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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前總理大臣吉田茂先生在《激蕩的百年史》一書中曾指出：德川時代的太平穩定，停滯和孤立的260年，給日本創造了“社會資本”，打下了近代國家的基礎。“……日本於德川時代形成了統一的國家，有了通用的語言，這同樣是一項重要的遺產。”武士階級所形成的官吏製度，也造就了一批具有組織能力的人才，有利於把他們培養成富有使命感和冒險精神的領導者。
1853年，美國準將佩裏率軍艦開入幕府的咽喉浦賀港，強迫日本開放港口。1860年，日本為締結日美通商條約，派使節乘美國軍艦橫渡太平洋，從此駛入了國際現代社會。
人們開始尋求另一種取代幕藩製度的政治力量。此時的德川幕府政權，已是風雨飄搖岌岌可危了。
在空曠的大廳前驟然停步，四周寂靜無聲。昔日壁壘森嚴的二條城禦殿，如今早已繁華落盡、人去樓空。三百多年的曆史硝煙刀光劍影、戰車與槍炮的轟鳴聲，都被淹沒在日本列島四周滔滔的海浪聲中，風消雲散。沒有鶯聲從腳下傳來，將軍府顯得如此平靜祥和。隱約可見陰暗的大廳內當年武士藏伏的衛士房，交錯的隔板櫥架、壁龕和附書院，拱形的雙層折上格天花板，以及色澤依然鮮亮的隔扇畫。陣陣涼氣襲來，一時思緒萬千。
1867年，德川第十五代將軍“德川慶喜”，由江戶返回京都，就是在這個大廳的一廳，將大政奉還給天皇。這個大廳從此成為結束德川幕府政權265年曆史的最後舞台。
那一日，德川家族的最後一代將軍，以沉重的步履匆匆走過鶯聲宛鳴的長廊，地板在他腳下發出尖銳而沉悶的叩問，每一聲叩擊都隨著血液的流動，震撼著這個來曆不甚明晰的日本民族之魂。從此不再佩劍的將軍，匍匐在地，被迫向天皇交出了家族近300年的世襲榮耀。他以自己的勇氣和明智，完成了政權的和平交接，避免了日本國的內亂與流血。
德川幕府陳舊的帷幕終於徐徐落下。鶯聲漸止，車馬稀落，京都古城隨著鶯聲地板的沉寂而空落。天皇親政之後，果斷遷都東京，日本國由此拉開了明治維新的序幕。
昔日將軍府的鶯聲地板，在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裏閑置無用，蕭瑟無聲。
與此同時，明治維新的步伐，卻如洶湧澎湃的海浪，衝擊刷新著這個海中島國。
開放門戶、撤藩置縣、土地改革、停止武士俸祿、興辦民間企業、建立鐵路電信郵、普及國民教育、富國強兵等一係列重大變革接踵而來。日本一般國民對此不僅沒有抵觸，反而采取了欣然引進西方文明的態度。在曆史的重大轉折關頭，潛藏於後期稻作農耕文明深處，那種早期海洋民族強烈的好奇心與大膽進取精神，正在悄然複活。
隨著明治時代絕對主義政權的建立，啟蒙專製主義開化政策也開始盛行。曾經統領日本思想界多個世紀，被視為“國教”的中國儒學，首先受到了質疑和挑戰。開明學者認為“僅用儒教作為日本道德的基礎是不適當的”——儒道把獲得利潤視為不道德的行為而阻礙生產力發展；儒學者大多保守，使人傾向頑固，不能適應今天的進步；儒道過度遵從尊卑有序、忠孝節義、重男輕女、重視太古而輕視現代；儒道不是“以理為師”，而是“以人為師”，容易養成自以為是的毛病。這種種理論上的不夠嚴密之處，須以“洋藥”來加以補充。一時間，廢除漢字、改喝牛奶以牛肉代替米飯鹹菜、“東洋道德，西洋技術”的呼聲遍布全國……
這是一個天性崇仰先進文明、對優秀文化寬宏大量的島國。自遣隋使、遣唐使起始，日本人已經顯示出主動汲取外來文化的傳統性格。明治維新前後，日本國民又以當年醉心於中國文化的勁頭，開始爭相輸入西方文明，自由民權運動在先進的士族知識分子以及廣大民眾中有了廣泛的傳播。日本思想史麵臨著生死攸關的抉擇，爭端紛起，論辯激烈，經過幾十年的批判梳理整合，最終塵埃落定，儒教佛學以變異、折中、修正後的“麵貌”勉強存活。
