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最好的外語教學法”是一個大家、特別是那些希望孩子不再受自己當年學習之苦的中國父母們苦苦追尋的答案。中國流行的外語教學法，很大程度上還是受細節語言描寫和反複操練以形成習慣這樣的做法所左右，背誦結構主義代表教材《新概念》的風氣到現在都還很盛。更為先進的交際法很早就進入了中國，可是在中國文化的土壤裏不是很適應，教學中交際多半流於形式，學生甚至長時間停留在自我介紹的“交際”水平。國外最新的第二語言習得研究，又過於集中到在英語國家的新移民孩子的英語學習方麵，對目前國內的少兒英語學習沒有太直接的關注和指導。應用語言學界現在的共識，是不再去追求所謂的“最佳”方法，而是要根據學習者個人的實際情況，綜合各家方法之長，幫助學習者發展自己的學習策略。作為最了解自己孩子的人，父母就更應該站得高一點，多了解一些相關的外語教學方法的真相，廣泛接受各家之長，回避不同方法的短處，幫助孩子在英語上更高效率地成長。
第一節 哈佛博士想去賣藥：天下有沒有“最好的”外語教學法？
第二語言，不論是學還是教，沒有所謂的“最佳”方法，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任何一個方法隻能適合某一個群體的學習者的某一個學習階段。
二十多年前我遠涉重洋到了美國的 UCLA 攻讀應用語言學的博士學位。出國前，我在國內從事第二語言的教學，當時一方麵苦惱於麵對的教學方法閉塞而且落後，另一方麵糾結於自己連一門第二語言都不過關，還天天在那兒教別人怎麼學這樣一個矛盾，所以當有幸被專業排名全美第一的 UCLA 應用語言學係錄取以後，我真是雄心勃勃，一心想去學到最好、最先進的第二語言教學方法。
我在校時候的係主任在領域內也是個鼎鼎大名的人物，是哈佛大學畢業的教育學博士。他年輕時選的專業是俄語，雄心壯誌，認為在那個美蘇爭霸的年代，如果能夠同時精通英語和俄語就可以走遍天下了，是個很有想法的人。後來因為做和平軍誌願者去了中東，他在那裏的工作是教英語，發現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回國後就在第二語言教學方麵繼續深造了。有一個學期他給我們上一門第二語言習得理論的課，某一天，他一走進課堂就做了一個“鄭重宣言”：“我想去賣藥！”
他想賣什麼藥呢？他說，最好有個“動詞藥”，多少錢一盒，再有個“名詞藥”、“發音藥”、“語法藥”等，反正一個語言學習者想學多少第二語言，就來買多少藥好了，藥到病除，豈不是皆大歡喜！
是什麼事情刺激了他跑來說這麼一通？原來，在來上課之前，他在辦公室裏接到一個電話，來電話的人是一名律師，情緒非常激動，說自己在學韓語，可是兩三年了就是學不出來，於是打電話來尋求學習第二語言的最好辦法 ：“你們是UCLA，你們的專業是美國最著名的，我就專門查到係主任的電話，你一定有辦法，請告訴我最好的辦法！”
是呀，這個最好的辦法不正是我不遠萬裏跑來想學的東西嗎？而且當時課堂裏在座的同學起碼有一大半也是抱著這個目的來的。
係主任接著說在電話裏問了對方都試過了什麼方法，對方回答說是上了各種課、試過不同的教材和軟件、請過家教、找了韓裔的女朋友、半年前賣掉了房子把家搬到韓國城去了……
係主任說 ：“真是佩服您的這股勁頭，但我能告訴您的就是，學習第二語言不存在‘最好’的辦法。您自己就是最好的證據！請想一下，周圍學習第二語言的人，大概都會有上了不少課、學了不少教材的經曆，可是有幾個能夠找到說那門語言的女朋友，又有幾個能夠下得了決心賣房子搬家呢？您都做到這樣了，還不能到達學習的目標，哪裏還能有更好的辦法呢？”
敏於思考的係主任於是坐在辦公室裏想這個事，怎麼才能最好呢？就是能有一批“動詞藥”、“名詞藥”，吃了就靈，那就一定是最好了。他還給了我們一個“專業的告誡”：最好我們能夠率先研究出這些藥，獲得專利，這樣就可以一輩子衣食無憂，不然如果別人拿了專利，全世界買得起的人吃了就都學會第二語言了，我們語言教育這個行業的飯碗就要消失了。
