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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四平，騎兵駐紮在離城八裏外的村子。國軍黑夜白天轟炸，八裏之外仍覺地麵震動。四平攻下來，騎兵進城，他們看到國軍鋼骨水泥的碉堡連成一片。“碉堡前是什麼？”我爸伸出手，手在抖，“八路軍的屍體垛成垛啦，一丈多高。”騎兵從近百米長、比人還高的死人垛前走過去，我爸察覺白馬渾身都在抖。血水流在壕溝裏，上麵落一層塵土。馬聞到八路軍戰士血的味，不敢往前走了。騎兵下馬，摘下帽子，沮喪地走過去，馬垂著頭。犧牲者一個人壓著另一個人，摞著，血穿過屍體流進壕溝。我爸不敢看血流，但還是偷眼看。血從人垛滴答下來，彙成細小的河流。
“最難受的不是這個。”我爸說。最難受的是看馬尋找犧牲的主人。1948年8月，他們在開魯縣好寶營子遭遇六十多個土匪。騎兵叮咣一頓襲擊，消滅了大半土匪，匪首帶幾個人鑽進了葦塘裏。蘆葦寬廣好幾畝，我明匪暗，八路軍進去一個被打死一個。巴圖、卻吉、杜楞紮那、東山，一共四個人被土匪打死，都是我爸的長輩。後來，三班長青龍不知采取什麼辦法爬進葦塘裏麵，用手榴彈炸死了土匪。他們用刺刀在山坡陽麵挖一個大坑，鋪上柳條，掩埋戰友。遺體撒上一層柳樹葉，蓋土，用馬踩過去。這時候，巴圖叔叔的白馬、卻吉大爺的棗紅馬、杜楞紮那舅舅的白馬、東山叔叔的黃馬像瘋了一樣找它們的主人。這些馬在隊伍裏鑽來鑽去，見到人就聞腿聞胳膊。騎兵們哭了，我爸手扶鞍子放聲大哭。馬還在找，慌慌張張地鑽來鑽去，鬃毛如亂發撒在脖子上。
騎兵們騎著戰馬踏遍東北的冰天雪地，看過漫山遍野的山杏的白花、長在石頭裏的杜鵑的粉紅花。他們唱著成吉思汗時代的戰歌前進，脖子上掛著在廟裏請的護身符。子彈不長眼睛，上戰場誰不怕死？有了佛爺的護身符，心裏踏實點兒。我爸頭一回參加戰鬥，槍一響，白馬的身體一陣陣激靈，他身體跟著激靈。“槍聲大了就好了，”他說，“誰也不害怕了。”他原來有他奶奶努恩吉雅給的觀音菩薩護身符，後來部隊不讓戰士戴佛像，說革命軍人不興這個。我爸不敢扔菩薩像，又沒地方放，急得團團轉。一次，他在老鄉家後院發現一處石片砌的牆，就把護身符塞進牆裏，看四外沒人，跪地祈禱：“菩薩呀，不是我不戴你，是指導員不讓戴，要懲罰就懲罰指導員吧。菩薩，保佑我和白馬別讓子彈打死。”這一番祈禱的效用深遠，我爸於槍林彈雨裏無恙，“文革”被吊打十五天十五夜沒死。這二十年中，他主編出版從古至今蒙古族文學漢譯作品典籍十二卷，為蒙古文化史上第一人。菩薩一直在保佑他。
我從小對“騎兵”這個詞敏感。上小學時，軍分區在體育場舉辦閱兵式。騎兵騎馬走過主席台前，馬刀豎在肩膀前閃閃發光。那時候，大喇叭放一首銅管吹奏的《騎兵進行曲》——米多來米米，米多來米米，索索多來米——忒雄壯。在樂曲裏，你看戰馬高昂著頭，鬃發一抖一抖，蹄子靈巧地翻盞，那真叫威武雄壯。
赤峰體育場的主席台很小，司令臉上有麻子。我爸的白馬比赤峰騎兵老十四團那些馬厲害，它參加過開國大典，當然是我爸帶它參加。他騎著白馬和戰友一起接受毛澤東和朱德的檢閱。1949年，騎兵二師劃歸內蒙古軍區，組成一個白馬團、一個黑馬團出席天安門廣場閱兵式，我爸在白馬團。8月，他們進駐清華大學邊上一個叫清河的村莊。那時候，北京到處流傳國民黨的謠言。村裏風傳：共產黨的韃子兵茹毛飲血、割人耳朵。騎兵們受到歧視卻不知緣由。我爸說，村裏人供刺蝟為神靈。刺蝟滿地爬行，若被馬踩死，老百姓很不高興。但戰馬偶爾會踩到刺蝟老爺，民運幹事點頭哈腰跟村民道歉。團長下令，全心全意愛護刺蝟，誰踩刺蝟誰受處分。我爸差一點兒受處分，但不是因為刺蝟。1948年5月，他們和國民黨正規軍在突泉縣對陣，消滅國軍一個連。我爸心眼多。他留在連隊後麵，看連隊走遠了，偷回戰場撿洋撈。他撿到六尺白布、一條雪茄煙，然後追趕隊伍。連長羅保發現此事非常生氣，說：“你個兔崽子，我要處分你。”我爸把雪茄煙雙手舉過頭（按輩分，羅保是他遠房爺爺，原為日本騎兵軍官）。我爸七歲已開始吸煙，不得已才把這麼好的煙交出去。羅保吸雪茄煙，很入迷。我爸問：“羅保爺爺，我的處分……”羅保說：“我再吸一根。”他又吸了一根煙，說，“下回處分你，這回算了。”
“怎麼處分？”我問。
“禁閉三天或七天、十五天不等，再嚴重送軍法處。”
