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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很多人對日本的電視劇和動漫都很感興趣，因此開始自學日語，也逐漸去了解日本戰國的曆史。這本是很好的現象。但是如果我們隻讀《德川家康》，或者隻看一部《德川三代將軍》，不了解整個日本戰國的局勢，不知道日本戰國之前的政治，也不了解德川幕府最後的終結，就不能真正地了解這一段曆史。
因此在錢穆看來，從興趣入手，由點及麵的研究並不是最理想的曆史研究方法，這樣學習，會使你走到許多狹窄膚淺短視的路上去。
因此，即使我們要根據當前問題來推究，也得首先將此問題暫放一邊，平心靜氣，仍從曆史本身的通體來作研究，如此才能客觀全麵地認識到原有的問題。我們應該明白，從研究曆史用心，可以解決問題。若僅從解決某些問題上用心，卻不一定能了解曆史。這等於說，明體可以達用，而求用心切，卻不一定能明體。
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研究曆史，仍不如從頭到尾作通體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體，再深入分著時期去研究一部斷代史。對一部斷代史有研究，再回頭來接著重治通史，又繼而再另研究斷代。如此循環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遠可大，明白曆史上的時代之變，才能貫通上下古今，而獲得曆史的大全。
自清代“鹹同中興”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部中國近現代史上，曾有多次的變動，每一次變動也曾引起人們的鼓舞向往，以為中國有希望了。這些變化究竟自何處來？又要向何處去？為什麼總是不能一帆風順？這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大問題，隻有具備大見識，才能解答這樣的問題。如果不先精熟這一部現代史，不了解中國曆來的政治格局，而妄生揣測、空下斷語，這樣的批評是不能負責任的。隻有先從通史入手，對現實的種種評價才不致膚淺荒謬。
錢穆本身是一個熟讀中國通史的人，這一點和當時很多新學派的學者不同。有的人對中國曆史所知甚少，但卻大肆批評中國古代的封建愚昧，這在錢穆看來，是沒有根據的，也是沒有價值的。因此可以說無論研究曆史最後的落腳點在哪裏，通史都是基本的起點。
製度，用章法來掩護人心
“中國曆史上的政治製度，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維持久遠而不弊。遂為後世所傳襲，此即中國曆史傳統一種不可推翻的力量與價值之具體表現。”錢穆評價中國的政治製度時，最反感時人用“封建”二字將曆史一筆帶過，他最願意仔細、好好地講清楚的，便是中國曆代的政治史。
政治不同於政事。如秦始皇統一、漢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內政、外交、軍事等，都屬於政事，歸入通史範圍。而政治重要在製度，屬於專門史。一個國家，必有它立國的規模與傳世共守的製度。這些製度，相互間成一係統，形成一個朝代的政治框架，這一個朝代的種種活動，都在這個框架之內進行。
中國專講政治製度的書，有所謂“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鄭樵《通誌》與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後人又承續此三通，再擴為九通至十通。二十四史、九通，是中國史書中最大的兩種分類結集。
中國曆史上的政治製度，自古迄今，有其內在的一貫性。
其中有因有革，直到今天，還有曆史上的傳統製度保留著。研究政治史，先要讀編年史，再轉治斷代史，然後再來研究製度方麵的通史。
要研究中國的政治製度史，錢穆提出要注意兩點。
一是研究製度，不能停留於製度本身，而要從與此製度相關的一切史料來研究。因為製度是針對當時的實際政治而設立運用的，單研究製度本身而不貫通之於當時的史事，便看不出該項製度在當時的實際影響。把科舉製放到九品中正的背景下來研究，便可以看出科考是曆史的一大進步。另外，曆史上記載的製度，往往隻舉其標準的一個階段來做主，其實每一製度永遠在變動中，如果認為每一製度是凝滯僵化、一成不變的，也會誤解曆史。