這可不是一個孤立的案例，尋求“最好的”外語學習方法是我們領域裏最經常被問到的問題。因為專業的權威性和影響力，美國各級政府特別是加州政府，在需要做一些跟教育決策相關的研究和教師培訓時，往往會立即想到我們係。一些其他國家的政府和機構也會慕名派員前來交流和接受培訓，比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社科院就跟我們有一個聯合培訓項目，留下了很多與中國學生學英語有關的研究成果。人們到這個專業裏最權威的地方來尋求“最佳”的英語教學法，那麼“最權威”的答案是什麼呢？
因為要不停地舉辦這一類的教學法培訓課，我們係幾乎形成了一個傳統，就是第一課和最後一課都采用“什麼是最好的第二語言教學法”這個題目，直接就奔著這個最受關注的話題去了。
在培訓的第一課亮出這個題目的時候，因為來參加培訓的多半都是有教學經驗的專業人士，每個人根據自己的經曆都能提出一個兩個好方法，可是同樣基於他們的教學實踐，學員們又可以對其他同學建議的方法指出局限和不足。這時負責培訓的老師就要引導指出，沒有所謂的“最佳”方法，每個方法都是有利有弊的，要懂得其中的利弊，因人製宜、因時製宜地綜合使用。在我們的專業圈子裏，有一個很有名的例子反複被提到。
我的導師委員會的一位主席，當時已經是接近退休年齡的老太太了，主講了一場培訓課，規模比較大，聽眾有兩百多人，其中一名學員指出了一個叫作 TPR的方法（Total Physical Response，直譯 ：完全肢體反應法）是最好的第二語言教學方法。TPR 是個很特殊的語言教學法，它通過語言指令讓學生做各種肢體反應，比如說到“左”就伸左手或是向左轉，這時要學習的語言直接和學習者的肢體動作對應，免去了中間媒介語言的使用，學生學習得快，而且參與程度很高。但批評的意見就說這個方法對成年人不好使用，或者班級大了會調動不開。於是主講教授就開始調動在座的兩百多名成人學員，通過“左”、“右”、“一”、“二”這樣簡單的指令，短短一分鍾內就把大家調動到了教室兩邊的牆邊上。當時調動的場麵太大，連教學錄像都沒有能夠有效地記錄下來。
學員們都是調動過語言課堂的內行，大家事後津津樂道的是教授對課堂的控製能力。實際上，示範對課堂的控製和 TPR 方法的使用隻是次要目的，更重要的是她要去論證怎麼看待一個教學法的利弊。TPR 的局限在於人類語言的表達能力遠遠超過肢體的表達能力，不是所有語言內容都能夠或都適合由肢體反應來表達的。她問，如果讓你們做“痛哭流涕”，是不是兩百個人就在這裏大哭呢？
如果做“若有所思”又怎麼辦？所以這個方法更適合語言和邏輯能力比較弱的兒童或是初學者，同時還不能指望學生在一節課裏從頭到尾都在那兒蹦蹦跳跳。最好的使用方法是在課堂裏穿插應用，比如一個小時的課上到一半時，就安排五到十五分鍾的 TPR，活躍氣氛、換換腦筋，這樣才是一堂組織成功、時間利用率高的教學。
根據培訓課時安排完成了針對具體教學法的學習之後，結業前“什麼是最好的第二語言教學法”這個題目再次出現，這一次一般是讓學員做一個結業的團隊項目，若幹學員分成一組，準備一個二三十分鍾的示範課，同時說明使用的是什麼教學法、為什麼在這個教學設計中使用這個方法、該方法的利弊各是什麼。培訓到了這個時候，就是希望學員心裏能夠有底氣，所有曾經有過的教學法各有利弊，絕對不存在所謂的“最佳”方法。一個成功的教師、一個成功的課堂，關鍵就是對各種方法進行有機理解和綜合使用，因人製宜、因時製宜地開展教學。
