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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多年，他在廣州，我在北京。那時候的電話尚未像現在這樣方便普及，地理上如此遙遠的距離，使得“師道”更多是通過“函授”進行的——如今回憶起來，我和秋耘老師的交往與交流，都留在書信中了。
我至今還完整地保留著這十幾年間，秋耘老師寫給我的五六十封親筆信。信上的抬頭，自始至終無一例外都用“抗抗同誌”這個稱呼，而信尾的署名，多用“秋耘”、時用“昭彥”、偶用“彥白”。他始終把我當成一個平等的老友或是忘年之交，倒是讓我慚愧得很。
我想簡要地摘錄一些信中的內容，對於人們了解秋耘先生晚年的所思所想所為所慮，會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重新穿過時間的隧道，觸摸歲月鏽跡斑斑的四壁，我看見那個不朽的靈魂，仍如燃燒的火把，在黑暗中閃爍著不滅的思想之光。信件都已按照年代序列一一編號，其中，以20世紀80年代的通信最為頻繁。
秋耘老師在1985年12月24日給我的信中寫道：在京期間，我跟清華、北大、北師大的青年同學們開過五次座談會。我認為，他們提出很多有益的、積極的批評和建議，值得我們這一代人認真反思。（筆者注：黃老在“反思”兩個字下麵加了黑點）北師大有一位同學很坦率地忠告我：“閣下清名未替，人猶有望，務希保持革命晚節。”我很感激他，這是對我有力的鞭策。對於我來說，“清名未替”已經評價過高了。我這一輩子所做的蠢事和錯事是不少的，不過還沒有同流合汙，墮落為“貪官庸吏”，也是事實。
1986年的通信大多是談他正在寫作的《風雨年華》。
1986年2月18日：我南歸後，專心致誌修改《風雨年華》續篇，爭取第一季度完成，與正編合成一卷出版（約22萬字）。責任編輯所提的意見，基本上我都可以接受（主要是刪掉一些他認為有礙的片斷），但他要求我增加一章寫1957年——1966年的經濟建設成績和各方麵的積極現象，我認為這不符合事實，加入經濟建設一直向上發展，則三年困難從何而來？這一點尚有待協商，取得一致意見，主要取決出版社的主要領導人的意見如何。我準備作一些讓步，但以“不說假話”為原則。
1986年4月14日：《風雨年華》的續編總算改出來了，雖然刪掉不少，跟正編合在一起，還有廿萬字左右。老實說，這部書下半部的可讀性比上半部強得多，因為所寫的大多是我們這一代人親自經曆的事，記憶猶新。記述“幹校”那一章，題為“荒原上的狼群”，那個時代“幹校”的生活，人對人簡直像狼一樣殘酷，“幹校”的周圍都有幾個甚至十多個枉死者的新墳。
1987年2月15日：拙作回憶錄早已印好，但出版社下令“暫緩發行”，滌塵力爭亦無效果。“暫緩”二字用得絕妙，（筆者注：黃老在“絕妙”二字下麵加了黑點。）可以緩一月半月，也可以緩三年五載……世事如棋，驚濤駭浪，不欲多言。春寒料峭，諸惟珍攝。
1988年6月25日：我還在寫長篇小說，已寫了十萬字左右，間也寫點短文。上月那篇“麵向文學，背向文壇”反應較強烈，毀譽都有。“廣告文學”更引起大風波，不過我也不在乎。其實文章引起爭議，是大好事，最怕是有如石沉大海，無聲無息。
進入80年代末期，黃老的心情越發沉鬱。但他即便在病痛之中，仍然堅守著自己的獨立人格，並且不忘在信中關心和鼓勵我。十餘年後重讀這些文字，依然讓我感動。
1989年2月16日：此間文壇空氣之惡濁，尤甚於北京。不聞書香，隻聞銅臭。古語說，世風日下，人欲橫流，庶幾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