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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張愛玲推崇《大神勃朗》中的地母娘娘。她說“超人是男性的，神卻帶有女性的成分……神是廣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如同女人永遠偉大的母愛，精神裏麵“有一點地母的根芽”，帶著“光榮燃燒的生命的皇冠”，“像大地的偶像，眼睛凝視著莽莽乾坤”。
許多年過去了。我們今天的女人有了經濟的獨立、婚姻戀愛的自由選擇、改換了現代的服裝和生活方式，但女人卻還是那個女人——“有美的身體，以身體悅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悅人，其實也沒有多大的分別。”
同半個世紀前的張愛玲略有一點小小的分歧，在於那最後的一句。
現代女性的自我意識覺醒後，大約已不滿足於以身體和思想悅人。女人在情愛中，須以身體悅己；麵對世界，則以思想悅己。聰穎的女人不再專為男人展示她的可愛，智慧的頭腦將首先使自己獲得歡愉，那欣悅才有地母般的根芽。
§可能
——讀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莽叢中》
圖書市場上，如今充斥著描寫言情與凶殺的通俗讀物。
然而，言情與凶殺，同文學永恒的主題——愛與死，卻是兩種全然不同的概念。
言情與凶殺是故事，故事被迫安插了人作為媒介，人淹沒在情節之中，與故事的終結一同消亡。而愛與死，卻是人本身；即使沒有情節，愛與死依然發生著；於是小說中的愛與死，隻是人的靈肉存在的一種方式，當小說結束時，人依然“活”著，繼續著愛或繼續著死。
芥川龍之介的小說中最具代表性的幾篇，均選材於各種與犯罪有關的案例。但那些殘酷或是溫柔的犯罪，卻浸潤了人生的苦痛，揭示著人性中為人不屑或是為人忽視的奧秘，令人震撼，顫之失魂痛之入骨。極精短的篇章，卻是以一當十。
於是當編者問起“你最喜歡的短篇小說”時，我希望選擇一篇不會與人重複的小說，一下子想起了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的《莽叢中》。
《莽叢中》收在芥川龍之介那個著名的短篇小說集《羅生門》中。這本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曾經風靡一時的短篇集，由樓適夷老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斷斷續續翻譯而成，1980年5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後被多次印刷。
《羅生門》一文，魯迅先生曾在上世紀20年代首譯，樓老又在70年代複譯，可見其經久不衰的魅力。
在日本近代文學中，有“鬼才”之稱的芥川龍之介，以樓老在後記中的介紹，是一位“才華橫溢，學力豐厚，思想深刻，氣品高邁，文字清麗，在藝術琢磨上頗有功力的作家”。他在極短促的創作生涯中，為日本文學留下了一筆珍貴的短篇小說遺產。1916年，芥川龍之介發表了短篇小說《鼻子》後，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曾對他說：“你再寫十篇這樣的作品，則不但在日本，即使在世界文壇上，也將成為一位有特色的作家了。”然而，1927年，芥川龍之介以35歲盛年，在家服用了大量安眠藥，離開了這個世界。
《莽叢中》前後出現七個人物，以當事人在法庭供述和作證的形式，分七小段構成，描述了一樁曲折而離奇的奸殺事件。
該文隻有寥寥5000字左右的篇幅，文字極其簡潔精練。
