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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忍》可以說是一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作品。
因為我在寫作之初，並沒有想到自己會這麼“殘忍”。
寫到結尾處，連我本人也已不寒而栗。我之戰栗在於自己原本對於“殘忍”那些朦朧的感覺，最後在小說中脫離了人的行為，而變成一種不受律法審判和道德約束、無形無狀無罪惡無廉恥感覺的欲念。
雖然那隻是一個從知青中聽來的故事，但據說絕對真實。很多年裏我始終在琢磨著這件事情，內心持續的震驚與恐懼，使我無從落筆。
後來它漫漫沉澱，漸漸舒緩，像一條地下的暗河，耐心地躲藏著隱伏著，滲透堅硬的岩石，沿著地殼中的空洞和縫隙，固執地開鑿著自己的通道。當它再次到達我的筆端時，水聲轟鳴，來勢凶猛，山岩被衝開了巨大的缺口，地層深處豁然開朗，陽光和水流瘋狂地擁抱，躍向懸崖下的深潭。
人性中那些亙古不變的因素，諸如人性之殘忍，數百年來，始終遵循著它自身的軌跡，在地下或地麵運行。當人與人之間的衝突無可調解之時，殘忍便露出它血腥暴行的本相，赤膊上陣；而在另一種相持、牽製的社會關係和社會秩序下，殘忍被抑製和收斂，“隱居”於每個人的意識深處，僅僅成為一種進退可守的心理威脅。
幾十年中，我們恰好經曆了這樣一個起伏動蕩的時期。我們已將人性這雙麵怪獸的種種表演一一過目，從中辨識、體驗自己作為人的共同基因。正視罪惡本身也是一種近於殘忍的自虐，但我們已別無出路。
一些追溯往昔的知青題材小說，已成為那段曆史的注釋，然而這並非是文學的功能。即使被那一時期生活造就了的知青作家們，已進入所謂的“後知青題材”創作，知青小說仍然不會僅僅在試圖闡釋曆史的層麵上拓展。這一代人最終的艱難在於我們已不再是知青，卻無以擺脫地繼續保留著那一過於陳舊久遠的身份；更悲哀的也許是，當我們以“知青”的名義回到各自的出發地，那一座座經濟與文化的中心城市時，才明白麵對未來的日子，“知識青年”原來竟沒有多少知識，更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文化。
從《殘忍》小說的藝術構思上，也許可以看出，它一直在用一種回旋曲式的結構方式，尋找著曆史與現實之間的那條褡襻，故事似乎始終在退著往回走，企圖走向從前的記憶，但回首之途卻又始終被另一種力量所阻隔和反彈，每一步都步步逼問著事實的真相和原委。就像一條崇山峻嶺中的公路蜿蜒而下，你必須無數次經過之字形相距不遠的路口，但卻不能直接抵達。如果說，敘述一個正在發生的故事，就像盤旋的上山之路，須開足馬力，一鼓作氣；而倒敘一個已經發生的故事，卻須捏閘空擋，小心謹慎地慢慢滑行。每個彎角都是萬劫不複的深淵，故事每一處被反複追問的內在邏輯，都是路邊的護欄和壘石。
我喜歡用這種方法寫作。它不像在平地和公路上行駛那麼一覽無餘、暢快淋漓，但它有高地與低穀的落差，在審美上造成類似三維空間的立體感。
小說語言的品性亦由此而來，作品敘述風格的建立從一開始就被決定了。它必須有足夠的韌性來承載這種盤旋式的滑行，它隻能粗糲而富於彈性，而非流暢而光潔；它甚至常常設置阻力，對車輪實行難以察覺的小小“顛覆”，以使文本在話語摩擦的聲響中，產生出抑揚頓挫的韻味。
小說人物在故事進行中輪流失蹤，也許象征著人性美善的喪失和缺損；也許可以理解為罪惡的臨時撤退和暫時缺席；然而正義的重新占領，卻以罪惡的更為極端的表現形式——殘忍作為代價。正義因此變得畸形而狹隘，人物的每一次失蹤，都意味著人對自我徒勞的重新尋找。
但無論如何，人性中深藏的“殘忍”，在外部環境激化惡化的條件下，被迫付諸精心策劃的複仇行動；而當社會秩序恢複正常之後，那些抑或更為“殘忍”的欲念，卻因無法量刑，缺少證據而逍遙法外。我難以判定也難以斷言，那種導致殘忍行為的社會環境，與那種懲治暴行卻容忍罪惡欲念的社會形態，究竟哪一種更適合人的生存？我隻知道一個自由的社會隻追究行為而寬待欲念，隻要欲念未曾逾越行為界限，法律永遠隻有一個假設的對手。
道德法庭由良心和崇高主持審判，假如你不拒絕，它將在你心靈中無限期開庭審理，但那是這部小說以外的話題。
人類已無法否認和躲避殘忍，人類隻能盡量抑製殘忍，將其收容在大腦深處的一角，隻是偶爾泄露出一些類似故事的話語。
《殘忍》寫於我的長篇小說《赤彤丹朱》完成以後不久的1994年10月。我感受到了寫作行為與審美欲念之間所達成的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