8月份，清河村外的草甸子正開黃花、紅花、白花，戰馬把花朵全踩滅了。騎兵每天訓練戰馬橫豎成排，類似現今馬的盛裝舞步，這是非常困難的事。上級要求騎兵團走過天安門時，戰馬橫豎成排。騎兵要把提振韁繩和雙腿夾馬的功夫掌握純熟，控製行進速度。天天練，他們練了兩個月，人與馬達成難以言傳的默契。白馬在草甸子一排排走過去，邁著小碎步，非常整齊。
1949年10月1日，內蒙古軍區騎兵二師白馬團和黑馬團淩晨五時從清河村出發，七時到達北京東單。騎兵們頭一天發了棉布新軍裝，馬在水泡子裏洗了澡——每人領到半塊肥皂，給馬洗澡。馬洗完澡，晚上用韁繩吊起來，不讓它躺著睡覺，怕髒了皮毛。夜裏，騎兵們領到鐵盒的金雞牌鞋油，馬靴擦得油光鋥亮。到了東單，團長下令給馬蹄子刷上黑鞋油，白馬挺神氣。檢閱開始，騎兵走到天安門城樓前，我爸心裏默念：“白馬啊，你千萬別走錯，好好走。”他的汗把軍裝都濕透了。大喇叭傳出總參謀長命令：“向右——看！”右側是城樓。我爸把臉偏向右麵，但眼睛斜回來盯馬頭。他的戰友也都向右轉臉，眼盯馬。謝天謝地，馬走得很整齊，沒出錯。但騎兵們遺憾沒看清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麵龐。
1950年9月，騎兵二師赴通遼集結，準備赴朝參戰。等了幾天，中央軍委說入朝作戰預計傷亡很大，少數民族部隊不入朝。內蒙古軍區司令烏蘭夫要求部隊把戰馬捐獻給誌願軍。
捐出去戰馬，騎兵很痛苦。9月10日，我爸和另外六名戰士牽著全連一百多匹馬來到通遼火車站。站台上到處都是戰馬。我爸抱著白馬的脖子，摸馬的額頭，馬聞他胳膊。軍需官下令：“一連戰馬上車！”幾塊木板搭在黑鐵皮車廂上，他們把戰馬一匹匹牽上火車。我爸讓白馬待在邊上，最後牽它上火車。白馬上了車，回頭看他。我爸心都快要碎了，咬著嘴唇才沒哭出聲來。回到連隊，我爸走進了空蕩蕩的馬廄，不禁痛哭。他病了，在炕上躺了兩天，腦子裏全是白馬的模樣，一合眼睛，就見白馬走過來，聞他的腿。科爾沁有一首情歌《烏尤黛》，說一個男人想念女人烏尤黛。連裏有人唱這個歌，讓我爸更痛苦。歌裏唱：
想念你呀受不了，啊嗬咿，烏尤黛啊嗬，半夜起來把白馬刷了一遍。想念你呀受不了，啊嗬咿，烏尤黛啊嗬，半夜起來把青馬刷了一遍。我要是蝴蝶呀，落在你的領子上，天天把你瞧。可惜我不是蝴蝶呀，眼巴巴看你轉身離去……
我爸喔喔哭起來，覺得他比這個男人慘，半夜起來，白馬卻沒了。那幾天，騎兵們的袖子上沾滿了眼淚，想念戰馬。1954年，我爸的思馬病再度複發。他不斷寫文章，寫對馬的思念，心情好了一些。他寫了一首詩，題目叫《銀色的白馬》，寫沙日拉咩繞——他的戰馬。此詩發表在蒙古文學期刊《花的原野》上麵，得了獎。獎品是一支銥金尖英雄牌自來水筆。
昨晚，我爸我媽並排坐沙發上看電視，新聞播報普京當選俄聯邦總統，他在群眾集會上麵現淚痕，我爸以手按眼窩。我媽問：“普京當總統，你哭啥？”我爸站起來，搖搖頭，左手拎下墜的紫紅毛褲，說“我想起了我的馬”。1950年到2012年，六十二年。我爸今年八十三歲，他在想念他的馬。他說：“聞呀、聞呀，可能一個人有一個味吧？馬用鼻子聞你……”他的聲音走樣了，拿手絹擦鷹鉤鼻子上的眼淚，說：“沙日拉咩繞，我的馬……”
誰在水麵倒立起舞
哈薩克人的身體或心靈一定與異族人有不同之處，他們——我說的是哈薩克男人和女人、老人與孩子——聽到音樂，會自動地、舒緩地、大方地跳起舞來，像饑餓的人拿起麵包那樣自然。
褐色的伊犁河從西岸深綠的鬆林中奔騰流過。山坡上，三位盛裝的哈薩克人彈著冬不拉走過來，這是一個儀式，歡迎外來的遊客。我一直在看穿紅色金絲絨裙子的哈薩克姑娘的帽子，她的帽子上插著一根漂亮的羽毛。
我們唱歌要羞澀一番，好像這是見不得人的事，要扭捏，站起，坐下，清嗓子，假裝咳嗽。這一套煩瑣的程序是在等待心靈解碼，找鑰匙把那把羞愧的鎖打開才唱，唱得好聽不好聽兩說著。哈薩克人開口就唱，歌聲急著從他們肚子裏跑出來。唱歌時，他們的表情那麼平靜，像鬆樹和白雲一樣平靜。河穀裏長滿了白樺樹和鬆樹，樹的腳下是大朵的野芍藥花，花像兔子貼著地皮飛跑，到處都是它們白色的影子。高山的後麵還是高山，正像鬆樹的後麵還有鬆樹。茶褐色的伊犁河打著漩兒奔流，就像右麵那個四五歲的哈薩克小姑娘。她在樂聲裏往前跑，跑三步原地轉一個圈子，如查看身後有誰站著。河水就這樣轉著圈流淌，也可能河水聽到音樂聲之後才這樣旋轉流淌。看到這些，哈薩克人要開口唱一唱。好在哈薩克人有足夠的歌曲唱。他們的祖先早就猜出來後代愛唱歌，因為高山和草原太美好了，給他們發明創造了很多歌。發明歌其實比發明電燈電視都重要。我越來越感到電燈電視很不重要，基本上是多餘的東西。它們都是電能驅動的，讓電回去吧，別在人間瞎鬧了。幹什麼不好，你點燈點電視幹嗎？讓電回到發電廠，回到風裏煤裏和水裏。沒有電燈的夜晚不叫黑暗而叫寧靜。