繼德川幕府順從民意還政於天皇之後，也許可以認為，這是日本國第二次重大的改弦更張、自我更新。放棄——再放棄——一聲驚世駭俗的“脫亞入歐”，終是置於死地而後生。
悠悠歲月，鶯聲地板隻能在沉默中傾聽，遠處傳來海岸線上翻天覆地的喧嘩。紛至遝來的腳步，一次次從禦殿的邊緣擦肩而過。暮春時節，淒美的櫻花紛紛飄零，灑落在豐盈的河麵上，然後一瓣瓣一朵朵順水彙入大海。
沿著正廳向前，嘰嘰喳喳的鶯聲又在腳下興致盎然地重新鵲起。過黑書院和白書院，長廊曲折，拐了一個大彎，從黑書院的背後折回，往出口方向迂回返還。一路走去，腳脖上似有鐵鏈捆綁，磨破了我的腳踝鏈聲叮叮作響，持續不斷；抬腳的瞬間，響聲暫消，反彈的刹那，卻分明聽到了嗡嗡嚶嚶的回聲，從地板縫隙之下傳來。
那回聲被自己的聽覺放大，竟震得耳膜生疼。
19世紀末，日本國會初立，憲法賦予了天皇以超出立憲君主國家慣例的巨大權限。國力漸強，萬事複興，日俄戰爭與日清戰爭的勝利，使天皇的威望幾乎上升到神的位置。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國際格局發生變化，日本參戰，繼而進退維穀。戰後經濟秩序大亂，絲綢出口減少，地震與災害，至明治駕崩，形勢急轉直下。為挽救國內的經濟危機與資源匱乏，昭和六年，野心膨脹到極點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率關東軍侵略中國東北三省，繼而征伐華北，血洗中原，直至妄圖摧毀美軍太平洋艦隊，偷襲珍珠港，因而招致美軍的閃電般嚴厲回擊，日本本土遭受重創，最終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
令人稍有不解的是，恰恰是在遠征鄰國的戰火烽煙中，京都元離宮二條城，於1940年悄然對日本民眾開放。那些日子，鶯聲地板上留下了無數男女老幼茫然而疲憊的腳印，沒人知道今後的路在何方。
隱隱地，竟然聽見了鶯聲的竊竊私語中，尚留有德川幕府封建時代殘存的信息。
鶯聲啼血，鶯聲如泣。舊日鶯歌燕舞的二條城，會被大勢所趨的退潮席卷而去麼？
1945年，日本宣告戰敗。日本國喪失了戰前將近一半的領土，經濟陷於崩潰狀態。養無食，居無屋，通貨膨脹，滿目廢墟。日本國內外要求廢除天皇製和要求天皇退位的呼聲日益強烈。1946年，昭和天皇發表詔書，宣稱天皇不是神，自此，天皇失去了君主製的絕對神權地位。戰後的日本在美國占領軍的壓力下，解除軍隊武裝、廢除政治警察、解散財閥、製定憲法，進行了一場“不流血的革命”，從此開始“新政”並步入民主社會。萬民一心勵精圖治，戰後僅短短數十年，竟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
穿越了300年曆史烽煙而延綿至今的鶯聲地板，在沉重而慘痛的打擊挫敗中，再次被“激活”了。從德川慶喜還政於天皇，到天皇還政於民；從主權屬於天皇，到主權屬於國民——放棄，又一次放棄，又一次改弦更張，又一次洗心革麵。這是一條何等完整的回歸曲線，一次何等巨大而深刻的變革，一次何等壯觀的飛躍。大起大落，大悲大喜。
鶯聲地板在我腳下發出低微的震顫，猶如一聲聲自強的呼號與警鈴。
這是一個求實的民族，勤勉而自信、謙卑而又狂妄、頑強卻又曖昧。這更是一個善於學習的民族——也許正由於沒有曆史因襲的包袱與負擔，他們從來都是光著腳走過鶯聲地板，不必擔心鞋子會弄髒地板，更不怕地板上的塵上會弄髒了襪子。
