰，從三四十年代過來的作家，在寫新時代的作品時，必須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舊時代的詞彙。比如“鈔票”應該改稱“人民幣”，“民國”應該改稱“解放前”或“舊社會”，“老板”應該改稱“資本家”或是“剝削階級”。五六十年代是一個漢語詞語大規模意識形態化的時期，一切詞彙都被置於政治的統領之下，被賦予革命或是不革命的含義。而“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漢語詞語自此更被全麵強加上政治和階級的屬性，達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登峰造極的地步。
那個時期，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會熟練地使用諸如“光芒萬丈”、“戰無不勝”、“旭日東升”、“波瀾壯闊”、“高歌猛進”、“赤膽忠心”、“前赴後繼”、“千秋萬代”這一類歌功頌德的詞彙；還會頻頻使用諸如“樹欲靜而風不止”、“口誅筆伐”、“興風作浪”、“是可忍，孰不可忍”、“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這樣的大批判語言。尤為荒誕的是，所有這些政治詞彙，竟被大量地運用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文學作品之中。文學被觀念閹割，而真正導致文學死亡的卻是它自身細胞的覆滅，一個詞語一個句子的腐爛。當構成文學的文學語詞，被全體置換成為一潭死水中的腐殖質，文學也就不複存在了。“文化大革命”是漢語發展史上的一場大浩劫和大悲劇，它將那些中性的、理性的、生動的語詞，統統改造成極端的、非理性的、空洞的言辭。可謂是“化玉帛為幹戈”，以語詞布陣，唇槍舌劍，字裏行間充滿了人與人相互殘殺的血腥氣味。直到現在，我們還能從某些文章中讀到似曾相識的“文化大革命”語言，就像一根沒有藏好的狐狸尾巴，或是一片幹涸的水塘，在泥土和草根的裂縫中殘留著險惡的陷阱。所幸今天在座的朋友們，沒有經曆那麼可怕的語言汙染。從某個角度講，沒有被政治汙染的語言，是優質礦泉水。所以海外的華文文學語言，雖然經常受到所在國外來語的一些影響，但仍然具有一種較為純淨的漢語語言魅力。
“文化大革命”語言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逐漸退出了曆史舞台，它死亡的速度和國門開放的速度成正比。許多“文化大革命”時期像灰沙一般漫天覆蓋、使我們呼吸窒息的詞彙，猶如塵埃落定，被無情地刪除衝刷，那種驅逐和替代是迅猛而必然的。偶爾間，我們還能從自己在20世紀80年代初創作的一些舊作中，發現一些“文化大革命”時期遣詞造句的痕跡，如同洪水退後留在殘垣斷壁上的水印，讓人覺著隱隱的悲哀。整個大陸新時期的文學史，可以說是一部分語詞消亡、另一部分語詞更新的曆史。80年代前期與後期，大陸文學作品中出現的語詞都有很大差異。平庸的作品一般總是充斥著陳舊的語詞，即便用詞華麗，仍是俗不可耐；而富有才華的作品，通常會出現一些帶有創造性的奇言絕句，乍一看，其實那語詞倒也平常，但若是將一個平常的語詞安放在地勢險峻的要害之處，再加以巧妙的組合，往往會產生奇效。
前麵我已經談到，人類的語言始終處於生長狀態，不生不滅，隨生隨死。除了特殊的政治環境以外，更多的由於受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製約，屬於價值觀念的轉換，是觀念的產物。比如我們大家從小熟知的漢語成語，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例證。成語是漢語在幾千年的文明積澱中，逐漸凝固並基本定型的語詞，被人們在生活和文學中廣泛、重複使用，可以說是“百吃不厭”，無處不在的。