哈薩克人唱歌。他們長著天真的眼睛，黑粗的手和黑紅的臉都不妨礙他們眼神的天真。他們像兩三歲的兒童站在母親——這自然是草原——麵前唱歌，仿佛不知道自己在唱什麼。人在高天之下唱歌，不可能擠眉弄眼，也不會使用所謂手勢。這就像人在教堂裏唱歌不能飛眼與乞求掌聲一樣。他們唱歌的時候，山坡上聚集了許多哈薩克牧民，他們等待叼羊表演。這幾十個人當中有一半是兒童。哈薩克人的生育率很高，一半人能生一半人。這些兒童的手腳特別是腰沒有消停過，他們一直在跳舞，跳哈薩克民族舞蹈。一個兩歲多剛會走的女孩子兩手掐腰，抖著肩，一動一動地彎下腰，又一動一動地抬起頭，向後仰，一直仰到用眼睛看不到我們了，再抬起頭。她的動作受到冬不拉節奏的控製，而且她完全沒想過一個問題：什麼時候停下來。假如這個彈奏三角形阿拜冬不拉的男人瘋了，一直彈下去，這個女童的腰就永遠彎過來，仰過去，掐腰抖肩，像一株在風中搖擺開紅花的燈芯草。女童的對麵是一個男童，四五歲，是她的舞伴。他跳另一種樣式的舞，舉起雙手，像模仿鷹的飛行。看過去，這裏的孩子們都在跳舞。不跳舞的矮個子生靈隻有一隻小白狗，它傻傻地看小孩跳舞，目光羨慕。它看一陣，轉圈跑一陣，毫無道理地咬草。它在恨自己不會跳舞，尤其恨自己不會跳向前並向後彎腰的舞蹈。還是當人好啊，這是我替小白狗說的話。但人和人不一樣，我比小狗更慚愧。我想了想我會啥，其實不會啥，會的一兩樣東西也沒啥大用，不及兩歲學哈薩克舞蹈，跳一輩子。
我忘不掉哈薩克兒童跳舞那一幕。青草在他們腳下生長，他們背後是灰色的濃雲，陽光卻明亮地灑下來，草的縫隙裏透出黑黑的泥土。
幾天後，我在喀納斯的禾木河邊又看到了跳舞的哈薩克孩子。他們在河岸邊上跳舞，河水裏倒映著孩子們跳舞的身影。我索性不看岸上的孩子，看他們在水裏的身影。孩子們快樂地蹦蹦跳跳，一個戴白帽子的男孩彈奏一隻橢圓形的江布爾冬不拉。孩子們的胳膊在水波裏伸展，他們的身影和藍天一同印在水麵上。看水裏的舞蹈者，腿最可觀，一蹦一蹦像踩著天。一片樹葉漂過來，足以擾亂他們的身影。水麵上飛過白鳥，青山在水裏隻剩下清清的一線。水麵靜下來後，孩子們還在河麵倒立舞蹈，他們掐著腰，抖著肩膀。河水用輕柔的波紋一下一下地摸他們的臉。
水碗倒映整個天空
圖瓦人布雲的家裏沒有杯子，隻有碗。他家人喝酒喝茶用的是從巴基斯坦買的銅碗。布雲說：“玻璃杯是不好的，像人不穿衣服一樣。酒和茶的樣子被人們看到了，它們會羞愧。”
“誰們羞愧？”我問。
“酒、茶、水、汽水它們，不好意思呢。”
“那你用瓷杯子嗎？”我問。
“瓷杯子嘛，我在布爾津的飯館裏見過。酒在裏麵憋屈，那麼小。你知道，酒不願意待在小東西裏，它喜歡大缸（他指了指西邊，西屋的大釤刀邊上放著布雲釀的駱駝奶酒的酒壇子，他喜歡管它叫缸），還喜歡待在皮囊裏，最小的地方也是酒瓶子裏。”
我在布雲的家裏用巴基斯坦的哈紮拉（蒙古人支係）人製造的大銅碗喝奶和奶茶。一條小河從他家的窗戶下流過去，河水泛青。我在新疆看過的河大多是青色的，如凍石一般，隻有伊犁河黃濁，他們說用伊犁河水煮出來的羊肉最香。在喀納斯——這裏是圖瓦人和哈薩克人的鄉土——青碧的河水在戈壁石的河床流過，激起細碎的白浪花，像啤酒沫子一樣。河水繞過鬆樹，流入白樺林裏麵。落葉鬆像山坡上睜著眼睛張望的麅子。鬆樹的陽麵微紅，像肉煮到五成熟那種鮮嫩的粉紅色，而背陰的樹幹呈褐黑色。落葉鬆的腳下撒滿去年的鬆針，冬天，這些鬆針保管在幹淨的積雪裏。雪化後，鬆針一片金黃。落葉鬆落下這麼高貴的鬆針，真有點兒可惜。如今鬆樹枝頭長出新葉子，像肉色的小鬆塔或小花蕾。山坡上，鬆樹錯落排列，似僧侶下山散步，走進布雲的家喝茶。
布雲聽說我去過俄羅斯的圖瓦共和國，喜歡聽我講這個國家的一切，特別是總統的事情。我說：“他們的總統四十多歲，笑眯眯的，背著手逛商店，或者坐在廣場長椅上曬太陽。”
布雲聽得眼睛亮晶晶的，他把嘴角上拉，說：“是這樣子嗎？總統笑眯眯的？”