二是研究製度，必須明白製度背後的思想理論。這一點和西方有所不同。西方曆史上的政治思想家，他們未必親身參與實際政治，往往隻憑著書立說來發揮其對於政治上之理想與抱負。如古希臘的柏拉圖，近代歐洲的盧梭、孟德斯鳩。但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一種士人政府，學者所抱負的多少可在實際政治上施展，也就少有理論書。中國自秦以下曆代偉大學人，多半是親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現為一個實踐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與理論，多已見諸其當時的實際行動措施中，而自不必把他們的理論來另自寫作一書。因此一部政治製度史，也是極好的政治思想史的具體材料。
錢穆說：“中國人自古代曆史開始，實已表現有一種極大的民族性的天賦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間講，能完成而統治如此廣大的國土；以時間言，能綿延此一大一統的規模達於幾千年之久而不墜，皆因有一種良好的政治為基礎。
如中國的賦稅製度，全國各地租稅全是一律。而且能輕徭薄賦，主張藏富於民。這種賦稅製度一旦訂立，就容易獲得全國人民的誠服，社會便可借此安定幾百年。縱有變壞，經一番戰亂之後，這種製度又複活了。朝代更迭不斷，經濟製度也隻有幾次大的調整，這種事情我們因為習以為常而不願意花心思多研究，其實這種傳承是很值得研究的。
但和西方曆史相比，我們的賦稅似乎沒有製度，才導致革命。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預算決算都要由民選議會來通過。但是多了解自己以往的曆史，中國存在千年還是有道理的，古代的一切並非完全要不得，隻想抄襲別人。
要研究中國傳統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門別類。如政府組織、地方自治等，一一弄清楚了，然後再彙在一起，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同時，我們研究政治最重要的是能配合現實，坐而能言，起而能行。董仲舒、司馬光，他們都不單是一書生，都是有抱負而又能身體力行的政治家，他們的觀點與當時的國情、國際背景等等，都是要綜合考慮的。唐初名相房玄齡、杜如晦等，他們的那一套製度，延續了幾百年，即使朝代換了，也並不能完全蓋過他們的思
想，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政治家的偉大之處。
錢穆說：“從沒有半身腰斬，把以往一刀切斷，而可獲得新生的。”我們要重新創建新曆史、新文化，也決不能推翻一切原有的舊曆史、舊傳統，盲目全部學習他人，其實等於迷失了自己。中國曆史自有異於西方之處，如果中國人不能自己創製立法，而一味西化，中國的前途是很可以擔憂的。
今天，我們的社會已經意識到對傳統的拋棄造成的後果，人們的思想沒有了寄托，情感找不到方式宣泄。因此，國學熱漸漸升溫，人們又開始從以往被我們拋棄的“故紙堆”當中尋求安慰，畢竟，好萊塢的電影不能完全填充我們生活中的缺憾。
所以，錢穆主張今天研究中國政治製度，一麵當比較參考西方的政治，但絕對不可以數典忘祖，因為“我們實無此能力來把自己腰斬了而還能生存”。
社會，傳統生長的土壤
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曆史的研究是區分了不同形態的，其學說經列寧、斯大林的發展，就形成了所謂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五種社會形態說，這些概念我們今天還在用。但是錢穆認為，馬克思的曆史知識實僅限在西方，他一生從沒有到過中國，對中國的曆史知識是極為有限的。因此，五種社會形態說是否可運用之於中國，是需斟酌的。
