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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那時的體操老師錢伯圭，思想激進，是個年輕的革命黨人。他見錢穆聰敏早慧，就問他：“聽說你能讀《三國演義》？”錢穆答是。老師便借此教誨他說：“此等書以後不要再讀。此書一開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之類的話，中國曆史走上了錯路時，才會有分分合合。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當向他們學習。”
這番話對十歲的錢穆來說，太具有震撼力，日後，他在回憶此事時說：“此後讀書，伯圭師言常在心中。東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餘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的確，錢穆的一生都在思考“東西文化孰得孰失”，從他的著作當中，可以看出他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堅信中國曆史文化的優秀。
錢穆最早對曆史進行全麵論述的一部作品是《國史大綱》，寫這本書的時候，錢穆四十五歲，走完了人生的一半旅程。這既是對他前一半人生積累的一次總結，也是為他後一半人生講演所做的鋪墊。他在《國史大綱》的前言中說：
凡最近數十年來有誌革新之士，莫不謳歌歐、美，力求步趨，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聞睹亦在是。迷於彼而忘其我，拘於貌而忽其情。反觀祖國，凡彼之所盛自張揚而誇道者，我乃一無有。於是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乃若一冬蟄之蟲，生氣未絕，活動全失。
錢穆得出的最後結論是：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研究曆史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從曆史中找到它獨特的精神所在。錢穆所找到的中國曆史的精神，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總結，他曆數每一個朝代，力求將那個時代裏人們真實的心理和時代精神都還原，讓長期幹癟的曆史變得鮮活。所以他的弟子餘英時評價老師時，用了一句“一生為故國招魂”。
《國史大綱》寫作於戰火不斷的抗日戰爭時期，他希望通過自己對國史的解讀，能夠激發眾人對本國曆史文化愛惜保護的熱情與摯意，闡揚民族文化史觀，他的這部作品也被推為中國通史的最佳著作。
錢穆自述：“餘自《國史大綱》以前所為，乃屬曆史性論文，僅為古人申冤，作不平鳴，如是而已。此後造論著書，多屬文化性，提倡複興中國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較。”餘英時曾說，錢先生治學的“終極關懷”，“分析到最後，是為了解答心中最放不下的一個大問題，即麵對西方文化的衝擊和中國的變局，中國的文化傳統究竟將何去何從”。
此後的時間裏，錢穆筆耕不輟，《中國文化史導論》《中國人之宗教社會及人生觀》《中國社會演變》《中國知識分子》《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中國曆史研究法》《中國史學名著》……僅從其著作的題名中，就可以看到一條回歸曆史的清晰線索。
錢穆一生專著多達八十種以上，每一本之中都可以感受到他深切的愛國之心。1986年，在他九十二歲生辰，在素書樓講完最後一課，他告別杏壇，最後對學生贈言道：“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
對曆史的溫情與敬意
錢穆最有風格、對後世影響最大的一段文字出自他的《國史大綱》，開篇為：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曆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隻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曆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隻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曆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曆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曆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曆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自身國家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國史大綱》這本書采用的是豎排的繁體文字，通篇用文言語句，正文的一側有小的注解。這種中國人熟悉了上千年的行文，到了近代已變成了陌生的叢林。在這本書的開篇，錢穆就提出一種與當時的社會情況截然不同的曆史態度—“對其本國已往曆史之溫情與敬意”，這對很多晚輩後生來說，無異於孔乙己的迂腐。
但是，“做中國人意味著什麼？”“究竟怎樣一種價值觀念，或者怎樣一種文化，與曆史的經驗和共同的民族起源相互影響著，將中國人緊緊地維係在一起？”當我們麵對這樣的疑惑之時，熱切的反傳統者啞口無言。
但是錢穆可以從容應答，因為他心中有千年曆史，更有對曆史的溫情和敬意之下的深刻理解。在他眼中，曆史是另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當有人在為曆史的方向性與殘酷性而辯護時，錢穆則在讓他的學生描寫紅燒肉的味道，描述風穿過鬆樹的聲音；在我們為今日中國誠信坍塌而歎息時，卻通過錢穆發現那個封建禮教的社會通過“禮”維持了一個值得依賴的價值係統與保障體係。
作為“禮”的化身、一心要成為道德楷模的君子的中國知識分子，錢穆從一開始就要麵對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的拉扯：一方麵是現實的國際環境的殘酷，中國麵臨的亡國之災，而另一方麵，他看到了那個存於詩詞典籍中的士大夫的風雅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