但是近年來的文學作品中，成語的使用率已大大下降了。一方麵是由於作家喜歡追求標新立異，不願躺在前人的樹陰下坐享其成；二是因為成語的出典和運用過於程式化，容易限製人的想像力；三呢，確實是因為有一些成語，已經不符合我們當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標準了。
舉例說，“人定勝天”這個詞，曾經風靡一時，許多人都確信不疑人類的力量是可以戰勝自然的。但是隨著高科技和工業文明的發展，隨著地球環境的急劇惡化，人類開始認識到人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應與自然和諧共處，而不是盲目地企圖統治它戰勝它，事實上也不可能絕對地戰勝。再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句成語，如今不敢亂用，頂多隻是借來作個比喻。從環境保護的角度講，連老虎都不能捕捉，何況虎子呢！你想跑到虎穴裏去，那不是找罪犯嗎？還有“井水不犯河水”這句成語，也有問題了，被化工廠嚴重汙染的河水，很可能就通過地下水的滲透殃及井水啊！
再說“為富不仁”這個詞，在海外華人中應該也是婦孺皆知的。在大陸出版的詞典裏的詞條解釋是：想發財致富的剝削者決不會有好心腸。這個成語是農業社會出品的，體現出幾千年傳統觀念對商品經濟的偏見，與“無商不奸”這類俗語如出一轍，現代人恐怕很難苟同了。每遇到天災人禍，慷慨解囊援助災區的，往往都是那些先富起來的人，能一概而論說他們沒有好心腸嗎？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奸商尚有機可乘，一旦納入現代經濟秩序，商賈和企業家依靠的是實力、智慧和信譽，如若“不仁”，幾乎難以“為富”。於是，這個詞語在當下社會就死定了。
還有“挑肥揀瘦”這個詞，在大陸一向很流行。意思是吃飯的時候，光挑肥肉吃，把瘦的肉揀出來不要。這種情形如今除了貧困地區，在城市已經很少見了。出於健康的因素，大多數人都想把肥肉揀出來不要，挑瘦的肉吃。養豬場還搞科技攻關，專門發展瘦肉型的豬，出售價格高，經濟效益好。如果再比喻一個人找工作挑三揀四，恐怕也不適宜用“挑肥揀瘦”這個成語了。同類的詞語還有“見異思遷”，意即看見另一個事物就改變原來的主意，意誌不堅定，喜好不專一。但是事實上，一個人不能一輩子安於現狀，總想不斷改變自己的處境；假如有一個人見異而不思遷，隻能說明這個人對任何新鮮事物都缺乏好奇心，是一個墨守成規的人。見了異物異人，遷不遷另當別論，“思”一下總是可以的吧，也不是見異必遷嘛。
諸如這類在當下已顯得老舊而迂腐的語詞，我還可以舉出一些，例如“玩物喪誌”、“短兵相接”、“山盟海誓”、“蓋棺論定”，等等，都具有嚴重的缺陷或殘疾。收藏古董字畫是藝術鑒賞，釣魚陶冶性情，下棋修身養性，電子遊戲也非一無是處，玩得適當，可鍛煉心智腦力和反應能力。現代戰爭例如海灣戰爭，不僅不再“短兵相接”，而是遠程導彈、航空母艦，敵我雙方連個人影都見不到，幾十個小時戰爭就結束了。在婚姻如此脆弱，隨時可能解體、重組的當今社會，“山盟海誓”除了審美的價值，究竟還有多少實現的可能？“蓋棺論定”更具有某種欺騙性，我們看到許多正直的人，死後並未得到公正的評價；而有些作惡多端的人，卻在葬禮上得到名不符實的諛美之詞。所以蓋棺並不能論定，因為活著的人需要用他人的碑文為自己立傳。論定一個偉人的功過，往往是要到棺木朽爛了的若幹年以後，即便到了那時，後人也仍然爭論不休。