走完陰沉的禦殿長廊，眼前的清流園陽光明媚。許多遊人聚攏在建築物一側，屈膝仰臉往地板的結構底部張望——我看見厚重的地板縫隙之間，精心鑲嵌的一枚枚銅子與釘眼。時光流逝，那銅子依然發出黯淡的光澤，釘子上略有鏽斑，仍是完好如初。按此設計，人一踩上地板，銅子就會上下動彈碰到釘子，而活動中的銅釘在摩擦中，即可發出黃鶯鳴叫般的聲音。
鶯聲地板由此得名。
也許“鶯聲地板”還有更多的弦外之音，隻是我們聽而不聞或是閉目塞聽罷了。若是不悉心辨別，那一聲聲微弱的回音，很容易就隱失在我們自己的腳步聲中了。
§東北文化中的俄羅斯情結
現在我們所麵對的這座城市，原名阿勒錦，清代稱哈拉賓，至今僅有一百多年曆史。而它的城市建築、商業和貿易的興盛，卻與一個多世紀之前直至20世紀上半葉，大量俄籍猶太人、波蘭人與白俄貴族的到來有著密切的關聯。1896年，俄國獲取了在中國修築鐵路的許可，哈爾濱逐漸成為東清鐵路的中心。20世紀初，俄、英、日和捷克等國，在哈爾濱設立了總領事館，德、法、意等國設立了領事館，使得哈爾濱在後來的50年間，迅速發展成為獨具特色的國際化大都市。由於多國移民的聚集，帶來了文化的多樣性。然而，在歐洲、俄羅斯與韓日等多種文明，與東北本土文化（黑龍江省本地的少數民族、關內的移民以及明清被貶斥流放的關內知識分子所共同創建的邊地文化）的混合、交融與碰撞中；在一個世紀以後所收獲的如此紛繁、雜糅、豐富的東北文化結晶與果實中，俄羅斯文化始終從中呈現出一條清晰而鮮明的脈絡。為中國這個古老的母體，移植並輸入了斯拉夫民族強壯的新鮮血液。俄羅斯文化對東北地區，其中主要是哈爾濱這個城市，從城市街道、建築風格、市民的生活方式、家庭裝飾、家具餐具、餐飲習慣一直到藝術審美情趣等各個方麵，都產生了極其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我們也許可以認為，哈爾濱是一個有著鮮明異國血統的文化混血兒。直到今天，我們仍然能夠清楚地辨認歲月與時間，在這座城市的許多角落所留下的俄羅斯文明烙刻的印痕。
90年代初蘇聯解體以後，中俄邊貿進一步發展。在21世紀全球化的背景下，中俄曆史上文化交流進入了最為頻繁、熱烈、廣泛的時期。在哈爾濱與東北其他許多城市街頭，隨處可見的俄國商人，為我國帶來了大量商機，帶來了對於信息時代高科技文明的渴望，也帶來了俄國商人的誠信與粗放。近年來的中俄文化交流，更多的是借助商貿之舟，例如服裝、電器、音像製品，並以中國對俄國輸出的形式得以流通。
1993年我曾訪問俄羅斯，我對莫斯科城的第一印象，竟然覺得如此熟悉，似曾相識。可以說，莫斯科是一個麵積被放大了多倍的哈爾濱，而且更為富麗堂皇、雍容華貴。或者說，我曾經十分迷戀與熱愛的，具有濃鬱的俄羅斯建築風格的哈爾濱城，在我親臨莫斯科的時候，忽然覺得哈爾濱很像是莫斯科的複製品，甚至像印刷精良的盜版圖書。
東正教大教堂拜占庭風格的大圓頂與拱形穹頂，市區各種公共建築物米黃色的牆體，建築物外牆上的浮雕裝飾，郊外別墅赭紅色或深綠色的鐵皮斜屋頂，阿爾巴特街的花崗石路……以至於我回到哈爾濱以後，常常發生幻覺，走在哈爾濱南崗與道裏的某些街區，我不知自己身在何處，好像是莫斯科城被整體或局部地搬遷過來了。
城市建築是哈爾濱這個混血兒的外形。曆經百年風雨，我們仍能欣賞到文藝複興時期、新藝術運動、浪漫主義、折中主義風格，巴洛克藝術、古典主義複興時期的各種代表作品的建築實體。比如毀於“文革”的精美絕倫的尼古拉大教堂、聖母守護教堂和聖母安息教堂、具有巴洛克藝術風格的秋林公司、艾爾諾貝新藝術風格的莫斯科商場（現黑龍江省博物館）及馬迭爾飯店；極具俄羅斯建築風格的標誌性建築如原蘇聯領事館、典型的俄羅斯式木結構建築群的鬆花江江上俱樂部，等等。在曾是遠東地區最大的索非亞大教堂，20世紀90年代被命名為哈爾濱建築藝術博物館裏，我們能完整地閱讀到哈爾濱城市建設，百年興盛的曆史圖片。