有關第二語言，不論是學還是教，沒有所謂的“最佳”方法，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任何一個方法隻能適合某一個群體的學習者的某一個學習階段。像那位搬到韓國城去的律師一樣不懈地追求“最好”的方法，可以說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本能行為，無可非議但是需要有正確的引導。可是如果一個教學群體或者一名教師，篤信或是渲染某一種教學方法是“最好”的方法，那他們不是在專業上無知，就是受其他利益所驅動了。更要命的是在中國英語學習的大環境裏，任何人都可以理直氣壯地宣布自己使用的是“最好”的英語教學法。如果我們到網上去搜索一下，冠以“最好”的外語教學法多如牛毛，還可以變相宣傳為“本市最好”、“針對兒童最好”的教學方法，甚至還有的用行政領導的表態來證明自己是“最好”
方法的。在這樣的複雜環境裏，做父母的就需要大致了解一下關於教學法的科學知識，不再輕易地被一個又一個“神奇”的方法所“忽悠”，這樣才能確保孩子腳踏實地而又快樂自信地學習。
第二節 我們應該了解多少外語教學法？
線條粗到了極限來看，外語教學法的曆史隻涉及三個占過統治地位的流派，就是大家差不多都知道名字的“語法翻譯法”、“聽說法”和“交際法”。當前美國最流行的英語第二語言教學法是“交際法”發展到現在的一個分支，叫作“內容交際法”。
既然英語學習是一個漫長的、科學的過程，父母在帶著孩子學習的過程中，就難免會碰到不同的教學法以及對不同教學法好壞的評價。這些教學法出現的時候，還往往伴隨著大量生僻的術語，讓人覺得挺權威的，所以好些時候就算弄不大明白也不好明說出來，結果助長了更多半生不熟的術語滿天飛，弄得那些教學法更神秘、更難懂了。
要係統地了解一遍各種成型的主要教學法，還不算那些多如牛毛、曇花一現，甚至由某個個人或公司來命名、在小範圍內使用的方法，已經是相關專業研究生一學期的課程了，普通的學習者或父母們本沒有太大的必要去過細關注。不過現在中國有一個實際情況，就是父母們為了孩子的成長承擔了不少應該由學校或社會去做的教育工作，可畢竟大多數人沒有接受過係統的培訓，又沒有機會像專業的外語從教人員那樣，在大範圍、多年頭的教學實踐中去積累比較全麵的經驗，所以大家投入了很多時間和心血學來的東西，往往局限在其他父母們針對自己一個孩子的成長所作出的經驗總結上，而這一類的總結幾乎就跳不出經驗主義的框框。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的今天，很多有局限的經驗在一定的網絡圈子裏會慢慢變成眾人的共識，成了“真理”，更容易讓新來取經的人們陷入到局限中去。在這樣的背景下，粗線條地了解一點外語教學法，就能給好學的父母們帶來新高度和新視野，至少能讓他們大致判斷一個做法是否符合外語教育科學的大方向，能夠意識到一些經常接觸到的做法、流行的說法和一些反複碰到的困擾問題，比如像“要不要做漢語翻譯”、 “要不要糾正孩子英語的錯誤”、 “是否應該聽力先行”等，它們背後其實都有教學法原理和心理學機製存在，周圍的直接經驗其實都在這些科學原理的範圍之類，沒有必要盲目迷信或膜拜。
那麼應該了解多少外語教學法呢？
線條粗到了極限來看，外語教學法的曆史隻涉及三個占過統治地位的流派，就是大家差不多都知道名字的“語法翻譯法”、“聽說法”和“交際法”。這一節裏對外語教學法的介紹不去過於追求滴水不漏的嚴格分類和曆史評判，各主要教學法的中英文名稱和簡單評介放在了書後的附錄（《主要外語教學法一覽表》）裏，有具體需要時可以參考查閱。
“語法翻譯法”是人類第一個明確形成流派的外語教學法，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完全統治了西方世界的外語教學。這個方法把語言當作知識看待，把語法和單詞孤立出來學習，用母語講解和注音，主要的練習手段就是母語和外語之間的互相翻譯。中國學校的英語教學至今都明顯地留有這個方法的痕跡，究其根源應該是當初照搬蘇聯教育體係的結果。而孤立學習語言點、把語言當知識死記、搞英漢互譯練習還是目前許多中國人在做的事情，隻是躲在了一些先進、時髦的外語教學法的招牌後麵。