我說：“正是，總統右手無名指戴了一枚鑲琥珀的銀戒指，左手食指戴一枚鑲西藏鬆石的銀戒指。”
布雲摸自己的左手和右手，說：“我也要有那樣的戒指，人人都可以有銀戒指。”
“我的故事講完了，該你吹楚爾了。”我說。
布雲從牆上摘下用蘆葦做的笛子——他們叫“楚爾”，用嘴角輕輕吹。旋律輕柔而憂傷，仿佛在敘說湖水、霧和白樺林的樣子。我覺得梅花鹿如果會吹笛子，吹的一定是楚爾，它的音色表達的正是動物的心情。鬆鼠看見露珠從鬆針垂直墜落，羊羔在河邊看見一條小魚卡在水底的石縫裏，貓頭鷹看見月牙坐在鬆樹的枝杈上，後背讓露水打濕了。布雲的楚爾正在表達這些境況，簡單，說幼稚亦無不可。布雲本人就很簡單幼稚，願長生天保佑他越來越簡單，越來越幼稚。在這裏，奸詐沒有一點兒用處。
我拿銅碗，舀一碗泉水喝（布雲的泉水從山腰取回，放在維吾爾人的大銅壺裏，他認為水和銅相互喜歡）。我走到房門外邊，見絆著馬絆的馬兩個前蹄一起往前蹦，找新草吃。黃色的山羊群急急忙忙跑過來，白雲像圍脖一樣遮住山的胸口卻露出山峰的臉。我低頭喝水，看見碗裏竟然有玫紅的霞光和刺眼的藍天。碗裝下了這麼多東西，真是比杯子好多啦。
說漢語的嘴
新疆作家劉亮程評論我的相貌，他說：“你長得不像蒙古人（我心裏很不高興），你長得像漢族人（也高興不起來），你的鼻子是蒙古人的鼻子（五官之一官有譜了），你的臉正麵窄側麵寬（有這樣的臉嗎？），這是馬和歐洲人的臉（沒聽說，歐洲人是從馬那兒進化來的嗎？），你的嘴是漢族人的嘴。”
漢族人的嘴？人的頭發與皮膚的顏色、鼻梁和眼睛常常是種族標誌，嘴也分族嗎？多年來，我每天都見到許許多多漢族人的嘴——在街上和各種場合。你見到一位漢族人，同時也見到了他的嘴——這些嘴一樣嗎？我沒想過。漢族人，如果彼此沒有血緣關係，自然各有各的嘴。我是說，漢族雖然特別推崇統一，但不一定有統一的嘴形以區別於其他民族。劉亮程說這話時，我迅速瀏覽在座人士的嘴，他們中有六位是漢族，兩位是維吾爾族。我粗略判斷，他們具有八種樣式的嘴，其嘴長、嘴寬、唇厚和嘴唇的顏色（中醫說唇色取決於脾經，而非取決於民族）各有千秋，看不出什麼奧秘或門道。我的嘴呢？我借機去洗手間照鏡子觀看吾嘴，沒看出漢族性。
嘴作為人體器官，不能抱著研究的目的去看它。世上有“嘴學”嗎？沒聽說。你專注地盯著嘴看，越看越毛，好像不是自己的嘴了。你會想，我的嘴怎麼成了這樣（你想怎麼樣？）？噢，它是這樣的（是這樣）。我們每天用嘴吃飯喝水撒謊，隻重功能，忽略了它的特征。漢族人的嘴——我看著我的嘴想——是什麼樣呢？唐詩宋詞之漢族，書同文車同軌之漢族，五千年文明締造者之漢族老大哥的嘴是什麼樣？有多少樣呢？這真是巨大艱深的學問。劉亮程怎麼說我有漢族人的嘴呢？漢族人居於山東兮山西、河南哉河北、海內其海外，海了。漢族人因為吃的東西不一樣、水土不一樣，嘴也該不一樣吧？嗬嗬。
我沒看出我的嘴隸屬於哪一族，卻想起語言學家說過：每種語言的發音，將對這個民族人員的下顎口唇的結構產生進化性的影響。我不懂法語，聽法國人講話有“空、若、帕、瑞”等音，其女人嘴唇豐潤柔軟，男人嘴大而寬，演員貝爾蒙多不正是這樣嗎？當然這也可能是由吃牡蠣、喝葡萄酒形成的。這樣的嘴與喝玉米（米左查右）子粥、開口“幹啥幹啥，整兩盅”的東北漢族人的唇態不一樣。
我對劉亮程說，我嘴成了這樣，跟我爸我媽的嘴確實不一樣，這是說漢語說的。他們一直在講蒙古話，嘴唇樸厚，而我講漢語講太多了，輪廓不鮮明了，這也是脾經薄弱的表現。以後填表，民族填蒙古，括號：嘴漢族。這個嘴喝小米粥、吃酸菜粉條、唱漢族歌曲“辣妹子辣”、讀漢文報紙，進化（也許是異化）到長江流域去了。
我喜歡蒙古語，它像一個心靈花園，聽與說蒙古語如同聞到帶露水的青草味。這個語言對我意味著史詩和民間故事，這是我的曾祖母千百遍講過的瑰麗情景。它是被奶茶浸泡的木碗的花紋，是牛糞的氣味，是馬身上的汗味，是從腳下到天邊的草原。可是我跟誰說蒙古語？到哪裏去傾聽這種語言呢？對這種語言而言，我是一個棄兒，像身不由己的草籽，被風吹到陌生之地生根發芽，長出了異樣的嘴。
嘴做的大事是吃飯喝水，但在這個事裏，嘴僅僅是入口。像看電影一樣，入口不放影片，影片放映在電影院的銀幕上。對語言和心靈來說，嘴是出口，是發生語言的地方。心靈和口唇一同創造語言，述說關於愛和被征用的土地，清泉或大樓，花朵與工廠，露珠與水泥馬路。嘴邊經過了誠實與奸詐、歌聲與哭喊。嘴是假話之源頭，嘴也是傷害、嗔怒、煩惱的根源。嘴是甘泉，也是地獄。嘴是曆史。
