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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采用這種現實描寫與夢境意象、隱喻交替進行的手法開始，我覺得至少在我寫完這部作品之前，再也找不到比它自由和貼切的形式了。我們在生活中常常可以遇到這樣的情況，即我們所想的與所說的，並不能完全一致；我們想的是這樣一句話，而說出來卻是另一句話。我們白天理智而冷靜地處理了一件事，而在夜晚的夢中卻夢見完全相反的、令人難堪的情形。我們時時拖延抵製著某一件事，卻說不出反對它們的理由；我們由甲事物莫名其妙地聯想到了乙事物，卻意識不到兩者之間的內在聯係究竟是什麼；我們千方百計為某人的錯誤辯護或激烈地攻擊某一人的錯誤，最後卻發現自己原來也有著相同的念頭……如此種種發生在“顯我”與“隱我”、“顯意識”與“隱意識”之間微妙的心理活動，在小說的敘述部分不斷穿插出現，在非理性的夢意識中又往往用反現實的形式加以強化。盡管小說情節的時空次序是依照生活邏輯的發展層次遞進的，但在人物的心理時間上，卻大量表現為非邏輯的跳躍。即便幾乎占全書三分之一的夢境，白日夢的描述，也可分為幾種不同的心理層次。例如以荒誕的形式將人物與現實生活中遭到壓抑的心理，在夢中盡情宣泄出來；可以是大腦對於外部世界反應的局部變形，也可能是記憶的殘片的飛揚，或是理性所不敢正視的對性的渴望和對死的恐懼……如此種種，構成一個複雜的心理結構群落，也許可為讀者在探勝好奇中提供穿越心理迷宮的鑰匙。另外，語言句式也打破了傳統小說的敘述規範，而在心理時空交替的內在規律下重新組合。語言不再是單一的現在時或需要說明的過去時，它隻要開始工作，便成為一種可以隨著人的活動任意擺弄的魔方。不需要再對讀者注釋“他想”、“他想起”、“他夢見”、“他覺得”……而讓讀者自己區分和剝離每一種句式的結構層次。語言不再作為小說的工具，而是一種充滿彈性和立體感的直接審美對象。
再也不要把“意識流”作為一種手法來借鑒。“意識流”是西方現代心理學對人類意識重新估價的產物。它的寫作方法源於哲學和思維科學的突破，源於潛意識的發現。潛意識與顯意識的交織、相撞，形成了意識空間貌似盲目而實質上彼此密切勾連的心理流程。在這股所謂隨心所欲流動的思維過程中，人的潛在的心理意識常常成為真正的主人；所以，隻要人的潛意識尚未被充分認識，“意識流”作為一種人對自己的存在和頭腦中通過的真實思想、情感的真實反映絕不會過時。正如它實際上至今並未被我們真正接受和運用過，所以它不應該是一種時髦。
直到我寫完《隱形伴侶》，我仍然沒有弄清心理小說的定義。但在我的創作實踐中，我似乎有一種神秘體驗——沒有一種小說比心理小說更具有形式和內涵的不可分性。當它對意識的層次有了自覺的把握時，它便得到了相宜的形式；而當它對意識的層次有了看似模糊混沌卻又是真實細致的描述時，它才真正具有紮實的心理內容。
盡管我在這部小說中那樣強調刻畫人的本性中，惡欲同人類真善美理想不可調和的矛盾，我卻並不認為人對自身的剖析隻對個人有意義；也不認為對潛意識中那些利己原則，即所謂“惡”欲的解剖是一種消極或絕望。恰恰相反，消極頹廢的絕望往往都不是因為認識了罪惡而引起的，而是虛假的真善美引起的。人隻有深刻地了解理性與獸性的妥協所產生的人性的全部要求，才能為自己設計和規定一個相對合理的社會。人也隻有真正認識了“惡”，才能駕馭“惡”。看透潛意識的真正目的在於同潛意識談判，建立起“顯我”與“隱我”之間的協調機製，從而達到內心的平衡，找到通向“超我”的途徑。
當然，人的潛意識不能夠離開人的社會性獨立存在，而必須從堅實的生活土壤中生長出來。由於篇幅和題目的局限，有關《隱形伴侶》的複雜社會背景同人物心理的關係，在此就不贅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