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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權膨脹的副作用—太監
西方在近代史階段走上了一條發展工業的道路，成為世界的中心；而一直為文明大國的中國，此時也進入了明朝，從1368年至1683年，三百多年的時間裏，中國卻慢慢落後於西方，特別是在政治製度方麵，比之唐宋更是大大退步了。
錢穆最反感別人說中國傳統政治是專製獨裁的，但他卻說：“這一說法，用來講明清兩代是可以的。”漢、唐、宋諸代，相權還在製約著皇權，隻是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年），宰相正式從中國政治製度中消失了，此後清朝也沒有宰相。明代宰相的廢止，就是政治的一大退步。
據正史記載，明代開國之初有宰相胡惟庸，胡惟庸因自恃與朱元璋一起南征北討多年，在位居宰相之後，驕橫跋扈，結黨營私，並且派人暗中招兵買馬，準備謀反。後來被明太祖發現，將胡惟庸處死。胡惟庸死後，他生前誣陷忠良、貪贓枉法的諸多罪行都被揭發。明太祖大為震怒，從此廢止宰相，不再設立，並告誡子孫永遠不準再立宰相。
三省之中，明太祖廢去中書門下兩省，隻剩尚書省，但沒有設尚書令和左右仆射，由六部分頭負責，就叫作“六部尚書”，等於升本司為部長，六部首長各不相屬，這些尚書都是最高官階的二品大員。
此外有一個都察院，前身是禦史台，專掌全國各事的彈劾糾察。還有一個管理章奏的通政司、一個主訴訟的大理院，這三個部門加上六部，合稱“九卿”。刑部尚書、都察院、大理院合稱“三法司”，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由三法司會審。這九卿互不相幹，都直接隸屬於皇帝。
經過這樣的改變，一切大權就集中到皇帝。皇帝一個人當然管不了這麼多事，就有了秘書處，稱為內閣。皇帝的秘書就是內閣大學士，這些人的辦公地點都在內廷，所以這些人又稱為“內閣學士”或“內閣大學士”。內閣學士官階五品，在朝廷上地位不高。上朝排隊，大學士的朝位在尚書的下麵。
這些內閣大學士，在太祖時，主要是皇帝的顧問，幫忙執筆傳旨，沒有什麼決定權。
北京故宮主體建於明成祖永樂年間，體現著當時皇帝的辦事規模。前麵三大殿是朝會之所，後麵如乾清宮等，由皇帝住宿。他天天要到前麵來辦公，距離相當遠。加上北京多風幹燥，秋冬春三季都相當寒冷。而皇帝上朝一般都要在日出前，天不亮就朝會，皇帝須黎明即起，等到太陽出來便散會。
一般官員多半住宮外，上朝路遠，乘轎騎馬，帶一個仆人，掌一盞燈籠，四更五更就要去。到了紫禁城，仍準乘轎騎馬的隻有少數幾個人，多數要走進朝房，靜候皇帝上朝。那時也沒有暖氣，有些木炭火，擺在空空的屋子裏麵，沒有什麼取暖效果，上朝的條件很艱苦。
明製一天要早朝、午朝、晚朝三次，有時候還要專門到禦門陽台上，讓老百姓也可以見麵說話。明太祖是開國皇帝，以前在皇覺寺做過和尚，粗活兒累活兒都幹過，這樣上朝自然不在話下，他的兒子明成祖朱棣也還是親手打天下，搬到北京以後凡事親力親為。但再往後的皇帝，長在深宮，就趕不上老祖宗有精神有活力了，天天出來上朝見群臣，都是一個很難的任務。今天的事情推明日，群臣們的問話也無辭可答，後來皇帝就隻有偷懶，把政權交付內閣，閣權慢慢地大起來。
一切奏章、政事，看詳批答，都要經大學士之手。原本唐宋時，政府的詔令都還由宰相來參與或者草擬，皇帝同意，但是在明代，一切詔令皆出皇帝親旨，全部責任都在皇帝。所以明代製度，可以說是皇帝獨裁。
明代的兩位開國皇帝還親自來內閣，後來的皇帝就不常到內閣，甚至有幾個皇帝長久不管事，經年累月不再到內閣，一切公事都要送進宮裏去。
皇帝和內閣日常不見麵，他們之間需要溝通的橋梁，這時就出現了太監涉政。皇帝有事交給太監，再由太監交給內閣。內閣有事，也同樣經過太監上呈皇帝。這樣，太監就慢慢地掌權。有時候甚至會出現皇帝嫌麻煩，叫太監批公事的情況。批紅的實權，落到太監手裏，太監就成了真皇帝。遇到太監懶得批的奏章，便拿著公文包魚包肉，明代政治由此進入最黑暗的時期。