中國社會能延續迄今，其堅韌性和持續力不言而喻。而且，中國的影響力輻射到亞洲各國，日本、韓國至今保留著中國的很多傳統，可以說中國又是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強的一個社會。這樣的國家與民族，必然有一番潛在深厚的力量存在，也必有獲得如此成績的主要原因。研究曆史，當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會，以尋求這個社會的潛力所在。
要研究社會史，需要大量的社會材料。很多人認為中國曆來隻關注上層，給權貴寫家譜，而不注重下層的生活，這是不了解中國曆史的一種觀點。
中國史籍記載自有一套體例。就正史論，其中所包有關社會史的材料就很豐富。如我們有意研究唐以前的中國社會史，則須注意氏姓之學和譜牒之學。自漢代起，在當時社會，開始有世家大族興起，又轉成為門閥士族。整個社會便把氏姓譜牒來分別士庶，至今流傳社會之《百家姓》，則成於宋初。之後，中國社會家譜盛行，但從最近此一百年到五十年來，各姓家譜急速散佚，隻能在某些大圖書館中去查閱了。
“家族”是中國社會組織中最重要的核心。但唐以前，族之重要性尤過於家。宋以下，則家之重要性轉勝於族。而家與族之所由組成，以及其維持永遠之重要機能，則在“禮”。要研究中國社會史，不得不了解在中國社會相傳所重視之禮。禮之研究，有極專門的，但亦有極通俗的，如婚喪喜慶之禮。除宗族禮製外，中國一向有家訓家教等一類書籍與散篇文章，流傳保存下來的為數也不少，如《顏氏家訓》等，就可以作為研究社會的一項材料。
中國地方誌書，也是研究社會的重要材料。宋以下，省有省誌，州有州誌，府有府誌，縣有縣誌，甚至書院學校有誌，寺觀廟宇有誌，鄉裏社團有誌，山林古跡有誌，分門別類，應有盡有。但在中國近代潮流所趨，此兩項著作體例，新的已絕難繼越。
方誌的一般體例，包括大自然、天文氣候、山川形勢、土壤生產、城市關隘、道路交通、風土景物、鄉俗民情、曆史變遷、政治沿革、經濟狀況、物質建造、人物麵相、宗教信仰、學校教育、文化藝術等，凡屬有關其他之各種情狀演變，分類列目，靡不畢載。正是研究中國各地社會史之絕好材料。
要研究社會史，還要從當前親身所處的現實社會著手。曆史傳統本是以往社會的記錄，當前社會則是此下曆史的張本。錢穆常說社會譬如一個庭園，裏麵有林林總總的花草樹木，有幾百千年的盤根老樹，也有移植不到一月幾旬的嬌枝嫩卉。在同一橫斷麵下，有不同之時間存在。以此來看社會，有的習俗流傳至今已有幾千年以上的曆史了，但也有些是今天剛產生的新花樣。社會由許多曆史傳統縱深不同的線條交織而成，當前的社會，呈現於我們麵前之一切，可以稱得上是一本“無字天書”。
中國古代大史學家司馬遷在寫《史記》以前，從事於遊曆，遍訪各地親眼觀察，讀通了這一部無字天書，才下筆來寫他的有字人書。清初的大學者顧炎武，遊曆了很多地方，親眼見到了很多保存完好的唐代遺址，見其輝煌雄偉，不禁更深刻地體會到史書上所記載的“貞觀之治”的盛況。
先讀懂眼前的無字天書，再進而往上追溯，由本鄉本土各方誌所載，追溯到各項史籍，這才是考尋始末、窮原竟委。但是說到讀懂眼前的無字書，錢穆內心是非常悲痛的。從抗戰時期眼見民族被侵略，到內戰時期刀槍相向，錢穆眼前的社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感歎想要在這幾十年間讀懂中國社會實非易事。
不過傳統的中國社會，依然能在戰火和異鄉中頑強生存。錢穆到南洋做過幾次講演，他曾說：“中國人來海外，是隨帶著中國的社會而同來的。換言之，是隨帶著中國的曆史傳統而俱來的。”華僑雖然寄居異鄉，可是能憑他們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勞力血汗，來爭取他們的生存。“這因在中國人各個人身上，都有此一分中國的曆史文化傳統，社會凝結精神，相與俱往，故能如此。”
中國社會廣大而悠久，要研究這樣的社會，不僅當從社會的橫剖麵看，也要從曆史傳統方麵去看。主要在能把握其中的傳統性和特殊性，看出人群相處間的關係，人類相互接觸間，有關其思想、感情、信念等，如何能趨向於和諧與合作、發展與進步。這才是研究曆史和社會的最大節目與綱領。
文化，沒有任何人被遺忘