砍柴人、行腳僧、捕手、被強奸的女子的母親、殺手多襄丸、被強奸的女子真砂、真砂被害的丈夫武弘。
這七條線索，呈放射形，往各個不同的方向，也就是故事真相的各種可能發展。既無開頭，也無結尾，以一種開放性的結構，來描摹一次凶殺的現場。
動機、原委、起因、過程以及真砂最後的下落和案件的結果，統統散落在七個人零亂無序、支離破碎甚至自相矛盾的敘述中。故事情節以及此案的真相已變得無關緊要，也可以說，從審訊一開始，時間便已暫時終止，情節不再以通常那種曲線的形狀往前進行，而是呈點狀、不規則的塊狀，消融在那片深遠廣闊的心理空間中。
這種構思的生成，我以為基於作者對人生的認知——世間萬物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
於是推理在此已顯得毫無必要，抑或幼稚而拙劣。推理小說是一個有頭有尾、有邏輯有秩序的故事。而在芥川龍之介筆下，推理卻無法解決他對人性善惡切之入微、深至骨髓的剖析。推理推到極致，卻發現自己走上了沒有退路的懸崖，麵臨著雲山霧罩的深淵；推出的故事雖然精彩，“理”卻無法自圓其說。
也許結構主義正是為擺脫藝術的困境，為貧乏的藝術表現手段尋找新的出路而誕生。多年前，當理論還在徘徊時，從《莽叢中》獨具一格的奇巧構想中，我們已聞到了一種小說革命的新鮮氣息。
小說中每個人物的證詞都僅僅隻是一種可能。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可能是多襄丸殺了武弘，也可能是真砂殺了丈夫；武弘可能是他殺也可能是自殺——每個人所經曆並感覺的，隻能是他自己所認定的真實。所謂的事實，在每個人的私欲和利己的出發點上，已幻化成了屬於個人的客觀世界。無論是隱瞞了真相的偽證，還是他所親曆的現場確實如此，各人間迥然相異的陳述，在本質上都是企圖從道義上挽救自己的辯護詞。共同之處，隻是他們都刪去了其中的殘暴和瘋狂，對其進行了理性的偽裝。當情節的一般序列被小說中七雙眼睛和七個嘴巴所顛覆時，當故事實際上已無法再作為一種原來意義上的故事存在時，作者已實現了他的意圖。
在我看來，《莽叢中》是可以作為一種心理小說來閱讀的。它像是一座浮於海麵的冰山，露出水上的“事件”，即各人所敘述的案發過程，僅占整座冰山的三分之一部分；而托舉著它的，卻是真砂、多襄丸和武弘三人，隱藏於陳述背後、回避於言辭之間，那種種微妙而複雜的內心活動。
作者不願將其說破，甚至不屑於多說一字，見仁見智，全在讀者了。
接受美學原始朦朧實踐之初，在“莽叢中”隨意布上了一局迷宮，然後猜謎破陣，任人參與。
最終回到那七條射線的圓心，仍是一個愛與死的話題。以愛而死，因死致愛，愛不得又死不了，或許是人生真正的絕境。而真砂卻依然苟活，懷著對死者的愧疚和對生者的寬宥，活在為自己編織、想象、虛構的噩夢裏。人性之偽詐醜陋之純良美善，猶如墜入莽林，留於讀者在字裏行間，去披荊斬棘，細細辨析。
即便在言情與凶殺已成為當代書刊的“鬼打牆”時，究竟如何言之無“情”、殺之有“物”，實在尚有大可琢磨的餘地。《莽叢中》之所以為我所喜愛，不僅因為短篇小說的寫作，最難處難在如此精妙的構思。還因為，十餘年間，它總是時不時地提醒著你：文學亦如世事萬物，本有許多種可能。
§你對命運說：“不！”
一個忠告：你對命運說“不”，一切就變得不那麼苦。
——《綠寶石的眼睛》
我在一天時間裏，從日本到印度，又經西歐、東歐，再橫越太平洋到美國，把個擁擠的地球，急匆匆走了一圈。
我沒有乘坐航天飛機或運載火箭那種現代交通工具的機會。我隻是用我的眼睛，從一排排變成了中國方塊字的小說譯稿上，興致勃勃地走過去，像小時候跳格子，或是像坐火車時望著車廂連接處下疾馳而過的鐵軌枕木。我發現世界上凡有火車的地方，車廂車頭可以千奇百怪，但那作為鐵路基礎的枕木，其堅固的程度幾乎無一相異。我環繞它，巡視它，無論在地球哪個遙遠的角落，我都聽見那個固執的聲音對命運所作的回答。
