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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7日：我自四月底從無錫太湖南歸後，因患心肌勞損，時感眩暈，近雖稍見康複，然極不想寫作，迄今已輟筆數月之久。人已老年，無可奈何，惟有讀書明道而已……聽說《文藝報》主編易人，又上海的《文彙月刊》亦擬停刊，未知確否？近日各地的報刊擬停頓者甚多，上海達二十七種，廣州也有十多二十種。
1989年11月25日：在這段時間裏，你練練鋼琴，多讀一些中外古今的文學名著，很好！一定要甘於寂寞，耐下心來學習。寫些作品是可以的，但一定要多給人指點，確實達到成熟的程度才好發表。（筆者注：黃老在“成熟”二字下加了黑點。）
1990年1月19日：我寫的長篇，初稿已經完成，約廿萬字，但肯定不會有出版社接受的，還是藏之名山，等百年後再說吧。
1990年10月3日：我會永遠記得，每次我到北京出差的時候，最愉快的交談和會晤是在你家裏的會餐，在那個小小的精致的客廳裏，我們談得那麼無拘無束，使我這個生性孤僻的老頭子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裏一樣……“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知心是不容易的，也勉強不來的……什麼時候，我們才能聚首一堂，促膝談心呢？我相信，這一天總會到來的。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等得到。歲月不饒人，加上“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我的健康狀況已經大大“滑坡”……我已經七十二歲了，人活到這個年紀，不能算是短命，但是我還想多活幾年，靜觀世變，萬一我這個性急的人比你們先走一步，也不必為我悲傷……
自1992年以後，黃老的身體每況愈下，心情也備感鬱悶。為了減少他複信的麻煩，我給他的信漸漸減少，隔一段時間打電話向他問候，給他講講自己的生活和想法，希望能給他一些精神慰藉。晚年的秋耘老師，在長達七八年的時間裏，深受病痛折磨，心境沉重而無奈。他在1993年7月1日給我的信中寫道：“直到現在為止，四肢仍不大聽腦子指揮，走路和寫字都有困難，思考能力也逐漸衰退，使我苦惱不堪，每天隻能隨便翻一下報紙，讀點不費腦筋的閑書，總之，是過著無聊的日子，幾乎與殘疾人差不多。”到了1994年，他給我的信，已是由夫人蔡瑩代筆。進入1996年，他的身體似乎有些好轉，竟然讀了我的長篇小說《赤彤丹朱》，2月2日有親筆信給我：大作《赤彤丹朱》已拜讀，你每一部新作在思想上藝術上都有進步，真令人高興。這一部其實是自傳體的小說，難度較大，你能取得這樣的成就，已經足以自慰了。
在我保存黃老給我的全部信件中，日期到這裏戛然而止——1996年2月2日，當時我絕不會想到，這是他給我的最後一封信。
他是帶著對真善美的殷切期盼，帶著未竟的理想、沉思和精神十字架離去的。
晚年的黃老，除了身體的原因，他的孤寂與失望更多地來自心靈深處。作為一個抱有虔誠的人道主義情懷的理想主義者，他對於物欲橫流的自由經濟和商業時代，有一種強烈的抵觸與反感。眼前這個喧囂而物質的世界，與他一生為之努力奮鬥為之曆盡艱險的那個平等民主的社會理想，似有本質的差異，可是他已經沒有力氣，用筆來表達自己的看法了。
在我的文學道路上有幸認識的那些令人敬重的前輩作家中，秋耘老師的文德與人品，一直在無形中影響著我。有時我會覺得他像一棵巨大的榕樹，以繁茂的濃蔭，為後人遮蔽、阻擋烈日風霜。從那些伸展的枝條上，發出茁壯的氣根，一直鑽到土壤的深處，然後形成新的枝幹，最後成為像“小鳥天堂”那樣由一棵樹發展而成的一整座樹林的島嶼。
“三年誰與共心喪，遺墨摩挲淚幾行”。再次摩挲秋耘老師留下的書信與作品，淚眼迷離之中，隱沒在南國青山綠水之中的亡師之靈，已如我溫暖的祖籍和故鄉，讓我永遠地憑借、依托和眺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