以上所舉例證，隻是想說，當我們麵對時間不斷製造出來的那些語言垃圾，惟有決然將其擯棄拋卻。一代又一代人死去了，許多不再具有生命的語詞也隨之死去，沒有人賦予某個詞語永生永世的生存權利，它的生死全在於社會進程的自然選擇。古文中許多生僻的詞語早已不再使用，隻是出於審美和研究的需要，它們像化石一樣封存在詞典裏；有些語詞盡管被保留下來，但在文學作品中已不再是它原來的意思，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當代文學作品中，傳統的褒義詞和貶義詞的用法互相置換，正詞反用，反詞正用，作為某個具體詞語的生命，有時是在否定中得到新生的。
進入20世紀90年代，語言學的狀況變得更為複雜。先鋒小說和前衛藝術的進一步衝擊，幾乎在每一個語詞的縫隙裏，都發生著顛覆性的“革命”。現代主義宣稱上帝死了，後現代宣告人也統統地死了。這個世界再也沒有任何值得人們崇敬、膜拜、神往的人和事了。
20世紀90年代初，大陸文學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王朔，我們隻要讀一讀他那些與眾不同的小說題目，便可以對他的作品有所了解。他的小說是由這樣一些篇目組成的：“頑主”、“玩的就是心跳”、“橡皮人”、“千萬別把我當人”、“一點正經沒有”、“我是你爸爸”、“過把癮就死”。這大概可以算是王朔對自己人生觀的係列闡釋了。在這些題目中，傳統意義上的語詞幾乎難以辨認，語詞變得非常不重要，甚至被京派語氣和玩世不恭的句式湮滅。這是王朔個人化的語言風格，卻又傳遞出青年一代對於崇高、神聖和權貴的強烈蔑視，以及對主流話語的消解。在許多60年代以後出生、被稱為“新生代”的那些青年作家眼中，什麼“愛情”、“激情”、“戀愛”、“正義”、“高尚”這樣的詞語，實在是太古老了，簡直沒有存在的必要。
於是，90年代風行流傳的民間新語詞，就像春天的毛毛雨、夏日的陣雨、秋天的暴雨，從丘陵和山巒中奔突泉湧，彙流成溪，源源注入於華文文學古老的河道。它們最初是以口語的形式出現，具有實用的品格；繼而被作家吸收，作為一個時代、一個民族最靈敏的標識，來為文學作品調整和確定現代文化意識的方位。新語詞的發生和創造是無法阻攔的，它是經濟作用於文化，最直接最鮮明的反饋。
先以北京為例，有“貓兒膩”、“套瓷”、“蹦迪”、“起膩”、“暈菜”、“沒治了”、“托兒”、“做局”這一類的新民間土語，如果不作翻譯，差不多像外語一樣難懂。“貓兒膩”的原意是像貓一樣藏匿起來，簡稱貓匿，意指某種不便示人的內情，含有舞弊、搗鬼的意思。“套瓷”是千方百計拉關係的意思。“蹦迪”就是跳迪斯科，更簡單明了形象上口。“起膩”的“膩”字，源於膩味，不舒服想嘔吐的感覺，意即獻殷勤讓人討厭，也可泛指被人騷擾。“暈菜”是搞得人暈頭轉向的意思。“沒治了”的“治”字，是治理製伏降伏之意，“沒治了”即好得沒有辦法反對，無可挑剔。“托兒”專指假裝成對某偽劣商品感興趣的人，幫助賣主欺騙顧客。“做局”意指生意場上策劃一個假項目，引誘別人來投資，即所謂“空手道”戰術。這個詞還泛指非法和不義的詐騙活動，相當於設圈套設陷阱。北方話語在大陸一直是作為官方語言——普通話的主導出現的，比如四大古典名著中的《紅樓夢》、《水滸》，使用的就是北方語言。再如京劇、話劇等主要劇種，也都是北方話。北方話語作為漢語書麵語的主流語言，在大陸文學作品中覆蓋麵最大，傳播也是最廣泛的。比如說南方新語詞“生猛海鮮”，一旦被北方人接受，馬上就成為一個普遍流行的詞彙了。
