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忠告：你對命運說“不”，一切就變得不那麼苦。
——《綠寶石的眼睛》
我在一天時間裏，從日本到印度，又經西歐、東歐，再橫越太平洋到美國，把個擁擠的地球，急匆匆走了一圈。
我沒有乘坐航天飛機或運載火箭那種現代交通工具的機會。我隻是用我的眼睛，從一排排變成了中國方塊字的小說譯稿上，興致勃勃地走過去，像小時候跳格子，或是像坐火車時望著車廂連接處下疾馳而過的鐵軌枕木。我發現世界上凡有火車的地方，車廂車頭可以千奇百怪，但那作為鐵路基礎的枕木，其堅固的程度幾乎無一相異。我環繞它，巡視它，無論在地球哪個遙遠的角落，我都聽見那個固執的聲音對命運所作的回答。
那是一個由女人自己塑造的地球，這顆太陽係中惟一有生命居住的行星。我不認識天涯海角那些膚色、眼睛、頭發各異的女作家，我隻看見一顆顆女人的心。那是浸透了苦難的土地上長出來的果實，也許它酸澀，也許它泛淡，但我知道它們每一顆都飽含愛的漿汁。
女人從來用自己的心寫作。一個男人說過。那也許是最自然、最自由的寫作動機與境界。（腦子裏長滿荊棘、布滿岩石？）心，是一灣溫柔的湖、一泓清澈的潭、一片澎湃的海。當你遠征去、凱旋歸，當你躊躇滿誌，當你筋疲力盡，你都會不顧一切地奔向它的懷抱，洗滌你落滿傷痕、塵土的身體和靈魂。女人的心靈是一塊奇妙的再生之地：生命、希望、力量和愛情。
她自己或許變成了一頁頁稿紙、一本本雜誌。用那些被男人壟斷了幾千年的文學，在藍汪汪的大洋裏，拚出自己的陸地，拚出一個自己的五大洲。應該說沒有女人是不會有“人間”的。那麼沒有女作家呢？很多個世紀以前，誰是第一塊從海底升起的礁石？（班婕好？蔡琰？）那個跛足的文學巨人瘸著一條腿走了許多年，終於走不動了。他說被曆史鎖在他腳脖上的女人，用千年的淚水蝕鏽了他的鐵鞋，露出蒼白而健全的腳趾。她們說她們原來就是那另一隻腳。
從此那一隻腳落下的地方，就有了自己的腳印。她們不再按照男人的意誌來解釋、理解這個世界。她們本來就是為了創造而降生的。那些個易感的心靈，束縛得太久，歸還得太遲了。她們生來是為了創造——創造真實的人類和人類的真實。她們要證明自己。
於是便有了我“坐地日行八萬裏”，遙瞰的一塊新大陸——麵前這6篇不同國籍的女人所寫的作品。
其實也許算不了什麼新大陸。無論是故事內容，還是寫作技巧，或是語言、構思、人物，都沒有我們期待的新鮮玩意兒，甚至也沒有沾一點時髦的諸如新小說派、結構主義、魔幻現實的邊邊。它們是規規矩矩的良家女子，從生活的現實到現實的生活。平凡、瑣碎得我幾乎都失掉了興趣。
在這個男人暫時被束之高閣的世界裏，女作家們似乎永遠在重複一個古老而陳舊的弱女子的故事。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生存、婚姻、晚年。愛情、事業、獨立、平等……
不幸的女人和女人的不幸——難道這就是女性文學、女性作家們永恒的主題？
那個跛足巨人走得多麼沉重、多麼遲緩、多麼猶豫嗬。
會寫字的女人，用字母、字塊辛辛苦苦壘起的大陸，又被永不平息的大潮所吞噬。
我記得自己說過：我願意首先作為一個作家，然後才是女作家。
那年在廬山參加筆會。一日，聽說有人找，以為會和什麼老朋友重逢。門口卻站著一個麵容憔悴的女人，三十出頭，神色恍惚。她抓住我的手，眼便濕了。坐下，無話。好一會兒，才知她專程從南昌追來，為了要同我談些心裏的話。心裏的話多半不是什麼快樂，周圍的人，怕是沒一個願聽，才專門要找作家。她有兩個孩子，南昌有一個不準她看書交友的丈夫。自己在外地的工廠，回一次家，便要挨一次打。本來早可以“離”了，隻是因為她多病，偏不能服用任何抗菌素，病倒了，無可救藥。萬一有三長兩短，孩子留給誰去？想也不忍。廣州有個十幾年前的男友，主動來尋她，她偷偷去了廣州，以為心裏那十幾年的債，可找著了主人。可是從廣州回來，愛卻不見了蹤影。究竟離是不離？調是不調？愛是不愛？千頭萬緒，走投無路……我留她住了，要幫她出主意，卻隻是一個勁兒問：“你跟你丈夫，到底過不過得下去？”她隻是一個勁兒含糊其辭：“那孩子呢？”……一同下山到了南昌，以後又通了一陣信，她最終還是自己同自己糾纏不清。我便幾乎要對她發火：既然過得下去就不要抱怨，要抱怨就快下決心。她再沒有回信來。我有一陣很內疚。那時我才明白，做了母親的女人為著孩子是這樣猶疑不決的。我實在不是一個完整又標準的女人。
“信子兩手捧著茶盅，透過窗子眺望那過午的大洋彼岸。”
客居美國的日本女作家米穀富美子的《遠方來客》，就是這樣細致入微地展現了一片女人的內心世界，細致得幾乎不厭其煩。作者越是不厭其煩地描寫主婦那種細碎、沉悶、辛苦的日常生活，平靜記敘主婦對於自己同弱智的兒子、暴躁的丈夫之間的衝突以及對大洋彼岸的日本家鄉的懷想，越是可見主婦無可解脫的困境。這種沉悶與瑣碎沒有惹惱克己寬容的女主人公，卻終於惹惱了讀者，使讀者對這個本為自立而出走，遠涉重洋同一個美國人結婚的女子，在一個自由的國度裏建立了一個不平等的家庭產生隱隱同情。女主人公信子患精神障礙症的兒子從教養所回家度假，從此成為她家庭的“客人”，而信子又將成為這位“客人”，成為這個家、這塊國土永遠的“遠方來客”。在信子與兒子、信子與丈夫、丈夫與兒子之間，處處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精神障礙，真是一個嚴肅而冷酷的嘲弄。在那個永遠無法擺脫的矛盾中，信子作為母親，或許是勝了；作為人，或許是輸了；作為客，或許是麻木了。但作為一個真正的女人，她仍會堅忍地活下去，為著她永遠的義務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