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太祖曾鑄了一塊“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的鐵牌，掛在宮門裏。他料想到皇帝獨裁，太監接近皇帝，易於弄權。但是明太祖規定不準立宰相，後人遵守了，至於不準太監幹預政事，後人卻沒有遵守。
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
中國國家大，地方行政的好壞，關係到國體的穩固與否。明代亡國以後，以明朝遺老自居的顧炎武著有《日知錄》一書，他曾說：“天下太平，則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亂，則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這也是在說地方政治幹得好，天下就太平，反之天下就大亂。而錢穆也把明代的衰落歸結到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上麵。
明代地方行政，首先就要說現在的省區製度。行省製度，始於元代。在金元兩代，開始有行中書省。忽必烈征服中國後，完全把權力集中在中央，對地方缺乏信任。某地方出了事，中央宰相府就派一兩個人去處理，“行省”是一個行動的中書省。
英國曾在中國香港、印度設有總督，殖民地總督是直屬國王的。在名義上，殖民地總督，由英國國王派，不由代表民意的內閣派。因為殖民地不許有民意。英國本土可以有民主、自治，像中國香港、印度殖民地便不能有民主與自治，所以也不該有地方官，隻由皇帝派一總督來管理。元代的行中書省，等於就是英國的香港總督一類。
元朝同宋一樣，把地方分成路、府、州、縣，但是又分派行省到地方上監督，意在控製好各地的局勢，不讓百姓有造反的機會。到了明代，廢去了中書省，就把行省長官改成“承宣布政使”。全國劃分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到清代，在承宣布政使之上，又常設有巡撫和總督。
明代地方長官與承宣布政使並列，還有一個“提刑按察使”。布政使管行政，按察使管司法，又有一個“都指揮使”管軍事，這三個合稱為三司。這樣一來，地方政府的事情就更不好辦了。
明代地方行政最低一級是縣，縣上麵是府和州，再上麵才是省，就是承宣布政使司。三級之外再加上分司，就變成了四級。行中書省是把中央分置在地方，明、清兩代是把地方高級政府再派到低級去，就是監司官。
明末大儒王夫之，在其所著《黃書》裏，曾有統計說：山東省有六個府，但有十六個分司；山西省有五個府，有十三個分司；陝西省八府，有二十四個分司；四川省九府，有十七個分司。
明代冗官、武職特別嚴重。有史書記載：“曆代官數，漢七千八百餘員，唐萬八千員，宋極冗，至三萬四千員。本朝（明）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至正德世，文官二萬四百，武官十萬……吏五十五萬。”宋朝的三冗是出了名的，但從上麵的史料看，明朝的“冗”更可怕，官職數目是宋的近三倍。而很多學者認為，明代實際人口大約在一億到兩億。也就是說，宋代與明代，人口數應該相差不大。這樣，宋明的官民比例也就更大了。
縣上有府，府上有司（分司），司上才是省（司），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也就不足為怪了。真正親民的縣官，頭上有一排上司要伺候，官階又小，所以錢穆說：“中國地方政治，宋代已經不理想，明代更不行。縣官壓得太低太可憐，他服侍奉承在他上麵的長官還來不及，哪有工夫去親民。”這是實話。