我帶著我的嘴吃吃喝喝，遊走八方。我怎樣改造我的嘴使之蒙古化呢？今年入夏，我打算在牧區待到秋天。我要帶一個小鏡子，一邊說蒙古語，一邊照鏡子，讓它慢慢回到草原上。
微光裏的蜘蛛
我媽有時會相信征兆一類神秘的提示，如果左眼或右眼跳，都讓她心神不安。我十二歲時候，在夏天，我坐在炕頭的被子垛上讀書，頭接近報紙糊的頂棚，可以俯視眾生。傍晚時分，透過西邊射來的微紅的光線，我看到玻璃窗上爬過一隻小蜘蛛。
我跳下被子垛，告訴我媽，西邊爬過一隻小紅蜘蛛。
我媽正用豁齒的菜刀剁喂雞的蘿卜纓子，她聽了一怔，問，紅蜘蛛？
對，報喜蜘蛛，我說。其實這個蜘蛛隻是背上有一點夕陽的微光。
我媽若有所思地點點頭，問我，從西邊爬過來的嗎？
我說，對，從西邊窗戶第一塊玻璃爬到了第二塊玻璃上。
我媽用圍裙擦手。西邊？她說，你姑姥姥要回來了？
我說，肯定是。我姑姥姥其木格住在呼和浩特，在赤峰西邊。
蜘蛛爬過來是有親戚要來嗎？她問我。
對呀，這是我聽家屬院的人說的。
像左右眼跳這些事都是漢族人的講究，我媽並不知道，她是聽我說的。盟公署家屬院百分之八十是漢族人，小孩在一起玩，獲取信息。在我向我媽報告這些民俗學知識時，順便加一些我編撰的內容，比如蜘蛛爬窗預兆有親戚來串門就是我上禮拜創作並告訴她的。
我媽陷入沉思。那個時代，家庭沒有手機和座機，靠寫信溝通信息。那個時代更鮮明的特征是“文革”正在進行中，我爸已被關進監獄。我姑姥爺義都合西格是蒙古史專家，僅這一條，他也會被關進監獄。那時候，獲取親戚的生死下落是心中大事，但誰也不敢寫信，所有的信都會被拆開檢查。蜘蛛報信更安全一些。
我媽盯著我問，你真的聽說蜘蛛爬窗戶是有親戚來串門嗎？
對呀，我以堅定的信心回答她。
你沒撒謊吧？她問。我媽最恨撒謊。
沒有，我挺直腰杆回答。我小時候十分喜歡撒謊，沒少挨我媽訓斥。
我媽眼睛濕潤了。如果我不在邊上，她肯定撩起圍裙擦淚水。她的姑姑比她大三歲，她們從小一起長大，情同手足。姑姑會來看她嗎？也有可能。不光蜘蛛爬過了窗玻璃，姑姥姥的老家就在赤峰的巴林右旗。
蜘蛛在哪兒呢？我媽問。
我和我媽一起上炕。從這兒爬到這兒，我指著窗上的玻璃說。
蜘蛛呢？
蜘蛛怎麼會待在玻璃上等待我們發動思念呢？我假裝找了找，說爬走了。
你沒撒謊吧？我媽媽看我，在我臉上尋找撒謊的痕跡。
我很氣惱，挺胸遙望窗外，說蜘蛛確實爬過。
我媽點點頭，說，你姑姥姥好多年沒回來了，該回來了。她回來，證明她家裏很平安。
對，我說。
從第二天起，我媽臉上一副喜悅的神情。她從箱子底拿出一塊舍不得用的新塑料布鋪在炕席上。塑料布藍地白花，發出工業的芳香氣味。她找出我姐用白棉線鉤的圖案花簾子，蒙在紅箱子、書架和收音機上，這是過年才拿出來的裝飾物。
她對我和我姐說，你姑姥姥來了，你們要聽話。如果她問你爸幹啥去了，你們就說下鄉了。
我們點頭。
她卻低下頭，眼淚成串滴在膝蓋上。我爸被定為“內人黨”，關在昭烏達報社私設的監獄裏，被造反派輪番吊打十五個晝夜，身上骨折七處，把他活活打瘋了，患有罕見的外傷性精神分裂症。當然我們後來才知道這些。
我媽掏出手絹，在膝蓋上疊成小方塊，擦眼淚。她的眼淚越擦越多。
你們記住了嗎？她抬頭說。
我們點頭。我姐說，到時候，你不能哭。
我媽點頭，又流淚。
呼和浩特到赤峰的火車晚上到站，我媽每天晚上去接站。我有點兒不安，想告訴她蜘蛛的事是我瞎編的，但肯定挨打，隻好挺著不說。我媽下班給我們做完飯，她不吃，急忙趕到火車站。她每天穿一身幹淨衣服，臉上帶著期盼的表情去車站。回來後神情落寞，獨自坐很長時間。我感到犯下了莫大的罪行，不敢看我媽。
我媽往火車站跑了一個多星期。一天晚上，我硬著頭皮對我媽說，可能……好像蜘蛛，是從東邊爬到西邊玻璃上的。
東邊？我媽幾乎跳起來。你好好想想，是東邊嗎？
我伸出手，在空中從東往西、再從西往東比畫，說，是的，蜘蛛從東邊爬過來，爬到了西邊。
噢，我媽坐在炕沿上，沒說話。我大伯在東邊的哲裏木盟。
我媽坐炕沿上想了很長時間，臨睡前，她把鋪炕的藍塑料布和白棉線鉤的花簾子收起來。我大伯布和德力格爾是農民，那時也在挨鬥。我曾祖母努恩吉亞原來住我家，由於我爸是“內人黨”，曾祖母被攆到鄉下我大伯的家裏。