那是一個由女人自己塑造的地球，這顆太陽係中惟一有生命居住的行星。我不認識天涯海角那些膚色、眼睛、頭發各異的女作家，我隻看見一顆顆女人的心。那是浸透了苦難的土地上長出來的果實，也許它酸澀，也許它泛淡，但我知道它們每一顆都飽含愛的漿汁。
女人從來用自己的心寫作。一個男人說過。那也許是最自然、最自由的寫作動機與境界。（腦子裏長滿荊棘、布滿岩石？）心，是一灣溫柔的湖、一泓清澈的潭、一片澎湃的海。當你遠征去、凱旋歸，當你躊躇滿誌，當你筋疲力盡，你都會不顧一切地奔向它的懷抱，洗滌你落滿傷痕、塵土的身體和靈魂。女人的心靈是一塊奇妙的再生之地：生命、希望、力量和愛情。
她自己或許變成了一頁頁稿紙、一本本雜誌。用那些被男人壟斷了幾千年的文學，在藍汪汪的大洋裏，拚出自己的陸地，拚出一個自己的五大洲。應該說沒有女人是不會有“人間”的。那麼沒有女作家呢？很多個世紀以前，誰是第一塊從海底升起的礁石？（班婕好？蔡琰？）那個跛足的文學巨人瘸著一條腿走了許多年，終於走不動了。他說被曆史鎖在他腳脖上的女人，用千年的淚水蝕鏽了他的鐵鞋，露出蒼白而健全的腳趾。她們說她們原來就是那另一隻腳。
從此那一隻腳落下的地方，就有了自己的腳印。她們不再按照男人的意誌來解釋、理解這個世界。她們本來就是為了創造而降生的。那些個易感的心靈，束縛得太久，歸還得太遲了。她們生來是為了創造——創造真實的人類和人類的真實。她們要證明自己。
於是便有了我“坐地日行八萬裏”，遙瞰的一塊新大陸——麵前這6篇不同國籍的女人所寫的作品。
其實也許算不了什麼新大陸。無論是故事內容，還是寫作技巧，或是語言、構思、人物，都沒有我們期待的新鮮玩意兒，甚至也沒有沾一點時髦的諸如新小說派、結構主義、魔幻現實的邊邊。它們是規規矩矩的良家女子，從生活的現實到現實的生活。平凡、瑣碎得我幾乎都失掉了興趣。
在這個男人暫時被束之高閣的世界裏，女作家們似乎永遠在重複一個古老而陳舊的弱女子的故事。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生存、婚姻、晚年。愛情、事業、獨立、平等……
不幸的女人和女人的不幸——難道這就是女性文學、女性作家們永恒的主題？
那個跛足巨人走得多麼沉重、多麼遲緩、多麼猶豫嗬。
會寫字的女人，用字母、字塊辛辛苦苦壘起的大陸，又被永不平息的大潮所吞噬。
我記得自己說過：我願意首先作為一個作家，然後才是女作家。
那年在廬山參加筆會。一日，聽說有人找，以為會和什麼老朋友重逢。門口卻站著一個麵容憔悴的女人，三十出頭，神色恍惚。她抓住我的手，眼便濕了。坐下，無話。好一會兒，才知她專程從南昌追來，為了要同我談些心裏的話。心裏的話多半不是什麼快樂，周圍的人，怕是沒一個願聽，才專門要找作家。她有兩個孩子，南昌有一個不準她看書交友的丈夫。自己在外地的工廠，回一次家，便要挨一次打。本來早可以“離”了，隻是因為她多病，偏不能服用任何抗菌素，病倒了，無可救藥。萬一有三長兩短，孩子留給誰去？想也不忍。廣州有個十幾年前的男友，主動來尋她，她偷偷去了廣州，以為心裏那十幾年的債，可找著了主人。可是從廣州回來，愛卻不見了蹤影。究竟離是不離？調是不調？愛是不愛？千頭萬緒，走投無路……我留她住了，要幫她出主意，卻隻是一個勁兒問：“你跟你丈夫，到底過不過得下去？”她隻是一個勁兒含糊其辭：“那孩子呢？”……一同下山到了南昌，以後又通了一陣信，她最終還是自己同自己糾纏不清。我便幾乎要對她發火：既然過得下去就不要抱怨，要抱怨就快下決心。她再沒有回信來。我有一陣很內疚。那時我才明白，做了母親的女人為著孩子是這樣猶疑不決的。我實在不是一個完整又標準的女人。
“信子兩手捧著茶盅，透過窗子眺望那過午的大洋彼岸。”