明代的布政使、按察使與都指揮使，並不是最大的，這幾個長官上麵還有官，那就是總督與巡撫。總督巡撫在明代製度下，有事才出差，並且帶一個都禦史的銜，表示隻是臨時的辦事。譬如倭寇來了，派一個總督或巡撫去，組織抗倭。過幾年事情平定了，這官就回中央，機關也撤銷。但一到清代，總督巡撫又變成為永久的，地方行政就愈來愈壞了。明清兩代總督巡撫，意在對內防亂，不在對外開邊，中央對地方的戒心太重，在錢穆看來，這樣的政治體係實在太不好了。
官吏分途，吏製大壞
地方政府的層層疊加，又有了新的弊端—吏胥之製。
官與吏之分古已有之。“吏”最先是指管理一般業務的，相當於後來稱的事務官。兩漢時，每一機關的總管理者獨稱“官”，下屬諸曹都是稱“吏”。這兩者的出身並無大區別。宰相出身於吏，也是尋常事。唐代的吏和官，就漸漸分得遠了，但兩者間還沒有判若鴻溝。宋代規定吏不得為官，到了明代，官與吏的區別就太大了。
明代有很多製度沿襲元代。元代政府長官，大都用蒙古人。蒙古人不懂政事，不識漢字，便需要書記、文案來輔政。那時讀書人沒有出路，混進各衙門當書記和文案，謀得一口飯吃。這就是官與吏流品涇渭的開端。
明太祖時，人才不夠用，就推行薦舉，任何長官都可薦舉人才。不分進士、監生、吏員，朝廷一律任用。進士等於通過高等文官考試的人，監生等於是大學生，吏員則等於是公務員。但到明成祖時，便規定吏胥不能當禦史，也就是說有公務員身份的不能做監察官；又規定吏胥不準考進士，也就是說公務員不能考大學。這樣一來，吏胥的出身就被限製在一條路上。官和吏也就分成兩途了。
因為沒有文化也沒有提拔的可能，吏胥在中國政治上的流品觀念裏，就被人看不起。這種觀念到明成祖時成了定製。
在明代政府觀念裏，吏胥和道士、優伶一樣，另成一流品，沒有出身。不準做禦史，又不準考進士，結果隻有考生或秀才中沒有出路的才來當吏胥。錢穆說吏胥流品雖低，但他們對政治影響卻很大。
近代政治界中最有名的“紹興師爺”，早在元明時代已有了。他們的勢力布滿全國。明代有一位理學先生陳幾亭，有一位朋友到紹興去當知縣，他寫一篇文章送行，大意說：天下治亂在六部，而六部的吏胥完全是紹興人，這些紹興人雖在中央政府辦文案，但他們的父兄都還在紹興。希望你到紹興後，能多注意教化他們的家庭。把吏胥的兄弟子侄教化好，將來他們就可以影響吏胥。吏胥變好了，天下也就有治了。所以紹興是天下治亂的根本。
錢穆就很讚同陳幾亭的這番話，可以說他是說了擺在曆史這張桌子下麵的問題。一般談曆史的，隻注意桌子麵上的事。如宰相怎樣、六部怎樣，而沒有注意到桌子底下的力量，吏胥就是桌子底下的力量。一切事情到了吏胥手裏，銓選則可疾可遲，處分則可輕可重，財賦則可侵可化，典禮則可舉可廢，人命則可出可入，訟獄則可大可小，工程則可增可減。中國政治界裏吏胥所經管的，不外此七項，而政事中要說最主要的，也就隻在這七項當中。吏胥是專門執行這七項的人。
吏胥是“職業政治家而擅有專門知識的”，但當時官場又看不起這些人，這些人也自認流品卑汙，潔身自好也脫不了吏胥的流品，不如拿著政治當玩物。於是就舞弊作惡，膽大包天。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法製曆來彈性很大。有時候皇帝高興，天下大赦；有時候皇帝要嚴打，就小題大做，以儆效尤。這種彈性也使吏胥有機可乘，上下其手。
明清兩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事都交給師爺、吏胥去辦。各衙門都有師爺，他們四麵八方都有朋友，也是江湖老手了。而管官的官卻都是科舉出身，像剛出世的小綿羊一樣，哪裏懂得官場上的規則。一個官到了衙門裏，至少需三四個月或一年半載，才能掌握詳細情況，而吏胥往往會起來反對他，暗中作梗。這種事情，從明代起就有了，而直到清代，日甚一日。錢穆說正是因為官吏流品有清濁，才有這種對立。