俄羅斯的建築藝術文化，在時間的流逝中，將哈爾濱這個混血城市的體魄、膚色、五官與習性，逐一加以修正，並潛移默化地改變了哈爾濱市民的居住與生活方式，直到80年代，走進哈爾濱市民的家庭，仍能看到被粉刷成各種顏色的牆壁，並在牆壁與天花板的連結處，刷有圖案優雅的裝飾腰線。這種從二三十年代延續下來的房屋內裝飾，在當時完全缺乏房屋裝修概念的中國，無論在中原與江南，都是鮮見的。哈爾濱市民有較多家庭使用鑲有銅柱的歐式古典席夢思床，在90年代之前一直流行腿柱粗大、結實笨重的俄式家具，顏色以黑色與深咖啡色為主，配有酒櫃與衣帽架，而餐桌通常是長方形與橢圓形的。由於寒冷的氣候與漫長的冬季，俄式的門鬥、牛皮銅釘的厚重包門，也被哈爾濱人以各種方式接受、仿製或略加改造。較為富有或略有知識的家庭，以十字繡或白色鉤線的窗簾作為裝飾，室內的陳設與擺件，也幾乎與俄國僑民之家大同小異。90年代中俄通商以後，哈爾濱很多普通市民家庭，都擁有俄羅斯的銅質茶炊、木質彩繪套娃等俄羅斯工藝品。而那些具有俄羅斯古典風格或近代巡回畫派的油畫作品，也較多地被哈爾濱人喜愛並作為教科書學習臨摹。
這個混血兒生長在多語種的環境，逐漸開始使用兩種或多種語言。但仍以俄語的覆蓋麵為最大、普及力度最強。我1969年從杭州到北大荒上山下鄉，在佳木斯附近的鶴立火車站下火車，最早接觸的一個外來語詞就是“熱特”。是“熱特”把我們南方知青從顛簸的公路上拉回連隊去的。“熱特”是膠輪拖拉機的俄語發音，被直接引用過來。後來，逐漸知道了還有“喂德羅”（鐵皮桶）、“布拉吉”（連衣裙）、列巴（大麵包）等俄語詞彙，都被東北人熟練運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哈爾濱的大學至今擁有全國師資力量最強的俄語專業。俄國僑民的俄文出版物已成為哈爾濱出版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從40年代開始，蘇聯歌曲開始在中國悄悄流行，到50年代達到頂峰。1977年我到哈爾濱上學讀書，了解到哈爾濱是一座熱愛音樂的城市，但不知道是否與蘇俄文化的影響有關。然而俄國音樂與蘇聯歌曲卻是被哈爾濱人熟知的，50年代出生的整整一代人，在至今記憶猶新的“老歌”中，其中蘇聯歌曲占去了很大一部分。凡在哈爾濱出生長大的人，許多人都能用俄漢兩種語言演唱。1993年我去俄羅斯訪問，在與俄國作家的交談聯歡中，同去的幾位東北作家大唱蘇聯歌曲，使俄國作家大為驚訝與興奮。他們說其中那些50年代的流行歌曲，連他們自己都已經不會唱了。50年代中蘇關係蜜月期內，中國城市的許多中學都設有俄語班，我亦有幸學過3年俄語，雖然多年不用，但至今有許多單詞仍朗朗上口。
至於這位混血兒的口味呢？自然是俄漢兼收並蓄的。哈爾濱的飲食文化，受白俄的影響甚深。金碧輝煌的華梅西餐廳仍是哈爾濱俄式大餐的招牌餐館，近年來更有“波特曼”等後起之秀，將俄式美餐繼續發揚光大。中央大街上的一些不引人注意的街角，留存著正宗的俄式咖啡屋與冰激淩店，裝飾與口味都是別具風情的。我剛到這座城市的時候，曾對哈爾濱人在春夏的星期天，背著啤酒紅腸麵包酸黃瓜，到太陽島曬太陽、在樹林裏跳舞唱歌的場景大為吃驚。後來漸漸知道，此類非中國式的休閑娛樂，亦與俄國人喜愛的度假方式有關。啤酒紅腸麵包，如今已成為哈爾濱人日常飲食習慣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在一個家庭的餐桌上，有一盤切成薄片的紅腸，偶爾還有一碟黃油或是魚子醬，然後，一邊是稀飯與鹹菜——它們被混淆在一起，在同一時間內，被人津津有味地交替享用。哈爾濱人十分善於將這兩類完全不同的食物混合食用，將中餐與西餐巧妙地合二而一。盡管如此，當我在哈爾濱生活過數年，並吃下了無數哈爾濱的俄式紅腸之後，我不得不公正地評價說：在中國，我走過那麼多地方，也算嚐試過不少美食，但哈爾濱肉聯廠生產的正宗紅腸，確實是國內目前自產的西式火腿冷食中，最最好吃的一種。