如果說人類的所有活動都和文化有關，那麼研究我們的文化史可以說就是在研究一部中國曆史。文化是全部的曆史，也包括那些沒有記載在史冊上、但是曾經鮮活的曆史。我們要在這全部的曆史之中尋求一種永恒的精神，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義。
與錢穆同時代的著名學者梁漱溟曾著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他在書中根據哲學觀點來討論文化，但錢穆認為，文化並非就等於一套哲學，哲學隻是文化之中的一個部分。我們可以用哲學的方法來討論文化，但討論的內容還是整個的曆史。哲學可以淩空討論，而曆史與文化，則必有憑有據，步步踏實。
研究文化史，除了要具有哲學頭腦，以曆史事實為根據外，還有以下幾個方麵需要注意。
一是討論文化史要注意辨異同。
一位音樂家與一位運動家，一人善鋼琴，一人善網球，此兩人除此一項相異外，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的方麵可能都相同。但正是這百分之一的差別，決定了他們的不同身份。人都是圓顱方趾、五官四肢，但人心各異，這個異處是絕對不能忽略的。
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有人說西方文化隻比中國文化走前了一步，中國文化等於西方的中古時期，若中國能再前一步，就能趕上現代西方文化了。這不正是忽略了人心而隻看外形的文化抹殺論嗎？各民族文化傳統有相同處，然而仍有其相異處，而這相異處，才是文化研究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二是討論文化要從大處著眼，不可糾纏於細小處。
如西方人初來中國，看見女人裹小腳、男人拖長辮，就認為中國文化盡在於此。這雖然是中西文化中的相異處，但太瑣屑細碎了。這就像我們有一個臉上長了痣的朋友，在介紹他的時候，若隻說“其人麵有黑痣”，便再沒有其他的話，那怎能讓別人了解這個人呢。
現在的中國人，男的都不拖辮，女的都不裹腳，但中國文化依然有獨特之處。微小的細節可以作為研究文化的參考，但絕不是文化的全部。
三是討論文化要注重融合彙通的地方，不能專門隻講區別。
一個人的日常生活，可分在學校、在家庭或在其他的社會場合中。隻有將不同場合的他重疊在一起，才能明白了解此人。如果隻能分析，不能綜合，就會像盲人摸象那般，有的摸到象鼻，有的摸到象腳，不能看見整個大象。
政治、經濟、思想、學術、藝術、宗教、工業、商務等等，都屬文化的一個方麵。在這些方麵的背後，有一個整體的文化精神。若研究文化問題，不能將各個方麵整體來看，就容易產生文化偏見。
四是討論文化應懂得從遠處看，不可專自近處尋。
錢穆回憶在他小學時代，有一位先生知道他正看《三國演義》，便說，此書不足看，開頭便錯了。什麼“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亂雲雲，那隻是中國人老話。如今世界進步了，像現代西方英、法等國，他們是治了不再亂，合了不再分的了。哪裏像《三國演義》上所說”。但說完這話，先後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那位先生的話，看來是不對的。
文化的演進，如波浪般有起有落。一個身體健康的人，他也會有病時。衡量一個人的健康狀況，要取一個長時間來考察，研究文化也是如此。錢穆的小學老師，隻看到他那時的西方，但後人再來說，便有不同之感了。
五是討論文化應兼顧優點缺點。
我們討論文化，要先了解它的長處，然後指摘它的短處。總不能說遊泳健將不善於打網球，便是要被厭棄的短處。
文化體係如同一個七巧板，同樣是那七塊板，卻可拚成一隻鳥、一個老人、一艘船，或一所屋子。重要的可以說不是材料，而是如何調動材料的思維。在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文化也在不斷革新，但沒有找到合適的思路。如同七巧板，原來有一個模樣，開始動了一塊，還依稀見得原來是個老人，後來都變亂了，原來的模樣早已消失，但又拚不出新樣子來。
文化自大是一種病，文化自卑也可以說是一種病。我們下功夫去研究通透我們的文化，堂堂地做一個中國人，才有資格去考慮做世界人。
經濟需要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