當然，在上麵流動的叫清流，在下麵沉澱的是濁流。隻要做了吏，混入濁流，就再難翻身洗清。隻要你身在吏胥流品中，縱然有才有德，也仍走不出吏胥之本流，還是一個吏胥。這種默認的社會規則是可怕的，壓得吏胥不自愛、不向上。這樣的政治也是地方行政的失敗。
無奈的八股考試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宣布廢除八股取士。到這裏，八股文走過了四百多年，壽終正寢了。我們現在提到八股，便會想到它是鉗製思想的工具，但是這套製度，在錢穆眼中是明朝時選拔人才的無奈之舉。
考試與用人曆來緊密聯係在一起。自唐代確定科舉以來，宋沒有多大變化，但是到明代，變動就大了。後來清代的考試都從明代沿下，一直走到1902年。
唐宋兩代的考試，由民間先在地方政府呈報，由地方送上中央，這些人就叫“進士”。考取後稱“進士及第”。比如一個山東人，先向山東省政府報名，再把這個人送到中央，這個人就是山東省進士。考試錄取了，就叫進士及第。主要的考試隻有一次。
明代報考的人數多了，就分成幾輪來考。第一輪是府縣考，錄取了叫入學，就是我們所說的秀才。但這種“縣學生”有名無實，因為並無正式的縣學。第二輪是省試，考試地點在各直省的省會，這叫鄉試，考中的俗稱舉人。比如範進中舉，就是參加的第二輪複試賽了。每個省都有舉人，這些舉人再送到中央，進行第三輪會考，這叫會試。如果會試通過了，就叫作進士，也叫進士及第。
這種分明的考試製度也讓科舉場中出現了流品。進士及第是清流，浮在上麵直向前，秀才舉人則變成了濁流，沉澱在下麵，難以翻身。“鼎甲出身”，也成一種流品觀念了。
從兩漢到唐宋，任何人都得從小官先做起，但人人都有當大官的希望。明以後，科舉滅了秀才舉人當大官的希望。而上層的進士與翰林，沒有做小官的，清代也如此。
曾國藩進士殿試，雖列三甲，隻是同進士出身，但是他進士散館成績好，就獲進翰林院，以後出來便做幾任學政主考，後此就做侍郎，等於現在的副部長，一下就做大官了。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
考不上進士翰林的，即使你學問修養好、從政成績好，也還是沒辦法提升。這種製度重法不重人，也絕非無好處。好處之一，就是培養了實幹型的人才。
明清兩代許多的有名人，都出在翰林院。他們考取進士後，留在中央，對政府一切實際政事漸漸都了解了。政府又給他一個好出身，將來肯定有大官做，他們也就可以安心努力。在進士留館時期及翰林院時期，一麵讀書修學，一麵獲得許多政治知識，等到政府需要人才的時候，他們就有機會出人頭地了。進士與翰林成了政府的人才儲備資源。
科舉本隻能物色人才，不能培養人才。而在明清兩代進士翰林製度下，卻可培植些人才。這種人才，無形中集中在中央，影響就很大。
曾國藩考取進士時，也不過三十幾歲，那時在學問上並無什麼深厚的基礎。而在他進士留館的一段時期，住在京城，生活雖說很清苦，但很清閑，沒有什麼事，可以一意從師覓友、讀書論學，便逐漸打下了學問基礎。等到做翰林，還是沒有事，讀讀書，或到外省做主考官，旅行各地，接觸民情風俗，認識朋友，回來還是翰林。如是多年，才正式當官任事。
錢穆評價說，明清兩代，才把培養人才的機構歸並到考試製度裏，這是很好的製度。
但是明代考試製度裏，又有一件最壞事，那就是八股文。從明代下半期到清代末期三四百年間，八股文考試是中國曆史上最戕害人才的。大家都知道八股文很死板，沒有什麼意思，為什麼政府偏要用此來考試呢？
明代推行八股文，早已在衰世。正因當時應考人太多了，錄取標準總成為問題。唐代考試考律詩，因為古詩不容易定標準、判優劣，律詩限定字句，講究平仄要對得工整，一字不合就不取。這種標準具體而客觀。宋代不考詩賦考經義，仁義道德，大家一樣的會說，誰好誰壞很難辨。演變到明代，就在經義中漸漸演變出一個一定的格式來，八股文猶如變相的律詩，是一種律體的經義。這並不是封建的皇帝要愚民，但是人才最終被束縛在了這個八股裏麵。
三百年明朝，不堪一擊
除了宋代極頂可憐的國防，錢穆最同情的就是明末的軍隊。他用心描述了很多明兵在北方作戰的情景，讓人讀來哭笑不得。