我們將談到這位混血兒的著裝風格。大家知道旗袍來自於“旗人”即滿族的服裝，但隨著滿族入關、300年後清朝皇室最終退位之後，作為旗袍發源地的東北，尤其是哈爾濱，旗袍已逐漸退出日常生活，成為某些社交和吉慶場合女士們的禮服。從20年代起，中間隔過了中蘇交惡的六、七十年代，跳到80年代之後直至21世紀，市民的著裝風格與審美趣味，越來越巧妙地吸收了俄式服飾的某些特點。從男士的呢子大衣、船形毛皮帽及高腰靴子、男式小立領的襯衫，到夏季女士五彩繽紛的連衣裙和秋冬的大圍脖與大披肩，包括頭巾的係法與前額盤卷的發型，在許多細微之處，都能見到俄羅斯服飾文化的悄然滲透。在某個大雪紛飛的冬天，走在黃昏的街頭，從積雪被清掃幹淨的台階上，走來一位戴著俄式寬簷禮帽的中年男子，他黑色的呢子大衣上飄落著白色的雪片，鼻子被凍得通紅，身上微微散發著酒氣。或者在夏季，一扇綠色的木柵欄門鮮花盛開，櫻桃樹上熟透的果子落在草地上，院子裏的晾衣繩上掛滿了白色的被單床單，在風中輕輕飄舞……此情此景，你會懷疑自己走進了俄羅斯小說中的某個場景。
但我卻無法準確地表述俄羅斯文學對哈爾濱這個城市的影響。因為相比以上所述的那些有形的工業商業與建築業等物質因素，文學的作用卻是無形甚至虛無的。中國從上世紀二、四十年代開始大量翻譯出版俄羅斯以及前蘇聯的文學作品，以及大量優秀的經典電影作品。我本人就是讀著蘇俄文學長大的。在我整個少年青年的成長時期，幾乎讀遍了俄羅斯和前蘇聯最有影響的小說、戲劇與散文。我們熟知前蘇聯以及俄國最優秀的作家與作品，這些作家與作品，滋養了整整兩代中國人。從列夫·托爾斯泰、普希金、果戈理、契訶夫一直到肖洛霍夫，他們所提供的思想與藝術養料，曾經那樣強烈地喚起過我的激情與良知。我相信哈爾濱的讀者也同樣如此。哈爾濱曾是一個熱愛詩歌的城市，戰後以及和平建設時期，哈爾濱也曾產生過許多宏大敘事的文學作品，這也許是東北文學始終是中國文學重要組成部分的原因之一。我隻是希望在此提醒諸位，作為西方現代主義的重要鼻祖之一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他的作品中複雜的人性深度，對蒼涼人世的恐懼以及對人的心理解析，是在80年代以後才逐漸受到中國讀者重視的。然後是艾赫瑪托夫、斯茨維塔耶娃、索爾仁尼琴等現當代文學巨匠的偉大作品，在類似的社會體製和文化背景下，有如茫茫大海中微弱而溫暖的燈塔，引領著我們在黑暗中尋找光明之岸與靈魂的棲息地。
我已經談到了，俄羅斯文化在曆史上對東北以及哈爾濱人的日常生活與文化形態所產生的種種影響。但我最後想表達一點粗淺的個人看法：無論東北文化中具有怎樣濃烈的俄羅斯情結，無論啤酒、烈性酒和麵包等表象事物給予我們多少文化的假象，東北人依然是中國本土的產物，其貌似混血兒，而在骨子裏依然以農耕文明與儒家文化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柱。當俄羅斯文學豐厚的乳汁注入這片黑土地的時候，黑土地並不會輕易改變它的顏色。宗教作為一道精神的分界，劃開了民族間根本的文化差異。