“聽說法”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出現在美國，隨著“二戰”的來臨，因為軍方大量需要外語人才而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由美國政府牽頭組織了大範圍堅實的理論研究，應用了當時最先進的語言學和心理學的科研成果，形成了非常詳盡的操作規範和步驟，出版了大量配套的教材、視聽材料和教師及學生用書等教輔，到了五六十年代，完全占據了美國外語教學的統治地位。
“聽說法”所依據的“當時最先進的”語言學和心理學科研成果，也正是我們中國現在還在當作“共識”的一些東西。從語言學的角度看，這種方法詳細描寫語言的內容結構，把要學的外語和母語作詳盡對比，並依據對比中出現的語言要點編寫教材，希望通過這樣嚴格的語言控製來減少或避免學生出現錯誤，進而提高學習效率。從心理學的角度看，這種方法主張語言是一種行為習慣，不能作為知識來學習，而要通過反複的外部刺激來達到熟練。在中國，巴甫洛夫的那個給狗喂食，狗形成條件反射流口水的實驗，還是被人們認為是學習外語的心理學基礎。許多教學包括我們許多爸媽的操作，就是在按照條件反射理論，鼓勵學習者做出的正確反應，立即懲罰錯誤反應，希望最終形成正確的語言習慣。學語言要反複操練，甚至於背誦，是好多中國人現在還在篤信和執行的做法。
“聽說法”在英國有一個近親流派叫作“情景教學法”，它和“聽說法”唯一的不同，就是把要學的外語放在交際情景裏，而不是放在對話中來展現。以它的代表教材《新概念英語》為例，對語言內容——包括詞彙和句型等在數量、使用頻率、出現的順序等方麵進行嚴格控製，學習方法上也是主張反複操練最終變成習慣。這也正是《新概念英語》在中國多年來經久不衰，甚至於有些賣書的介紹就直接把它當作背誦的典範教材來宣傳的根本原因。“情景法”基本上就是當代中國英語教學的主流方法了。
需要明確提醒的一點是，這些在我們好多人意識裏覺得天經地義的做法，包括針對語言結構反複操練、糾正錯誤、最終形成習慣的做法，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就退出了外語教學法的核心舞台。在美國，“聽說法”已經成了第二語言教學領域裏的忌諱，提到它都是作為反麵教材出現的。並不是說又誕生了一個多了不起的方法取代了它，而是當初使得它無比強大的語言學和心理學的理論基礎被摧毀了。
劃時代的觀點來自人類人文科學的第一人、著名語言學家喬姆斯基。他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晚期提出 ：語言是規則控製下人類大腦的創造性行為，既不是疊加出來的知識，也不是熟能生巧的習慣。我們要特別注意“創造性行為”
這個表達，它在低幼的孩子身上表現得更加明顯。從我們自己孩子的母語成長過程會很容易觀察到，孩子的語言顯然不是通過學習和操練鞏固下來的“知識”
或“習慣”，兒童會說出他們從沒聽過的句子，其語法能力遠遠超過來自環境的輸入和學習。父母對於孩子語言錯誤的糾正都在語義和概念的層麵，幾乎不會去計較孩子語法的對錯，顯然孩子也不會因為對於錯誤的頻繁糾正而養成正確“習慣”。
這樣，從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起，外語教學法就揚棄了針對具體語言點重複操練的做法，轉入了學習者中心論的時代。外語教學法從此進入了一個百花齊放的階段，一下子出現了很多方法，完全到了讓人眼花繚亂的程度。不過這些新出現的方法大致都可以納入“人本主義教學法”的大旗之下，它的主線就是中國人比較熟悉的“交際法”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