明代的兵製和唐代相似，隻是在稱呼上不同。大的兵區叫衛，小的兵區叫所。明代的衛所如同唐代的府。明太祖曾說：“吾養兵百萬，要不廢百姓一粒米。”用的就是衛所製度。當時設在一個府裏的兵區叫所，連著兩個府的叫衛。大約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外統於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出兵打仗的時候，朝廷派一個將軍指揮衛所軍隊。戰事結束，軍隊回歸衛所，將軍也沒了兵權。平時衛所軍自給自足，國家不要他賦稅，這種製度可以說是府兵製的升級版本。
讀曆史的時候，遇到清兵南下，總覺得明朝太弱了，怎麼連建洲女真這個鬆花江外的小部族也打不贏？一個大國垮掉，並不是說文化衰敗、道德墮落、政府專製黑暗這樣幾句空洞不著邊際的話就能道出其中因緣的。從政治上來說，一項製度隻要推行到兩三百年，難免會出毛病。明代有兩三百年的太平，當初的製度便慢慢腐化，如同生命的新陳代謝一樣。
兩三百年的長時間，人們的精神也會放鬆下來。十六世紀，西班牙人門多薩遊曆了大明國，帶著很多驚訝和不解回到了歐洲，寫了《中華大帝國史》，從他的記錄中，我們就可以看到明國人生活的情況。
中國人自稱“大明人”。全國劃分十五個省，每省都要比我們所熟知的歐洲國家為大。中國境內有完好的道路網，使城鎮相連；路麵平整、寬闊，官道可容十五人騎馬並行。路旁商店林立，兩側綠樹成蔭，如同羅馬時代的大道一樣。有些城市有水道相連，好似威尼斯。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國人富有建築才能。一種用“白土”做成的方塊（即磚）堅硬無比，隻有用鋤才能將其砸碎。一座座邸宅有如莊園。中國物產豐富。蔬菜種類遠較西班牙為多。僅橘子就有三個品種，甜的、酸的和甜酸適度的。糖質地很好，非常潔白，價格也低廉。蠶絲色澤豔亮，質量超過西班牙格拉納達的產品。中國農田管理得很好，沒有一塊荒棄的土地。一塊塊耕田錯落有致，有如花園。……這是世界上最富饒而物價又十分低廉的國家。
這樣一個大明國的衛所製度本來不壞，明代也憑此建立了赫赫武功。後來國勢隆盛，四境太平，一個兵一生都不見打仗，他們的身心都會鬆懈。而且動員打仗也是一件難事兒。
如和建州女真作戰，依照製度要全國平均調兵。但是對一個大國來說，從全國各地調幾十萬人集中到中央，早已是全國騷動。再實際一點來說，天南海北的人風俗習慣、語言麵貌都是陌生的。國家的武庫裏麵所藏的兵器衣裝，也不知是哪一年存儲的。鐵也鏽了，線也爛了。這也不能怪政府，哪有政府能經常隔三年兩年要做幾十萬軍裝擺在庫裏讓它黴爛呢。就算是今天的美國，也是到不得已才努力製造軍用飛機的。如果沒有蘇聯大敵在前，也不會大力發展軍工業。黴爛的軍裝分發兵眾，胖子穿著緊，瘦子穿著肥，大家想調換一套稱身的也不容易，大多數是勉強馬虎穿上身。
臨出發，軍隊照例要先祭旗，祭旗的典禮，要殺一頭牛，據說明代那時，連頭牛都殺不死。因武庫的刀太久了，又鏽又鈍。祭旗殺牛用的刀都是如此，幾十萬士兵手裏拿的就可想而知了。再看對手建州女真人，他們生活在氣候寒冷的北方，身上的穿戴都格外不同。戴的帽子兩邊可以到頜下，隻露兩隻眼一張嘴。民國時候的馬褂與長袍，也是當時建州的軍裝。為了騎馬方便，長袍兩麵開袴，騎上馬，還可把裏襟搭過來蓋著兩條腿。他們的馬蹄袖，正好保護伸出的手指。而中國內地的服裝，騎上馬，膝蓋、手都露出來了，凍得沒辦法。而且有些是雲南人，有些是廣東人，有生以來也沒見過冰和雪。驟然調到北京，穿上那些不稱身的舊軍裝，再調到關外，大風一刮，精神慘沮，還說什麼打仗？當時一個叫杜鬆的軍官，就是因為帽子鏽了被滿洲兵一箭射死的，總兵官尚且如此，士兵更不用說。
當時徐光啟在南方，專門為此事上奏，表示要從頭練新兵，每個兵都該量著尺寸做軍衣，又要適合著東北關外的氣候。刀槍武器也該配合各人的氣力做新的。他的計劃政府也讚成，但戶部拿不出錢，就沒能照辦。