哈爾濱隨處可見的東正教、基督教教堂，以及大量的基督教徒所信奉的基督教文化，從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過東北移民族群的性格特征與文化屬性。俄羅斯情結更多的僅僅體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上，那是物質的、感性的，幾乎從未真正進入過思想與精神領域。樂天知命、安於現狀的東北人，幾乎與斯拉夫民族的憂鬱、感傷、孤獨的精神氣質和苦難意識毫無共同之處。很難想象在哈爾濱的車站上，會像莫斯科地鐵裏那樣，有很多人利用上下班時間在閱讀文學書籍；很難想象在哈爾濱會有人餓著肚子去聽音樂會；很難想象會有哈爾濱人好意思拿著一枝玫瑰花去送給自己心愛的人。這是一個信奉實用主義的國度，是一個曆史悠久得幾近衰老的國度。當年輕而雄心勃勃的彼得大帝，下決心在暴風雪肆虐、寒冷的芬蘭灣附近洪水泛濫的沼澤地邊上，建立起新的帝國之都，為俄羅斯開拓未來的出海口時，斯拉夫民族已經證明了自己夢想的能力。今天的俄羅斯，正在追求民主自由以及物質文明的道路上，艱難而勇敢地前進。因此，今天的中國人、東北人、哈爾濱人，仍需要謙虛地向俄羅斯學習，去發現那些隱藏在俄羅斯音樂、繪畫與文學中，為我們所忽視、所不屑的對於真誠、崇高、神聖、激情的渴求，那是比俄羅斯銀狐領大衣、礦產森林和其他物品都更珍貴的精神資源。
（2003年8月，在哈爾濱“中俄文化：凝視與對話”主題論壇上的發言）
§遊子文化的現代性
浙江德清是我的外婆家，是一塊具有濃厚文化底蘊的土地。這次“中華首屆遊子文化節”由德清縣委發起並舉辦，體現出中國文化傳統的傳承與延續。我在19歲那年，曾下鄉到德清洛舍公社所屬的陸家灣大隊，然後又離開這裏走向遙遠的北方。今天的“遊子文化論壇”，對於我有一種特別的意義——當年，一條孤獨的小船劃過煙波浩渺的洛舍漾，載我從這裏出發，離開了江南故鄉，一去30餘年，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遊子”（或稱遊女）。而我的母親，又是一位公認的“慈母”。所以在感情上，我對孟郊那首詩的認同，會更加強烈和親近。
今天的人們大多都是在路上遠行的“遊子”。而“慈母”的概念，不僅僅局限於文字意義上的慈母，應該也包括慈父、嚴母或嚴父。然而，在不同的曆史條件和社會環境下，傳統儒家文化中的“孝道”，和當下的現代人所須承擔的家庭責任感，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人們的物質欲望增強，情感需求減少。家庭關係、父子關係、朋友關係、親情關係都不同程度地變得疏離和淡漠。但是這種“破壞”具有一定的進步性，彰顯出社會公共空間的增大、人的獨立性和個性的加強，原先家庭成員之間生存的依賴性和互助性，自然會逐漸遞減；子女與父母親之間，傳統倫理中所規定的那種人身依附關係，必然在消解之中。我們置身於現代語境下，試圖尋求傳統道德與現代精神之間的連接點：在這個物質時代，究竟有哪些文化應該摒棄清算，哪些傳統應該保留延續。我們呼喚的是一種現代社會中人和人之間的真誠、親情、關懷、尊重和理解）今天我們講遊子文化，已不僅僅局限於道德範疇，它應該比傳統文化中的孝道，具有更為豐富和深厚的精神內涵。
但是現實的情狀並不令人樂觀——事實上，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不信任，家庭成員之間的防範與戒備，疏離與冷漠，尤其是子女與父母的精神溝通障礙、子女成人後對父母的贍養責任逃避等方麵，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冷酷與自私的傾向，某些極端的事例，已經引起了全社會的憂慮與關注。
