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清代詩人黃仲則，為追悼他老師而寫的一首七律詩中的一句。
1997年2月，在黃偉經先生同黃秋耘老師所作的訪談中，秋耘老師曾親口背誦過這首他十分喜愛的《悼亡師》——65年以前，少年秋耘考入清華大學後，在入學的作文考試文章開頭，曾引用過這首舊體詩。後麵還有這樣的句子：夜半有風開幔帳，水深無夢到黃粱……料得夜台頻太息，此時憶我定彷徨。
當我重讀《黃秋耘文集》中“風雨年華”卷中收錄的這篇訪談文章時，秋耘老師已在一年前離我們而去。想不到真是應了文中悲涼的詩意：夜半的冷風吹開了老師住處的門窗，大水漫漫何處能夢見老師呢？隻能傾聽他從另一個世界發出的聲聲歎息……
歎息，為了這世上的苦難。由於悲憫與哀愁。
秋耘老師過世已近一年，懷念與追思中，我卻一直沒有寫下關於他的紀念文字。
麵對多年來我內心所格外敬重的黃老，書寫竟然變得如此困難。因為我知道，他這一生中所能做的事，都已盡力而為；他的精神追求、豐富的情感和激蕩深沉的內心世界，都已留在四卷本的《黃秋耘文集》中了，不需要在身後由別人來為他樹碑立傳。
況且，以我疏淺的學識與閱曆，回顧與記述先生，真的令我惶恐不安。
算起來，認識秋耘老師已經十六七年了。不記得是在什麼樣的場合由於什麼事情而熟悉起來。20世紀80年代中期，新時期文學的熱潮仍方興未艾，讀過他的《鏽損了靈魂的悲劇》、《丁香花下》，還有後來發表的《霧失樓台》，作為一位從戰爭年代走過來的老作家，他筆下那般深沉的人道主義情懷使我備感震驚。從他濃重的廣東口音中得知他竟是我的“老同鄉”，心裏更覺親切。1985年第四次作代會上，黑龍江省代表團有一些人，阻撓我當選理事的提名。此事傳開後，有幾十位作家仗義執言聯名上書主席團，反對這種做法。很久以後我才得知，簽名的作家中，竟然也有黃老。對於他的正直，由此感同身受。後來他對我的作品談過中肯的意見，我自然就將他認作了老師。
那時候秋耘老師雖已年逾花甲，卻因各種文學活動之需，常來北京開會，頻頻奔波於京穗兩地，所以每年都有機會見麵。他每次來北京之前，都會先從廣州發來一封短箋，告知他抵京的時間，讓我到時候去找吳泰昌先生詢問他的住處，以便約談。先生對後生晚輩如此認真謙恭，頗有君子之風。一次邀他來家做客，談得高興，到了午餐時間，我與丈夫欲在住處附近的一家餐館請他吃飯，他不願讓我們破費，堅持隻要些簡單清淡的蔬菜，我恭敬照辦。席間他曾饒有興致地對我講起他的平生經曆，講到50年代他在北京所經曆的反右等曆次運動，講到“文革”以及70年代為什麼從北京回到廣州。平靜的敘述中充滿了悲憤正義之情，還有對自己毫不留情的評判與檢討。最令我驚訝的是，秋耘老師看似那樣溫文爾雅的一個文人，抗戰時期竟然是一個堅強勇敢的軍人。他戲稱自己是軍人和詩人的混合體，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結合物。漸漸熟識之後，從他一絲不苟的嚴謹作風和略顯憂鬱的性格氣質中，我覺得他對自己的評價真是十分準確。而這似乎水火不容的兩種特性，究竟是怎樣水乳交融地生成的呢？可惜，我終是沒有機會問過他。
一次我去廣州開會，到他家裏看望，他和夫人留我吃午飯，有蓮藕清燉排骨湯和餛飩炒麵，我很喜歡，吃了不少，他就很開心。1994年我又一次到廣州，《羊城晚報》的女編輯胡區區陪我去看秋耘老師。那時他剛搬過家，區區也不清楚新的地址，我們兩個人在梅花村找了半天，總算找到了，他對我們的到來很是驚喜。但那年秋耘老師已經有帕金森氏綜合征的初期症狀，還有心髒和關節的問題，行走不便，話語不多。我隻記得他的言談中，對於時下的社會狀況憂心忡忡。在我認識他的十幾年中，他始終帶有一種多愁善感的詩人氣質，承載著苦澀而沉痛的精神重負。那一次則是更加憂鬱了。我很難過，卻不知道該對他說些什麼寬慰的話。不忍太多打攪，談了談自己的情況，再三地請他保重身體，就告辭了。臨走時許諾說，再來廣州定會去看望他的。但未曾想後來的幾年中，再也沒有機會去廣州。除了過年過節偶有電話向他問候，那次在梅花村寓所見到他，竟然是最後一次。如今留在我耳邊的聲音，隻是他從電話線中傳來的微弱的廣東口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