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越來越多地思索著人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東西；人為什麼無法擺脫那種與生俱來、由死而終的痛苦；真善美作為一種美學理想普照人類，然而三者真正達到過內在的和諧麼；人追求真實而真實的地平線有人曾經到達過麼。在對於人的觀念一次次重新思考中，我想為人的靈魂寫一部小說。這是一種日益為現代人所困惑、所焦慮的關於人的存在的本質苦惱。我想同我的讀者一起來認識自身。《隱形伴侶》絕不是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十年的作品，也無意再現北大荒的知青生活，更不想探討愛情與婚姻的道德觀念。盡管我的小說在取材上涉及以上幾個方麵，但我更希望它是一個大容量和高密度的載體，在通往廣闊的宇宙空間的進程中完成對自身的超越。這裏並沒有此岸對彼岸的輸送，隻有天空對大地的俯瞰。這種超越並非為了什麼實用的目的，而是為了隻有在超越的過程中才能領略到的心理空間的奇特形態，以及作家的精神主體由此達到的充分自由境界。在文學十分強調本體、淡化目的的今天，文學僅僅是販運私貨的載體自然可憐，然而語言敘述過程卻不可能脫離它的載體，即由語言構成的全部生活形象而孤立出現。文學如果不是為了體現人的內心對命運的悲劇體驗和反抗意識，文學是否可能被創造出來又存在下去？如果我們能夠在自己以往的長篇小說觀念中，進行一次“定向爆破”，然後再來分析研究當代長篇小說的變化和趨勢，我們就會發現，長篇心理小說的產生恰恰是當代人的觀念以及文學的觀念的一次重大變革的產物。
《隱形伴侶》開始寫於1984年春天，當時知青小說剛從悲壯的英雄主義讚歌中逐漸冷卻下來，很少有人對那樣一種已經被反複描摹的生活感興趣。但我卻決定著手來做這件已使我耽擱幾年的工作，有幾年時間我一直在咀嚼那段獨特的經曆，而遲遲未敢輕易下筆。因為我不允許自己去步別人的後塵。那時我似乎已感覺到如果沒有一種真正屬於我的發現，一種對於曆史、社會和人的更深刻的觀察透視，創作一部平庸之作毫無意義。
自然，“文化大革命”十年是一個過程，“知青運動”也是一個過程，還有那個戀愛、結婚又離婚的故事，也是一個過程，可以寫成曆史畫卷、史詩、全景式的浩繁巨著。似乎長篇小說的本體特性所決定，它應比中、短篇更多地擔負起反映社會、時代的重大事件的責任。對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衝突進行全方位掃描。但是，我們也恰恰是從這樣一種傳統的長篇模式中，逐漸感悟到，真正作為組成社會、改造自然的主體的人，卻異化在文學堆砌建構的那個物理世界之中。我們強調刻畫生動的人物性格，而忽略人物內心活動的揭示，重視人物與社會的衝突行動而輕視人的自身的內部矛盾。盡管行動和性格為我們提供形象，但形象的立體性是否僅僅由此兩維表層結構組成？形象的深層結構是什麼？形象的內核或形而上的東西又是什麼？以至於我們塑造了許許多多人物，人物的命運及其善惡卻可以無一例外地在人的階級性、社會性中得到解釋；或歸結於社會製度或社會環境。說得偏激一點，文學在被恢複名譽的人文主義思想旗幟下，塑造了人又毀滅了人；重新創造了人又扭曲了人——文學幫助人粉飾自己、蒙蔽自己、偽裝自己；使得人永遠也不能真實地、客觀地、公正地認識自身。
20世紀初，西方關於人的潛意識的科學發現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人類的瘋狂之舉，終於對文藝複興時代那種認為人是宇宙間至高無上的傑作的人道主義理想提出了懷疑。
進入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當代文學終於開始了對人自身、人本質的深層反思與自省。人的主體意識逐漸覺醒。當人們終於發現人的理性之外時時都有一種幹擾著自己行動的非理性意識時；終於認識到惡並非人的性格缺陷，而是一種人性的基本事實時，人們開始承認人的心理潛結構，並試圖探索這一禁區，於是就產生了某種意義上的心理小說或心態小說。
近年來的科學研究成果，越來越有力地證明：微觀世界的許多新的突破，導致了宏觀理論的危機與新的發展，人對於宇宙的認識不斷達到新的高度的同時，對人體基因和細胞的分析研究也進入了高級階段。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這一曾被沿用已久的哲學概念，即將被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所替代，顯然這是一個大的進步；但是在科學手段可以測定各種反映心理狀態的生理數據的今天，應該認為心理世界由物理的和心理的兩個方麵組成。正如外界對於人來說是客體，然而精神的人審視肉體的人時，後者又成為前者的客體。心態小說便在這樣的前提下，融會人的情緒、心境、思慮、感覺及欲望等各種基本生理因素之上的心理現象，創造出一個巨大的心靈空間，從而構成一種新的豐富而複雜的文學現象。
《隱形伴侶》似乎述說了這樣一個簡單的故事：女主人公在北大荒農場與一同鄉的知青，也就是小說的男主人公相愛結婚，婚後由於發現了男主人公軟弱、惰怠、消極等性格缺陷，還有她最不能容忍的撒謊的品質惡習之後，毅然離開他。可以說女主人公自幼最大的理想是人的真誠。她為了維護真誠而拋棄愛情，但她恰恰在離婚之後尋求自主之路時，發現自己原來也是虛偽的，發現自己在那些不自覺的謊言中隱藏的“惡念”；發現了周圍的人們幾乎無一例外地用各種不同的謊言保護自己和防衛別人……她在極度的痛苦與迷惘中，對以往奉若神明的真實發出了詰問，並且開始領悟到她的一位後來精神分裂的知青朋友所說過的，每個人身上都有另一個自己所不認識並同自己作對的另一個人的隱喻。當她認識到絕對真實隻是人類理性的一種自我滿足和倫理需要時，她才真正開始接近真實。與女主人公中途分手的男主人公卻是一個獨特的人物，他在經曆了那場浩劫的政治欺騙之後，便開始對真實有了一種別樣的理解。在他看來，一個不承認、不允許人表現私欲的理性的社會，壓抑摧毀人的本性，因而使人們內心積澱的後天無意識在先天無意識的反抗下變得更加殘酷。他在這個肮髒的人生人海中浮沉，惟一的出路是以惡抗惡。正因為他敢於正視內心那些按照自己的快樂原則派生的所謂邪惡，他才認定一個能夠說出自己醜惡的人，就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惡。他情願放縱自己的隱形伴侶，即使受到懲罰——來換取靈魂的自由，也絕不像那個正直清白的知青戰友，毀於精神的極度壓抑而導致了精神分裂症。在貫穿小說始終的男女主人公以及其他知青之間的感情、性格、思想衝突中，除了今天被稱為潛意識的那部分強烈的生命衝動所引起的人的種種不安之外，還有積澱於人類理性意識中的良知、道德、人格等心理機製所形成的強大的“集體無意識”，及其殘酷無情地壓抑了的人的本性欲望。這種曆史形成的觀念，已經成為一種非自覺的現實原則，甚至成為遺傳基因，參與人的無意識，壓迫本我。正是這種被無意識透明的外殼緊緊鉗製、約束而幾乎被扼殺、窒息的潛意識的掙紮與抗爭，才構成了人生永難擺脫的另一個“我”，那個令人恐懼和震顫的“隱形伴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