古往今來，人作為一種具有精神與感情需求的高等動物，親情、友情、愛情，都是我們生活的精神支柱。然而，親情表麵上看來溫情脈脈，卻蘊含著極大的殺傷力，在某種情況下會成為毀滅自己和毀滅他人的溫情殺手，帶來惡劣的後果。我們看到一些腐敗事例的發生，表麵上是為顧及子女、親友、情人的生活前途，違規批條，甚至不惜挪用公款、貪汙受賄。在這裏，親情其實隻是一種冠冕堂皇的借口，親情的背後更多的是腐朽的宗法、血緣、封建殘餘價值觀，比如封妻蔭子、衣錦還鄉、光宗耀祖，等等，直至權色交易。這樣的所謂親情，恰恰是現代社會應當堅決摒棄的，並應以理性與法治加以約束的。
另一種值得研究的現象是，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市場經濟之後，人群大規模流動，更多的年輕人為了求學、謀生和發展，遠走他鄉，或進入城市，然後逐步改變了自己的經濟狀況和命運。其中有一部分“遊子”，從此置父母於不顧，對於那些曾為撫育他成長付出極大辛勞的父母兄妹親友和故鄉人，避之不及，羞於認親；無論在城市和鄉村，爭奪財產、為逃避贍養責任產生糾紛、虐待老人之類觸目驚心的惡性事件也時有發生……究竟是什麼樣的客觀原因，使得親情作為一種延續千年的傳統中華美德，在現代社會生活中，崩潰得如此迅速，脆弱得不堪一擊？難道僅僅是道義的指責就能挽回的麼？傳統文化的老根是否需要重新嫁接新枝，才能萌發健康的新芽呢？
我們怎樣才能夠找到一個適當的立足點，能夠從心靈的本源中尋求幫助？
社會機製和道德體係又該怎樣整合，才能創造出有利於健康人性發展的外部條件？
我想以自己為例，來進行一些思考和回顧。
我19歲離開杭州前，曾在德清插過隊，我所在的大隊當時是非常富裕的。外婆特別疼愛我，經常從鎮上給我送菜去。我在德清農村生活了3個月後，北大荒農場開始招收知青，我義無反顧地決定離開德清奔向更廣闊的天地。外婆知道後很傷心，所以直到現在我都懷有一份對外婆的歉疚之情。後來我從北大荒到了哈爾濱讀書，在東北生活多年，又到北京定居。30多年一直是個遠離家鄉的遊子。但我父母對我是支持的，從來沒有要求我為了照顧他們而選擇回杭州生活，不會把他們的意誌強加於我，這樣的父母是可敬可佩的。因為文學同樣也是他們的理想。父母與子女之間彼此的理解，是以精神追求的一致性作為前提的。
當年北大荒的生活當然是孤獨和寂寞的。記得有一年，在我生日前幾天，我收到了一個信封，一看地址就知道是杭州寄來的，信封比通常郵件要鼓些，軟軟的。打開一看，是一塊白色的手帕，角上用紅色的絲線繡了我的名字，是“抗抗”兩個字。這個手帕是我媽媽寄給我的生日禮物，而手帕上兩個紅絲線繡的名字，是我媽媽親自繡上去的。我媽媽從小出去讀書，不善女紅，但她艱難地、極具耐心地繡上了我的名字。我覺得這塊手帕沉甸甸的，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它像母親柔軟的手掌，替我揩去勞動的汗水和思鄉的淚水。70年代寄遠程郵包很慢，所以媽媽選擇了一個非常輕巧的禮物送給我；我媽媽不會織毛衣，所以她給我繡了這個手帕，這是我一生中收到過的最珍貴的生日禮物。我曾真真切切地體會過“慈母手中線”的那種情境。我覺得自己和母親的關係，已經超越了親情，上升為一種自然的感情交流和互相需求的友誼，甚至同責任無關。