客居美國的日本女作家米穀富美子的《遠方來客》，就是這樣細致入微地展現了一片女人的內心世界，細致得幾乎不厭其煩。作者越是不厭其煩地描寫主婦那種細碎、沉悶、辛苦的日常生活，平靜記敘主婦對於自己同弱智的兒子、暴躁的丈夫之間的衝突以及對大洋彼岸的日本家鄉的懷想，越是可見主婦無可解脫的困境。這種沉悶與瑣碎沒有惹惱克己寬容的女主人公，卻終於惹惱了讀者，使讀者對這個本為自立而出走，遠涉重洋同一個美國人結婚的女子，在一個自由的國度裏建立了一個不平等的家庭產生隱隱同情。女主人公信子患精神障礙症的兒子從教養所回家度假，從此成為她家庭的“客人”，而信子又將成為這位“客人”，成為這個家、這塊國土永遠的“遠方來客”。在信子與兒子、信子與丈夫、丈夫與兒子之間，處處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精神障礙，真是一個嚴肅而冷酷的嘲弄。在那個永遠無法擺脫的矛盾中，信子作為母親，或許是勝了；作為人，或許是輸了；作為客，或許是麻木了。但作為一個真正的女人，她仍會堅忍地活下去，為著她永遠的義務和希望。
日本海、太平洋；日本麵孔、美國身材的兒子；現代美國生活方式，日本的感情、心理；美國人的節奏、日本人的心態——交錯穿插，一幅頗為新奇的畫麵。在漸漸品出小說中跨海越洋的地域差、文化差、時差、物差的微妙時，我開始感到小說在構思上有獨特的嚐試。
“貓明白它不會再找到一個家了，便離開了那個地方。”
我想起小時候上學去，總要在小巷子裏路過一個小雜貨鋪，專賣切好的甘蔗、老菱、荸薺什麼的。一個瞎老太婆睜大著那雙白茫茫的眼睛，一隻手收錢，一隻手摸摸索索地抓那些東西遞給買主。常常有淘氣的孩子把一個銅板或是圓鐵片當做硬幣塞給她，一隻手搶過東西就跑了。她不能去追，便使勁眨著白眼，把銅板朝著笑聲處扔過去，罵一會兒，也就作罷；空下來，便拆一堆小山似的棉紗頭……
我在江南水鄉陸家灣插隊的時候，外婆總是三天兩頭從鎮上叫一隻運貨的小船，穿過兩岸桑林密密的小港，到我住的村子裏來給我送吃的。她有一隻其大無比的綠搪瓷杯，裏頭裝滿了筍燒肉、煎魚或是千層包子。後來我執意離開那地方去了黑龍江，她真的傷了心，有好幾年時間不理我。我回家探親，專門到舅舅住的靈隱上天竺去看她。她似乎忘了以前的事，還給我吃筍燒肉和魚丸子。我每次走，她送我到樓梯口，我說聲再見，她便低低地自語道：“明年回來，不知見不見得到了……”一年又一年，她送我，便重複那句話。終於有一年秋天，我收到家裏一封厚厚的信，打開了，裏頭是一塊黑紗。我在哈爾濱整整戴了一個月。等我再回杭州，樓梯口再沒有她的聲音了。又一年清明，我和媽媽專程到鄉下去給她上墳，其實我知道，她並不是我的親外婆，媽媽是她從育嬰堂裏抱來的……
赫蒂死了，死在那所空蕩蕩的破房子裏，兩周以後才被發現。那隻叫蒂貝的貓失去了保護人，最終也是與老婦相同的命運。赫蒂為了蒂貝而拒絕去養老院，在養老院裏她本來可以活得久些（也許更短）。一個繁華的倫敦，對於赫蒂來說，是一個夢裏的虛無。她惟一所有的，是那隻撿來的貓。人類、家庭、子女早已背棄了她。這個世界上疼愛她、懂得她的，隻有一隻貓。
《老婦和貓》的作者萊辛什麼也沒有說，她隻是記錄了一個真實的故事，記得那麼冷靜、客觀、公正。甚至沒有同情、哀歎、指責。她似乎同那老婦一般平靜地對待既來和已去的一切。那隱忍，或許是因為她的老婦連抱怨的資格也不具備；那默然，或許是因為她的老婦已經對周圍的一切習以為常。作者用一種與社會同樣冷酷的口吻來敘述老婦的遭遇，無疑是冷酷得入木三分。赫蒂混混沌沌的一生中，從來並不覺得那麼痛苦——她痛苦得不動聲色，痛苦得自得其樂——如此畸形荒誕的人生，人是多麼微不足道。而女人、老婦人，抑或更渺小。渺小的女人竟然還有那樣執著的愛心，對一隻貓，對這個冷酷的世界。嗬嗬，她真是那麼渺小麼？
畢竟，它讓你想起了許許多多往事。老人、孩子、朋友、自己……掙紮、沉浮、苦鬥、生生死死……