第二天早上，我媽說，你帖帖（蒙古語，曾祖母）可能要回咱們家了，你大爺挨鬥，她住不下去了。
肯定是這麼回事，我附和。
我媽點頭。從那天起，她找人用玉米麵換了一點兒白麵，迎接我曾祖母的到來。晚上，她開始去汽車站接站。曾祖母要來的話，坐汽車從通遼來。我真盼著我帖帖來，要不然，我媽接站不知要接到什麼時候。
我媽接站接到第三天，真接到了從科左後旗來的姐姐斯琴和姐夫金山，他們是我大伯的女兒女婿。在汽車站，他倆見到我媽就雙雙跪下，伏在地上說：嬸子，帖帖過世了。
他們三人到家，眼睛都是紅的。我媽做了玉米麵粥，端上來，他們誰也不吃。斯琴突然抱住我媽放聲大哭，聲音大得嚇人，金山臉上爬滿眼淚。曾祖母去我大伯家之前，要求見我爸一麵。我爸被單位的人押著回家，他蒼白浮腫，耳朵眼和鼻孔裏都是血痕，臉是新洗過的，走路踉踉蹌蹌。曾祖母不懂漢語，但我爸被告知不許說蒙古語。他對著他奶奶目光茫然地背毛主席語錄，背了五分鍾，算是對曾祖母說的話，之後被押走。
他走後，曾祖母隻說了一句話：我孫子活不成了。後來她沒再說話，回到哲裏木盟也不說一句話，竟日臥炕，兩個月後死了。
斯琴和金山來我們家告訴這個消息。我媽拿上家裏的錢，給大伯大娘帶點兒衣物。第二天一早，他們仨去了科左後旗，為曾祖母料理後事。
為庫爾勒香梨充電
我在機場候機，見一乘客把手機充電器插進牆上的電源，另一端插在一隻綠裏透黃的庫爾勒香梨上，然後看雜誌。雜誌是《商業周刊》。
這個人裝束整潔，雖有白發但穿西褲。我的意思是說他並不像精神病患者。
過了一會兒，他把充電器插口從梨上拔出來，插在一隻草莓上，接著看報。見此，我並沒驚訝、大笑或雙腳跳起來，如這樣我倒像精神病。我覺得他的行為都可歸到無害社會的個人自由裏麵，不受歧視。我覺得他也許比那些裝腔作勢的人更有趣，寫一封表揚信偷著塞進他的口袋裏未嚐不可。
他把插頭從草莓上拔出來，在黑帆布包裏翻可以充電的東西。翻了半天，沒找到東西。他拿出一瓶藥，看了看，放回去，藥瓶上沒有充電器接口。接著，他翻出一盒奶，取吸管喝下去，把充電器插頭插在空紙盒上。他一定要把國家的或者叫機場的電弄出一些來。曾有人對我說，如果總也不看電視容易把電視機憋爆；電視機裏麵的新聞和電視劇的信息量太大，你得讓電視機把信息釋放出來。眼前這個人可能怕機場的電太多了不安全，才把電輸入香梨、草莓和空紙盒裏，就像中醫拿針紮患者的十指放血，他們說這對腦出血病人尤有急救之功。
這個人看我在注視他，從紙盒上拔下充電器的插頭，對我點點頭。我莊重地對他點點頭。我怎麼能不莊重呢？大笑或鄙視都不合適，莊重才對路。
有一次，也是在機場，一位四十多歲的女士行走間從前胸的衣服下麵掉下一隻奶。我說的奶不是乳房，是塑料袋裝的牛奶。實話說，這讓我稍稍吃驚了一下，我看到她胸前一側的乳房馬上癟了。我一直認為女人的乳房是人的乳房，沒想到也可以有牛奶去上麵站崗。她彎腰撿起這袋奶，恰好經過我身邊，對我說：“焐一焐，熱乎。”我莊重地對她點點頭，她笑一下走了。其實她完全可以不對我解釋，她有權利做這件事，這件事對人對牛對機場對航空安全都沒有損害。我知道，她會在心裏怨恨我，因為我看到了牛奶像兔子一樣從她懷裏躥出來，但我是無辜的。遇到別人的窘境，除了點頭，我還有一個辦法是對天花板翻白眼。我媳婦說翻白眼很像盲人，這個動作我不怎麼做了，光剩下點頭。
上麵說的這兩個人，有人會覺得他們怪，我不覺得怪，隻不過與眾不同而已。如今人們做事過於功利，不做一點兒無用功。人像機器一樣，像齒輪和螺絲釘一樣，隻做“有用”的事。這樣做，除了謀生的需要，並沒有其他的美感。如果你覺得為香梨充電愚蠢，證明你理性且無趣。兒童們看了此景一定歡呼，這正是他們想看到的事情。兒童的可愛就在他們創造了許多無功利的行為。比如，孩子們拿奶瓶為布娃娃喂奶，把青草揪成碎末放進碗裏當菜。孩子們心裏明白青草不是菜，但寧願相信它是剛炒的一盤味道絕美的佳肴，而且假裝吃，很快就吃完了。他們臉上的滿意比吃一盤真菜更真實，讓成人羨慕不已。成人，無論吃青草末或吃真菜都沒有幸福感，功利心剝奪了成人虛擬幸福的能力。如果不功利，好像更不幸福，現實生活的房子車子孩子和老人都不吃青草這一套。
我見過一人在飯桌上取出手機，打開後蓋，在裝電池的地方挑出一根牙簽剔牙，裝電池的地方整齊地排著許多截短的牙簽——手機對他來說不過是牙簽盒。我在圖瓦共和國見到一人在燕子腳上綁一封信，後來這個燕子捎來了回信。圖瓦人找了很多人辨識這封信，才知道這是一封用孟加拉文寫的回信：“我們的蕎麥已經熟了，你們的呢？”圖瓦人的去信寫的是：“我老婆已經三十歲了，她長出了第一根白發。”用俄文寫的，估計種蕎麥的孟加拉人沒看懂。