廣州的新方言是各地所有方言中，流傳最多最快的。像台風一樣四處登陸，北上西進，成了語言的硬通貨。比如說“酷”。酷字源於英文的COOL，寒冷的意思，在英文俚語中又指很好、特棒。這個詞在港台媒體譯成中文的時候，就成了“酷”，既顧及了音譯，又有冷酷和厲害的意思。比如年輕人在評價日本影星高倉健一類的冷麵小生時，就可以說：“哇，他特酷！”再比如說“炒魷魚”，是卷鋪蓋的意思。“搞定”是把一件事辦妥的意思。“搞搞震”是指故意搗亂，把事情弄糟。其實許多新詞語的意思，我們原有的詞典裏都是有的，但新詞語更貼近我們現代的生活方式。大陸詞語中的“拚搏”，港台叫“打拚”；“作態”叫“作秀”；“盜版”叫“翻版”；“激光”叫“鐳射”。意思差不多，但大陸人喜歡使用港台的名詞，多半因為港台是經濟發達地區，似乎趕上時髦自己也就變得時髦了。還因為人都有追求新鮮感的本能，更喜歡聽覺和視覺上的刺激性。
我這次來吉隆坡擔任馬來西亞“花蹤”文學獎的決審評委，在評選“馬來西亞華文小說”的甄選獎和推薦獎的過程中，閱讀了大量的“馬華”小說作品。我感覺中國大陸作家和“馬華”作家的小說，除了構思和內容以外，在語言風格上的差異也是很明顯的。幾位得獎的“馬華”小說作品，語言普遍具有一種優美和從容的韻味，少有盲目投靠先鋒的躁氣，在語詞的使用上顯得樸素而自然，我以為是非常可貴的。
以上大略介紹了漢語語詞的現代發展曆程和走向。語詞的頻繁更替，是全球性都市文化的一大特征，從語言的層麵上，展現了當代政治、經濟、文化諸多領域的現狀和走勢，顯示了人們當代意識悄然嬗變的軌跡。現代高科技的迅速發展，計算機技術的突飛猛進，使得華文的文字終於被分解成為符號與數據，經過中文軟件程序的分析處理，用敲打鍵盤的數碼代替了文字書寫。但未來的文字是否還將被圖像所代替？我們隻能懷著亦喜亦憂的心情，靜觀這個不斷進步發達而又愈加瘋狂的世界。
最後回到我講演的主題，我想說，漢語語詞在現代社會中的嬗變，像一個可以無窮組合的魔方，為我們提供了種種光怪陸離、千姿百態的前景。我們用那些被優秀的民族文化傳統千錘百煉保存下來的經典語詞，來架構華文文學這座宏偉的大廈，我們還必須使用新型的建築材料，來完善它充實它。我希望，無論這個漢語的魔方怎樣旋轉，語詞怎樣更新，我們都應將它駕馭得更加得心應手，用更生活更文學的語言，描摹人的心靈世界，傳遞人類的文化精神。
（該文為1998年在馬來西亞“花蹤”國際文藝營的講演）
§走過鶯聲地板
大殿深深，遊人如織。人們屏息靜氣魚貫而入，放輕放慢了腳步。長廊中寬大厚重的鬆木地板，生硬而冰涼。初時踩踏無聲，忽覺有嘰嘰咕咕的聲響，不知從何處傳來。是屋簷下穿行的冷風嗚咽麼？是庭院裏的樹枝撩撥著窗格麼？停下腳，那聲音便悄然中止，飄散無蹤；再起步，一聲聲金屬般的叩擊，重又尾隨而來，像是一串瑣碎的鑰匙鏈，或是不合腳的鞋跟兒，每走一步，都牽動著自己的腰部和腳筋，如影隨形。
然而，沒有鑰匙，更沒有鞋子。所有的參觀者，都已在大殿外脫鞋，隻穿著襪子進入廊內行走。身上更沒有任何累贅之物，隻有柔軟的襪子，無聲地落在靜謐的地板上。長廊上深褐色的地板漆已有些剝落，在白色的窗紙下顯露出斑駁的木紋，像是烙刻的一道道年代印記。一雙白色的襪子從眼前輕風般掠過，那詭秘的聲音忽又幽幽地響起來……
日本京都元離宮二條城的“將軍府”。
二條城“將軍府”，即公元17世紀初，駐寨東京的幕府政權，德川家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為保衛京都禦所（皇宮），令日本西部的諸侯所修建，其中的“二之丸禦殿”，作為德川家康從東京到京都拜訪天皇時下榻的住所。後來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又擴建了二條城的規模並裝飾了其建築內部，還修建了本丸禦殿。到了1867年，第十五代將軍“德川慶喜”，就在二之丸禦殿內，將政權歸還給天皇。1939年，天皇將其賜給京都市政府，1940年對外開放。1994年被確認為世界文化遺產和特別名勝地。