“我僅僅是存在於概念和用來稱呼看不見的物品的詞語的世界上。隻有黑暗是實在的，隻有它在四分之一度音和半音中顫動。我的生活中隻有那充滿了各種音響的無邊黑暗。如同現在——我們背後的這個夜鶯歌唱的森林。”
這是一部十分成熟的作品——《綠寶石的眼睛》，作者哈·阿烏德爾斯卡是擅長於廣播劇創作的。難怪她會把一場幾小時的對話處理得如此精彩，如此動人。僅僅是兩個人物、一個地點，竟然有情緒的大起伏，大升降。這是一個充滿了誤會、爭執、仇視等各種懸念、充滿強烈的性格對照、回憶中的經曆對照從而走向互相理解的令人信服的心理過程。幾乎每一句對話、每一次轉機、每一回思想交鋒、每一次諒解和好，都是那樣的準確和細膩，情感與思維絲絲入扣。作者具有一種強大的牽引能力，把她的讀者乖乖帶進了華沙郊外森林邊的黑暗，然後再從樹葉和夜鶯的歌唱中將光明從遠處喚來。夜幕撤去時，那兩顆心都浴在晨光中，洗盡塵埃，綠寶石閃閃發光……應該說，這種以對話為主體的小說是很難寫的，要在一個很局限的場景中完成兩個人物大幅度的自我審視和心理演變，每一個對話層次都必須有豐富的底蘊。然而作者從容不迫地帶領她的讀者在黑暗中周旋，走向迷宮深處，卻又豁然開朗。兩個人物的事業、命運、婚姻家庭、處境，在她筆下不僅互相作了鮮明的參照，常常還反其意而用，令人瞠目沉吟，而後翻然大悟，其味無窮。
這部小說讓我想起了女友珊珊。我認識她10年了，竟還沒有寫過一點關於她的文字。
總是本來更像小說的那些人的故事更難變成小說。
她與我同歲。前不久我住院時，她天天下班後騎車到醫院來看我，給我熬了綠豆湯帶來；然後同我講她的周末遊泳計劃或是關於自我價值實現的苦惱。她說周圍有些人，考試得100分頓時狂妄自大，錯一道題又沮喪得想自殺。是不是這個民族的典型性格？自卑與自負的焦點始終未能調好……她說話累了，便站起來為同病房的病友倒水，她走出門去的時候，她們驚訝地發現她走路時一條腿有些困難。她進來了，談笑風生地坐在那兒，我從她們的眼睛裏看出，誰也不相信她是個殘疾人，或許隻是一隻腳傷了筋。她坐到好晚才走，那些天她寫論文太累，想給自己放鬆放鬆。她是另一個醫院的醫生。她走了，病友們便迫不及待地問：“真的？”“真的。”“怎麼得的呢？小兒麻痹？”“不，我不知道。”“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她那條腿是怎麼回事。10年來，她從未提起過它，就好像那隻是因為鞋子不合腳似的。因此我也就從未建立起有一個殘疾朋友的概念。有一年她到杭州，我居然領她爬上了寶俶山，為她拍照，選擇最佳鏡頭，我說：“蹲下。”她說：“這裏不好。”我回答說：“蹲下。”她終於紅了臉，說：“我蹲不下。”我嚇了一跳，臉頓時也紅了，滿心歉意，決心把她照顧好。繼續往前走，一路上又多次忘記了她的腿疾。我隻記住她影集裏中學時代滑冰的照片上，苗條秀美的身材和臉龐……似乎是因為“文化大革命”，全家被掃地出門。也許在幹校，也許在農村。馬車、拖拉機？一場永遠留在記憶深處的厄運……
珊珊是獨養女，便要換煤氣、接站、買車票、擠車……於是她竟然學會了騎車。珊珊上大學學的是中醫，畢業後成為一名稱職的中醫師。工作幾年後，成為中醫研究院的碩士研究生，後又出國留學……
我終於注意到她的腿，也才注意到她的頑強和自立。可是以前我為什麼總記不住她的腿呢？這倒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事實上，我從來沒有同一個殘疾的珊珊交談，我的朋友在心靈上同我如此平等，在精神上她是一個健全的人。於是在這裏，身體的殘疾與否早已變得無足輕重，我們的憂患困惑休戚相關。我還記得我在一個下雪天的晚上去告訴她，我想出了一個小說題目叫《愛的權利》，我躲在她的小屋裏改完了我的中篇《淡淡的晨霧》……她給予我的總好像比我給予她的多些。她一向更看重自己心靈的健康。如今她遠在美國馬裏蘭州，開了中醫診所獨立行醫，成為一位受人尊敬的中國醫生。
