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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冷的秋風挾著蠶絲般的細雨，綿綿飄入北窗。
窗口，瑟瑟搖曳著夏天裏最後一朵薄得透明、輕得如雲的白牽牛花。素淡潔淨的花瓣兒上，一滴積蓄已久的雨珠滾動著，亮晶晶、沉甸甸地墜入花盆中。
我甚至聽見了那一記重重的碎裂聲。
像是一串苦澀的鉛淚，滑落跌灑。由山之巔、海之源……
而我幹燥的眼裏卻沒有一滴淚水。
很久很久以來，我就沒有眼淚了。
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真的，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
那個下午我一直很煩躁，後來我就接到了那個電話。我拿著電話久久地愣著，我無法相信這是真的。
那個沙啞而又年輕的聲音說，他死於突發性腦溢血。他離去得極其突然，幾乎沒有什麼痛苦。
他，是這個年輕人的父親。是我當年在北大荒時的副場長。一位1958年屯墾戍邊的轉業軍人。前幾年轉調到北京郊區一個奶牛場工作，他是一個持重又樂觀的人，總是那麼精精神神的，油黑的頭發幾乎連一根白發都沒有，他怎麼會……
我說，我會去的，一定，我盡快去，當然……我語無倫次。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壓抑著震驚。
然而，我卻沒有眼淚。
……
幾天以後我去八寶山公墓禮堂，參加他的遺體告別儀式。
通往公墓的小路兩邊，深秋的衰草淒然，萎黃的草尖上，飄零著不知名的先行者留下的紙花片片。我想起三江平原如浪翻滾的大草甸，那黝黑的土地浸透他的汗水。他總是那麼平易那麼幽默，帶隊勞動休息時，野花簇簇的田埂地頭，他會拍出一張5元錢的鈔票，同知識青年下棋贏汽水玩兒，再比賽鏟地誰打頭；一個中秋的夜晚，他從家裏拿來香瓜和煮苞米，輕輕放在我們的炕上。1977年我想去哈爾濱讀書，場領導認為宣傳科的工作忙不開，不放我走，是他堅持給我辦了手續。他說人才需要培養和學習。聽說還為此在常委會上爭論了一番，他對一些人的狹隘偏見真的生了氣……
而他現在就那麼靜靜地安臥在花圈叢中，四壁的挽聯在肅穆的空氣中微微顫動。他看上去安詳恬適，一如往日的坦蕩溫和，甚至，蒼白的臉上還有一絲淡淡的微笑……
我的目光匆匆從他遺體上掠過，便深深地垂下頭去。我是來向他告別的，但我不願見到他這個樣子。我希望他在我心裏永遠保持著原來那個生機勃勃的場長的形象。我心裏默念著昨晚為他寫的挽聯，那是特地請了朋友一起商量擬寫的：
天南地北當年戰士鹹懷師友
白山黑水明月青鬆永悼忠魂
我的嗓子發幹，然而卻沒有眼淚。
我木然地向他鞠躬，機械地朝他的遺孀李姨走去。那時她已哭成一個淚人，死死地抱住我，泣不成聲。她的熱淚灑在我的胸前、手臂和臉上，我感覺到她劇烈的顫抖中絕望的悲慟。
那個瞬間我記起農場場部的那條小河，那條環繞鶴立鎮的淺淺的“伏爾基”河。夏天的傍晚，他們夫婦常常在河岸的樹林邊散步，這在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中，自然是令人驚奇的。那時她很幸福，蒙蒙的暮靄裏漾滿溫馨……
我不忍看她，這種聯想無論對她還是對我都太殘忍。我逃離出那陰冷的房子，我感到自己在發抖。我覺得自己也快哭了，也許就要大哭一場。
那會兒我站在空蕩蕩的停車場上，頭頂的陽光突然變得灼熱而熾烈，淚水湧上我的眼眶，即刻間就被蒸騰被揮發，像是沙漠裏的一股細泉，未能流淌便窒息幹涸了。
我不知道我的眼淚是不是讓這熾熱的陽光烤幹的。
因為，當我還是一個小姑娘的時候，我曾經有過許多眼淚，那時我是一個愛哭的小女孩，我可以從媽媽去上班一直哭到她下班回來。我心裏總有那麼多的悲哀，我總是哭，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哭，姑姑叫我哭貓。那時我也許是一個討厭的小姑娘。我對那個世界充滿了戒備。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眼淚在那時流得太多了？
我茫然地望著從靈堂裏沉痛走出來的朋友們，他們有的是從千裏之外的農場趕來，還有的，是專程從杭州來的當年農場的老知青。他們揉著紅腫的眼睛，步履蹣跚，淚水未幹的臉頰上留著深深的哀思。
很多天以後，我還在為自己的漠然，或是情感的枯竭感到慚愧和奇怪。
董叔走了，那挽聯上寫著：董道本同誌千古。
當我不再是一個愛哭的小女孩時，我是否不再是我自己？我是否反而變得連自己都討厭了？我的眼淚究竟到哪裏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