上個世紀70年代，知青家長都在找後門、找關係把子女辦回城裏去，大多數人都采取非常實際的辦法來幫助自己的子女改變命運。但是我的父母很不同，在那種情況下他們支持我去學習寫作，這是很多父母做不到的。因為成功的希望太渺茫了，“投入”和“產出”是不成比例的。即使能發表作品，也很難改變命運。當時我回杭州寫初稿、去上海改稿的時候，工資和糧票都沒有，我父母卻盡全力幫助我克服困難。他們肯定沒有想到過自己在經濟、感情、精力等方麵的投入，是否能夠得到應有的回報。由於這種理解和信任，我永遠感激他們。直到現在，我有一些問題和困惑，還會同他們討論。我雖然不能常常回杭州探望他們，但我會經常給他們打電話，他們能夠時時刻刻感受到我的關切和思念。所以，親情如果以信任、理解和交流作為前提，才能成為超越血緣關係和物質利益之上，一種精神寄托和自覺的要求。
基於以上的感性體驗，我不太讚同繼續沿用傳統的“孝文化”這一概念。“孝”是一種被社會規定的倫理道德規範，作為人人所應當遵守服從的道德操守，帶有強製性和公共輿論的監督性質。進入21世紀的現代社會，子女與父母的關係，早已破除了“父父子子”長幼尊卑的傳統儒家文化的家庭等級觀念，以及養兒防老的“投入——回報”關係，而更多地體現出平等、尊重、關懷和理解。“二十四孝”的曆史故事中，把肉割下來給父母煲湯，發生在物質極度匱乏和貧困的情況下；“父母在不遠遊”產生於交通、信息極不便利，疾病頻發的時代。而現在，除了獻血捐腎，等等特殊情況，父母親需要的更多是我們平平常常的愛心。比如陪父母說說家常話、關心父母的身體狀況、買一些安全實用的老年保健用品；遠遊在外的兒女，能常常與父母通電話；條件許可的話，把父母接過來同住，與父母一起去旅遊。在飲食起居之外，更注重老年人的精神需要，幫他們排遣孤獨與寂寞。尊重父母的興趣愛好，不幹涉老人的感情選擇，等等。這種關愛，才是老人真正需要的。有的人其實平時對父母非常冷落嫌棄，在父母過世以後，卻舉辦鋪張的葬禮建立豪華的墓地，以此贏得一個孝的名聲，或是炫耀自己的權勢。這樣的孝文化，不是當代社會所應提倡的。
麵對無可回避的全球化浪潮，一個國家的強盛與複興，在根本上取決於這個民族整體的文化教育水準。在傳統文化中，我們可以提取例如“責任”、“良心”、“國事家事天下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精華遺粹；在西方文化中，我們可以學到愛心、尊重、理解與人道主義原則。否則“道德重建”仍是空泛而無力的。在急速變化與轉型的時代，親情不斷遭遇“代溝”的攔截，於是，溝通與寬容，便成為兩代人之間的精神通道。
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清醒和勇氣正視現實，我們會看到，傳統意義上的“孝道”，在這個充滿激烈競爭、高風險的時代，已經不可能按照傳統的樣式來複製和粘貼。遊子們和雖不遠遊但身心疲憊壓力巨大的兒女們，如何有充裕的時間和精力長久地侍奉在父母身邊？一個強大的民族不允許它的主要生產力，陷入老弱病殘的拖累之中——由此，症結最後落在一個非親情的實際問題上：如果沒有相應完整的、人性化的社會保障，沒有相對完善的社會服務，親情隻是一種虛幻或難以實施的願望。這將是今天這個論壇所麵對的實質性難題：遊子們要有愛心，但愛心是以心的方式體現，還是以愛的方式顯現？當“愛”（行動）與“心”（願望）在時間支配上發生衝突的時候，人們應當更多地服從於事業（即實現民族複興的必要行為）還是服從於情感和道德（即文化傳承）的要求？
我們每一個人都希冀著一種兩全其美雙向兼顧的結局。那麼，社會保障和社會服務的介入與完善，將是一個使親情真正能夠到達、迫在眉睫的基礎建設工程。
（該文為2004年參加浙江德清首屆“遊子文化論壇”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