這些“怪事”讓我很開心。我知道我無趣並發現很多人像我一樣無趣，我們都變成了機器。當有人不按既定的程序辦事，我看到殊為欣喜，為他身上的活潑生機而高興。我很想和那個為庫爾勒香梨充電的人熱烈握手，表示祝賀，但沒敢實施。這些事，哲學上稱之為遊戲，人達到溫飽之後即開始琢磨遊戲。為香梨充電之類是小遊戲，有些大的遊戲是大人物展開的。當一些神聖的話語響起時，我知道遊戲又要開始了……
用篩子篩水
我看見一個人貓腰在水庫邊上篩水，身後是綠中帶黃的毛竹林，林梢的竹葉成團旋轉，像鑽進了一窩蛇。水比竹林的顏色綠，如一大塊切不開的翡翠扣在地上。這地方屬餘杭，越過一座山就到了安吉。
銀錠形的水庫包住湖心的山。水麵無一絲波紋，好像自古代起就沒有波紋，鳥都不敢到水麵落一下。
篩水的人站立在水邊的大石上，手端一米多寬的大竹笸籮在水裏篩。笸籮由竹篾或木篾編造，邊沿包一個自行車舊輪胎，他可能在洗菜或洗草藥。我走一圈回來，見笸籮裏空無一物。他也可能在淘金吧。淘金千淘百漉最後可能淘到一坨二斤重的金疙瘩。然而，淘金都在河灘淘，水庫裏有金子嗎？
我走到跟前觀看。這個人身穿印英文的T恤衫，腳踏拖鞋。他用笸籮舀水，篩篩，水漏走；再舀水篩之。我忍不住問：您篩啥呢？他說篩篩水。啊？我差點兒被嚇跑，篩篩水！我問篩多少了？他轉身看水麵。說：不到十分之一。
篩完得多長時間？我問。
他邊篩邊答：兩年吧。
我想樂，沒敢。有一位中國藝術家在英國某地路邊撿了一塊石子。他揣這塊石子徒步行走了一百一十五天，環繞英倫走回來，把石子放在原來的地方。記者問他這麼做是為了什麼，他答：讓石子看看風景。記者問：還有嗎？藝術家答：讓石子回到原地。
篩水比帶石子旅行更深奧並東方。看穿戴，篩水的人不像行為藝術家。其實我有許多問題想問他。你是吃飽撐的嗎？這是第一個問題，可以不問。你是精神病患者嗎？第二個問題也可以不問。你失戀了嗎？也不能問。問啥呢？
我說：我幫你篩一會兒。
他樂了，說：好，我抽支煙。
我端起笸籮篩水，沒等篩兩下水漏沒了。我把笸籮還給他。
你篩水幹嗎？我問。
他用白眼翻我一下，好像答案寫在他的眼白裏。
嗯，他是問題二，精神病。
古代所謂“愚公移山”的故事在這個柳暗花明的水庫重新上演。愚公一鍬一鎬把山搞碎搬走，此人以笸籮要把水庫的水篩一遍。他有五十歲了，能把水篩完嗎？這樣的問題不能問，像瞧不起人。我再次打量此人，他頭發很短，少許白。麵黑少肉，身架如農民。我不懂英文，不知他T恤上的英文印著什麼。英文也許是：我是不像藝術家的大藝術家。
你是這個村的人嗎？我問。
上個村的，他答。
他誌向高遠，不願與平凡人交談。我與他惜別，在心裏祝他早日把水篩完並治好精神病。我看他的眼神、胳膊（精神病患者的胳膊伸不直），比較正常。是不是有人拿錢讓他在這篩水呢？那麼，拿錢的那個人有精神病嗎？胳膊直嗎？我年紀越大越感到凡事不可妄評，遇到一個奇怪的人，隻能證明你見識少，不證明其他。
我回村裏，路遇桶裝水廠的老板，他是杭州人，正坐在石頭上長篇大論訓斥他的小黃狗。小狗先坐著，後來被訓得躺在地上閉上眼睛。
我問老板，水庫裏有人篩水是怎麼回事？他答：篩個屁，水是篩的嗎？他做藥引子。
藥引子？不能用一水庫的水做藥引子吧，那得熬多少藥啊？全浙江的人吃也吃不完。
他說：那個笸籮是黃楊木皮做的。他這個人有肩周炎，中醫說拿黃楊樹皮做個笸籮篩水九千九百九十九次，再把樹皮煎水喝就好了。他做了個黃楊木皮的笸籮搞這個，搞一個月了。
我明白了，中醫的部署。
過了幾個月，我遇見一位中醫，就此事向他請教。中醫笑了，說這裏邊有一個關子。你非杏林之人，本不該對你說，說了也沒啥事。古代醫療資源缺乏，好多醫方是謀略。醫家本來就跟兵家相通。這個篩水或煎水隻是個幌子，黃楊木也是個幌子。大夫在用動功治他的肩周炎，明白不？篩不了九千遍，病就好了，架不住肩膀老動，筋撥開了。之後用黃楊木煎水喝，那是治好了之後的事了。這些事關鍵在於你信還是不信，人是不是老實。所以醫家常說，傻子去病快，治聰明人的病反而慢，信則靈嘛。
照片和木梳掠走的時光
我爸在報社工作時，請攝影記者到家裏來照相（但記者更願意說他是在攝影）。我家因此比別人家多出一些黑白照片，鑲在鏡框裏。