《綠寶石的眼睛》中的馬雷克的苦惱，似乎已經涉及以上這樣一個思想層次。他總是同自己過不去，憤世嫉俗、懷才不遇。我想這個人物對於中國的青年讀者同樣很有意義。遺憾的是，作者對這種痛苦的挖掘淺嚐輒止了。自從認識珊珊以後，我漸漸悟到：以一個殘疾人對於生存的頑強抗爭精神，去感染、啟發一個陷於精神苦悶中的健康人，實在是缺乏思想力量的。如果他們不能在精神世界的同一層麵對話，麵對共同的人生課題，那麼心靈的交流很可能是淺近、表層的。所以，伊娜的綠寶石眼睛所能照亮的黑暗也就非常有限了。
女人寫女人，既可從當代女作家的小說中窺探當代女人的生活，也可從女作家筆下的當代女人生活，來發現女作家自己。這一組小說如果說給我留下有什麼特別印象深刻的東西，那就是我又一次聽見了那個熟悉的聲音，聽見她們不幸又不屈地對命運說：“不！”——也許我們會因此變得更苦，但我們隻能如此。
我最後讀的是那個劇本《女強人》。
也許它比以上的作品更富現代感，我一口氣讀完了它。讀完之後便有長久的悵惘，進而轉為疑慮。一個閃念十分無情地從腦際掠過：這個作品會出於一個女作家之手？
我才想起來去尋題目下作者的名字——阿爾布卓夫。我相信這絕不會是女作家。女作家筆下的女強人絕不會是這樣一個瑪雅。我絕不想標榜自己也屬於女強人之列，因為我根本缺乏那種男性的魄力。但我開始懷疑高莽先生餓著肚子親自來找我約稿，會不會是他一個小小的錯誤——他牢記我是女作家，卻忘記了我是一個女人。一個女人大概不會像阿爾布卓夫先生那樣看待瑪雅。盡管這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揭示了現代社會中婦女解放與自然、社會要求的深刻矛盾；在戲劇形式上也有新的試驗和創造。盡管我並不認為瑪雅的生活合乎人性，我卻在瑪雅扭曲的人性中看到了代表著一部分社會輿論和習慣勢力的伴音與艱難掙紮以求自立的女人之間的分歧。這種基本立足點的差異使我無法對這一劇本有更多的讚美。對此我隻能表示抱歉了。
幾千年來，男人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榮譽和幸福、事業和愛情，對於成功的男子永遠是一個良性循環。而女人——為什麼雄心勃勃、富有心計的瑪雅得到了莫斯科郊外的科學工作者別墅，卻要付出高於男人幾倍、幾乎失去全部女人的歡樂的代價？為什麼？瑪雅又為什麼會變得不像女人？瑪雅之所以失去自我，是女人的悲哀，還是社會的悲哀？僅僅問一個為什麼就夠了。
瑪雅說過：“我不會在任何東西麵前退卻。我還要為這個姑娘複仇——向所有的人！我一步也不後退，不！不！”
而麵對著為新時代的知識婦女的真正解放作出犧牲的“女強人”，一些鐵石心腸的男人會冷冷地笑著說：“活該！”一些溫和的男人也許會摸摸你的頭發，說：“回來吧，還是回來的好。”
為著《女強人》的大幕落下之後，留給男人和女人們更多的甚至是反麵的思考，我們將由衷地感謝阿爾布卓夫先生。
我回到了自己的國土和自己的位置。
我相信我們的女作家們在讀到以上的作品之後，會有一種耐人尋味的微笑。如果我們能夠確有更多的自由來描寫我們這個時代女人的生活，我們用黑色的方塊字壘成的陸地會更加堅實豐富。如果我們能夠越過女人自身的心理障礙，我們的作品將會更多地漂洋過海！
我們將永遠對命運說：“不！”
§四季心靈
20世紀90年代是王蒙寫作史上又一次大獲豐收的季節。
從1993年到2000年，王蒙在7年中，出版了4部長篇——已被我們熟知的“季節”係列。作者在幾十年中厚重的人生積澱、魂思夢繞的萬千思緒，以何等旺盛蓬勃的創作力，氣勢磅礴地一瀉千裏而來。一季一季的年華似水，一年一年的季節更替，酷暑嚴冬淫雨寒霜，風雲突變冷暖自知。在那些詭譎離奇、斑駁多姿的“四季”風光裏，我們一口氣閱盡了共和國30年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