那是一所總麵積27.5萬平方米、建築麵積七千多平方米的建築群。其中的二之丸禦殿（內城宮殿），由遠侍廳、式台廳、大廳、蘇鐵廳、黑書院和白書院6棟建築連接組合，從東南往西北方向依次遞進，計三千餘平方米。巨大粗壯的赭褐色房梁屋簷鬥拱立柱，氣勢恢宏，線條流暢，造型簡潔，唐朝建築遺風尚存；一色黑瓦白牆，莊嚴肅穆，牆體多以精致細巧的窗格、木條圖案作為裝飾，別有一種質樸清雅的意蘊。然而6棟建築的斜線排列，卻已打破了中國式庭院結構的方正秩序，“六進”之間以闊大寬敞的圍廊相接，遮風擋雨、層層貫通又互相獨立，可知日本對“外來文化”的巧妙吸收與改進。
由入口沿圍廊依次巡遊，內部共33個房間，須鋪設800多張草席。最大的正廳有如劇院，空闊曠達。各廳的牆上，依其使用功能與特點，分別以鬆、柳、鷹、鷺、虎豹和山水畫等當年府第門生的作品冠名，室內並無華麗的家具擺設，少有奢靡之氣。
那吱吱的聲音忽又響起。在寂靜而陰森的走廊裏，如同一個隱身人撥動的琴弦，在空氣中微微戰栗，令人隱隱不安。再走，聲音竟是愈發地清晰可辨，略施重力，便從自己以及旁人的腳下，長一聲短一聲地發散出來。那個時刻，忽覺整個回環的走廊就像是一個巨大的鳥籠，從籠子的底部，發出一陣陣細碎婉轉的鳥叫聲。
低下頭細細傾聽，終於明白，那聲音是從厚厚的木地板下傳來，好似地板下養著一群黃鶯燕雀，喳喳地撲騰歡叫著，要從地板縫裏鑽出來。
這便是二條城將軍府中著名的“鶯聲地板”。
是因為距今300多年的將軍府，地板朽蝕卯榫鬆動，故而發出嘈嘈切切之聲麼？是由於建築物年代久遠不堪重負，而低低呻吟歎息麼？
我也是第一次聽說並親眼見到鶯聲地板。但我沒有想到，這頗有詩意的鳥叫聲，竟是因防衛以及防備內部謀反的功用而起。任何時候——淩晨、夜半、白晝，隻要有人在廊中行走，但凡有活動的重力落在地板上，鶯聲地板自然而然就會發出報警之聲。除了飛簷走壁淩空騰飛的神人，任何人的行跡都將被這機關算盡的地板即刻預告。平常的日子，鶯聲啁啾，不是刺耳的噪音，主人聽著是欣悅的，以現在的說法，是人性化的設計。遇有凶險，地板的鶯聲婉轉，眨眼間就變成了嚇退刺客、擒獲叛軍的誘捕器。這聲聲溫婉悅耳的鳥鳴，將幾百年間宮廷裏的刀光劍影，掩飾得何等充滿情趣。
在長達260年的時間裏，掌握著日本國實權的德川家族幕府政權，曾“挾天子以令諸侯”，權傾日本列島。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曾在1639年發布“鎖國令”，關閉了大部分海上貿易的港口。在“蘆之湖”一側箱根關隘資料館內的複原沙盤模型上，可以見到當年由京都至東京的山區通道，嚴密防守謀叛的重重關卡。然而，至幕府第八代將軍吉宗執政時期，幕藩體製仍是不可避免地進入了第一次崩潰過程。曾在德川幕藩穩定期，占有封建統治地位世界觀、主張現實社會秩序是不可“變革”的“朱子學派”，開始全麵喪失威力。迫使幕府逐步進行了三大改革：“享保改革”、“寬政改革”、“天保改革”，以期恢複自然經濟來阻止商業資本的抬頭。但幕府所采取的與時代趨勢背道而馳的“複古”政策，仍加劇了德川封建社會的種種矛盾，饑饉與暴動相繼而起。日本思想界也因此開始活躍，在百年間陸續曆經了“徂徠學”、“自然真營道”和“國學”、“蘭學”等紛爭與實踐之後，終於通過批判了長期束縛日本的“唐心”（即儒道），並提倡“真情實意”和人與人之間的“親密無間之情”，而完成了“思想解放”的任務，在平靜中緩慢地出現了巨大的變化。隨著生產逐漸增長，城市消費日益豐富，水陸路交通的發展，商品的進一步流通，日本近代資本主義因素開始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