軍裝武器在武庫裏安詳地度過了三百年，全國農民也都習慣了安靜和平地過活，生平沒有見兵戈。一旦邊境出了禍事，這些百姓便要千裏迢迢跑到關外去打仗，而軍裝武器就是軍隊的生命，物質條件配不上，單靠精神，很難持久。幾百年的太平消耗了明國的武力，突然出來一個建州女真，抵不住也不足為怪。這種情況，不能歸罪到我們的傳統文化頭上。
部族政權的私心
錢穆在評價曆代政治得失時，對漢、唐、宋、明都抱有他所說的“溫情”，也對前賢往聖心懷敬意。但是提到清朝，突然變得“橫眉冷對”，將最重的批評都用在了清一朝上。這樣的角度在今天看來，不符合我們現在提倡的多民族國家大團結的宗旨，但是他身在戰亂年代，有這樣的看法並自圓其說，我們也當同樣用心理解他那一片赤誠的愛國之心。
首先，錢穆拒絕承認清朝有政治製度。因為“製度是出之於公利，在公益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而法術則出於私心，因此沒有一定恰好的節限”。雖然他也承認，要建立一項絕對大公無私的製度，不僅古代曆史未有，將來這希望也還遠。不過公私之間該有分量的輕重。
錢穆說，論漢代，西漢可說是製度，東漢則多半出於光武的私心。論唐代，確實可說在建立製度，而宋代則有許多隻算是一種法術。明代，有許多隻能說它是一些事，不能說它是一些製度。尤其是清代，可說全沒有製度。它所有的製度，都是根據著明代，而在明代的製度裏，再加上他們許多的私心。這種私心，可說是一種“部族政權”的私心。
從中國曆史來說，皇帝個人並不能掌握政權，從漢代到明代初，宰相一直起著調節皇權的作用。到明代廢了宰相以後，皇帝在政府的權力大大提升，但也並不是在當時政治製度裏，整個主權都在皇帝，中國皇帝沒有講過“朕即國家”這句話，即是明清兩代的皇帝也都不敢講。單隻是皇帝代替了宰相，那仍是製度上的改變，不是理論上的翻新。
到了清朝，君王開始用另一批人來代替讀書人，而這一批人的選拔標準，就是出身。元代的蒙古族人與清代的滿族人成了當時政權的實際掌握人。表麵上來說，清代也有讀書人，如有名的紀曉嵐。但這是中國傳統的政治理論，滿族統治者沒有公然反對這種理論。他們隻在此理論之下，另用一種法術，將滿洲部族淩駕於中國讀書人之上。“若說他們是專製，則該是部族專製，而仍非皇帝專製。”
錢穆的這番話雖然嚴厲，但也不無道理。清人入關之後，最初的措施就是推行“剃發易服”政策。強令被征服的漢人一律改變發式、更換服裝，投降的明朝將士也必須剃發易服，作為臣服的標誌。
然而，我們自古以來就非常重視衣冠服飾。《孝經》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漢人成年之後就不可剃發，男女都把頭發綰成發髻盤在頭頂。而滿族的男子把前顱頭發剃光，後腦頭發編成一條長辮垂下。漢服以交領、右衽、無扣等為主要特色，滿裝的主要特點是立領、對襟、盤扣等。
清軍於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入關時曾頒發“剃發令”，因引起漢人的不滿和反抗，於是公開廢除此令。清兵進軍江南後，多爾袞下令再次頒發“剃發令”，“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便發生了嘉定三屠事件。此起彼伏的鬥爭曆經幾十年，最終結果是滿族統治者取得勝利，漢族大部分生者都剃發結辮，改穿滿族衣冠；堅持不願改換衣冠者要麼被殺，要麼逃到海外，要麼遁入空門，帶發修行。
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國，號召民眾剪去辮子時，仍然有許多人不願意剪，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剪去辮子後被官府殺頭，可見“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剃發易服”政策對漢族影響極深。當時的陳名夏曾說過：“免剃頭複衣冠，天下即可太平。”然而不久他就因為說了這句話而被滿門抄斬了。清朝的文字獄就更是猖狂了，因為一字而全家被殺者，不在少數。這樣的政治，實在是令人毛骨悚然。