攝影記者名字叫楊義，他三十多歲就叼一隻煙鬥，細眼，臉常帶笑容。被楊義攝影要具備膽略。他左手高舉閃光燈：“別動！”低頭看萊卡相機的取景框：“別喘氣！”楊義眼睛眯得愈細，表示他真的要攝影了。啪！閃光燈爆響，炫目之光直取人麵。
我們每次都嚇一跳，臉可能嚇白了。閃光燈爆裂的聲音很大，它用短路的方法放射照相需要的一丈光芒。楊義微笑著，關上萊卡相機厚厚的皮蓋，叼起煙鬥，我爸劃火柴替他點煙鬥。
照相時，楊義讓我們笑。“就像我這樣。”他嘻嘻笑著。我不知道（現在也沒弄明白）照相為什麼要笑。我家照相之際，窗玻璃堆滿向屋裏張望的臉龐，大人或小孩的臉。他們嚴肅地驚奇地觀看照相（或攝影）的全過程，而我們竟在笑，其實連哭的心都有了。閃光燈啪地爆響後，窗外趴著的人逃走一多半，我姐嚇得鑽進掛藍花布簾的高桌底下，我爸用手攥住炕沿。我照相時被閃光燈嚇到，留下驚魂之態。楊義說：“你看，浪費一張膠片，這是國家財產。”其實笑這個事真不是說笑就笑的，我們後來才漸漸會笑。我們對閃光燈大駭之際，楊義很滿意，他不知看過多少張被閃光燈嚇壞的臉。
楊義給我家留下不少照片，我媽看《人民畫報》、我姐跳舞、我穿燈芯絨小褂舉紙旗抗議美國出兵巴拿馬都有照片，我們都在笑。但我們還是不願照相，一來閃光燈可怕，二來笑更可怕，三來要回答家屬院裏小孩、老婆子的谘詢：“照相疼嗎？腿抽筋嗎？”沒辦法。
我爸常常不征得我們同意就把楊義請到家裏，我們略微表示不想照相，我爸立刻大發脾氣，摘帽子摔在桌上，咬牙，出汗並擦汗。楊義理解我爸的心情，哄我們把相照上。那時候，照相（對不起，攝影）特別是照生活照並不容易。
回想這些照片（大多數沒了），憶念最深的是我媽給我姐梳頭的一幅照片。照片上，我媽身穿蘇聯式大翻領毛料西服（袖子挽著，衣服買大了）給我姐塔娜梳頭。看上去，我姐四五歲，我媽三十歲左右。我媽梳頭時表情羞澀——給女兒梳頭不須羞澀，估計是穿西服或楊義講了什麼笑話讓我媽不好意思了。
我不時地想起這張照片。今年過年，我媽和我姐坐著聊天，我心想你們咋不梳頭了？母親給女兒梳頭是樂事，木梳順烏黑的頭發梳下來，頭發像水從梳齒裏流出。我媽給我姐先梳頭再編辮子，最後係兩個粉色的蝴蝶結，這個閨女就算打扮好了，塔娜將嗖地衝出房門跟別人跳皮筋去了。我記得我姐更喜歡給我媽梳頭。我媽也留大辮子，塔娜不會編辮子，她一遍一遍梳我媽的頭發，臉上帶著笑容，像享受。
有時，人會無端地探究時光從哪裏溜走了。想不出時，人用一些比喻說時光之逝。比如沙漏，時光像沙子一樣漏走；比如鍾表之針，走著走著趕盡了光陰。朱顏凋於鏡裏，時光何嚐未從木梳齒的縫隙裏溜走呢？木梳還在（當年的木梳早不在了），人的烏發被它梳沒，頭發和時光一道被木梳掠走。才知道，木梳是一個藏在我們身邊的搶劫犯，早應抓起來。木梳之齒也是牙齒，吃掉了頭發和光陰。
想到我媽和我姐互相梳頭的情景，還想起我家滿牆糊著報紙，我幾乎讀過上麵的每一個字。南越的阮文紹和吳庭豔，南韓的李承晚都是在那時知道的。窗外長一排向日葵，金黃的大臉盤上蜜蜂繚繞。從屋門走出，看見窗下栽一排雞冠花，如金絲絨一般華貴。我愛把臉貼在院子東邊的電線杆子上聽電流的聲音——嗡，裏麵有電和電報與電話，這是大人告訴的。但我們聽不到，特務也不一定能聽到。
有一次，楊義上我家照相，這回是給我爸照。他參加八省區翻譯工作會議，需要一張照片貼在會場的光榮榜上。楊義把貴重的攝影器材從包裏掏出來，還沒照，閃光燈就爆了，對著地上的鐵爐子。我爸十分不解，他問：“先照爐子嗎？”楊義嘟嘟囔囔說了些什麼。這像擦槍走火一樣，顯然楊義誤摟扳機消滅了一個燈泡。楊義從包裏翻出一個燈泡安在閃光燈上，說：“老那，就這一個燈泡了，你必須配合好，腰挺直。”我爸迅即挺直腰板，說“是”。他當過兵。楊義的照相機不知又出了什麼毛病，他嘟嘟囔囔鼓搗。我記得我爸腰板筆直站立，抿著嘴，目視前方，汗流進扣著風紀扣的毛料中山裝的領子裏。我媽哈哈笑，拿毛巾讓他擦汗。他生氣了，大喊：“別碰我！”相機修好了，閃光燈對著我爸而不是爐子爆響。在閃電一般的白光裏，我爸像烈士一樣堅毅，隨後坐在椅子上，解衣扣，閉目喘粗氣。這張照片找不到了，估計當年掛在牆上相當嚇人——我爸豹眼圓睜，鼻梁筆直，抿著嘴，如同目睹山崩地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