秘密政治最可憎惡
我們現在提倡要政務公開，透明辦公。錢穆所憤恨最甚者，就在於清代的秘密政治。清代政治，和之前的傳統政治不同，始終袒護滿族人，也需滿族人在後擁護，才能控製牢固。在這種私心下，政府就需要一種法術來對付地方，其中之一就是秘密政治。
清代政府發布最高命令的手續，很不合曆史以往的做法。最高命令稱“上諭”，上諭又分為兩種：一種是明發上諭，一種是寄信上諭。
明發上諭都是相對來說不關緊要的事，如皇帝出外巡幸、上陵、救荒、人事上的升降、發布給中外的通知等。先是由內閣擬好，皇帝看過，再由內閣交到六部。
前一種方式是常見的，但是寄信上諭是清代特有的。寄信上諭不按程序，而直接由皇帝通過軍機處寄給受命令的人。比如給江蘇巡撫的上諭，就直接寄給巡撫本人，旁人誰也不知道。如果要交給吏部尚書的，也是直接寄信給吏部尚書，此外無人得知內容。
寄信上諭最開始的目的是為了保護軍事機密，但是後來凡是緊要的事，都用寄信上諭發出。這種上諭，由軍機處擬給皇帝看，皇帝看過以後，封起來蓋一個“辦理軍機處”的印，這個印一蓋，誰也不能看了。如果是有關經濟財政問題的，送給江蘇巡撫，戶部大臣也不能看。若是有關軍事的，送給兩廣總督，兵部尚書也不能看。這種上諭封好，辦理軍機處的印蓋了，就交給兵部尚書，兵部尚書不能拆看，隻要他加一個封袋，直接發給受命令的人。如是則一切事情，全國中外各長官，都直接和皇帝聯絡，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全國政治都變成了秘密，不再公開。
雍正是有名的專製皇帝，他的上一代康熙帝，在中國曆史上算是一個較開明皇帝，但是到了雍正便太專製了。如今還存留著他的朱批上諭的印章。當時，全國各地地方長官一切活動他都知道，全國各地都有他私派的特務人員。因此許多人的私生活，連家人父子親戚的瑣碎事，都瞞不過他。一切奏章，他都詳細批。
雍正元年，清帝召見王公大臣九卿宣布了一個重要的決定。他說：“建儲一事，理宜夙定。……今朕親寫密封，緘置錦匣，藏於正大光明匾額之後，諸卿其識之。”雍正“駕崩”之後，莊親王允祿等人打開雍正元年預立皇太子的秘密詔書，高宗弘曆依詔即皇帝位，從此成為大清王朝不可動搖的基本製度。因為雍正皇帝創立的秘密建儲製度，一勞永逸地解決了中國古代王朝長期難以解決的接班人製度問題，因此人們長期對雍正皇帝的這個做法給予極高的評價。
秘密立儲，也是清朝的一個創造。兄弟父子之間為奪皇位相互暗算，如此大費周章也是無奈之舉。對皇室尚且秘而不宣，更不用說要對黎民百姓交代什麼了。
清朝之前，外麵呈給皇帝的公事，一般要先送到六部；皇帝交代下來的公事，六部也一定得先看。因為政治該公開，而六部尚書是全國的行政首長。在明代還是如此，那時大官的任用還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則隻經過吏部。事關教育，則一定要經禮部的。但是清代皇帝私下決定了，就不再給政府行政長官預聞而直接辦理。“這絕不能說是一種製度，這是純粹出之於私心的。”錢穆說。
唐宋諸代的詔敕，宰相一定要蓋章，沒有宰相的章，就不成為詔書。這就是一種製度。皇帝的詔書不能給旁人看，而要直接送出，這就是一種法術。
錢穆批評政治上的秘密活動，這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一個政治體製都是秘密的，便很難保障公益，很可能被暗箱操作。而清廷八旗非中原之人，如果他們隻為自己著想，其他人就要遭殃，畢竟中國不止一個滿族，還有很大一部分的漢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也在這片土地上生活。被清人統治卻不被信任，難免會產生抵禦心理。這樣的感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為滿人而劃的禁區
清代的地方官和明代一樣，權力是有限的。而明代臨時性的總督、巡撫，到了清代也成了常設官，總督、巡撫就變成正式的地方行政首長。而這本來是一種軍事統製。地方行政從縣到府、而道、而省，已經四級，再到總督、巡撫，就變成為五級。真到軍事時期，總督、巡撫仍不能做主，還要由中央另派經略大臣、參讚大臣之類，總之，清代地方建製還不如明了。
八旗兵是國家的武力主幹，全國各軍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駐防。下麵的綠營，說是漢人的軍隊，實際上率領綠營的將領都是滿族人。這兩種軍隊，餉給是顯分高下的。各省總督、巡撫，差不多在原則上也隻用滿族人。漢人做到總督、巡撫封疆大吏的，是極少數。至於漢人帶滿族兵做大將軍的，二百多年間，隻有一個嶽鍾麟。到了太平天國的時候，才不得已用了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替滿族人再造中興，從此封疆大吏，才大部分轉到漢人手裏。但是到甲午戰爭失敗前後，封疆大吏又都啟用滿族人。所以錢穆說清代政治，完全是部族的軍事統治。
從上麵這兩個方麵來看，清朝的臣民是不平等的，八旗子弟要高出漢人很多。但要說最不平等的，還是滿族人劃出的禁區。
清朝統治者修築的標示禁區的柳條籬笆，被稱作“柳條邊”，又稱“柳牆”“條子邊”。清初，大量漢族人到東北墾荒謀生，為了禁止漢人及其他民族遷入滿族住地，封禁人參、貂皮、珍珠、鹿茸等名貴特產產地，保護滿族人的特權、防止滿族漢化，順治至康熙初年，修築了兩道柳條邊。一道長九百五十餘千米，稱“盛京邊牆”，也叫“老邊”；另一道長三百四十五千米，因修築時間晚，故稱“新邊”。
柳條邊由邊牆、邊門、敵台、路台等組成。邊牆有兩種形式，即壕溝之後設兩道土牆和兩道壕溝之間夾一道土牆。牆上植有柳條，邊門與一般城門相仿。敵台、路台仿明代建築，間隔幾裏至十幾裏不等，沿線有駐軍把守。到乾隆年間，柳條邊已形同虛設，逐漸廢弛。柳條邊的遺跡，今隻有少數地方，如遼寧義縣附近的清河邊門遺址的痕跡可見。
清政府把“東三省”劃成禁地，不許漢人出關。滿洲人本是吉林長白山外鬆花江畔很小的一個部族，滿洲並不就是“東三省”。遼河東西兩岸，秦以前就一直在中央政府的統治之下。戰國時代屬於燕。秦始皇築萬裏長城，東邊直到大同江。清代奉天一省，兩千年來也一直在中央的控製中。但是到了清代，統治者卻把它劃出去作為滿族人的禁地，不許漢人出關。直到光緒末年，河北、山東人才可以出關開墾。
當時的台灣，也劃為禁地。因為台灣由鄭成功反清複明，後來自立為王，還不斷有人造反，因此不許福建人私渡。這是為了管理，和“東三省”不同。
第三個禁地是今天的內蒙古東部。清朝把它劃成為禁地，不許添住一戶人家，也不許多墾一畝地。因為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們的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漢人隔開，不使相接觸。直到光緒末年才開禁。
第四個禁地是新疆。因此新疆有大量的肥沃土地尚未開辟，他們要留作滿族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滿族人能到那裏去，不許漢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新疆以後，禁令才鬆弛下來，漢人才能隨便去新疆。
“因於滿洲人這些私心的法術，在中國境內無端劃出許多處禁地，形成許多特殊區域。”錢穆特別指出的這一點，混淆了視聽是小，耽誤了國家統一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