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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都說中國的壞話，無怪我要多說幾句中國的好話。”錢穆開宗明義就說清楚，他要替中國曆史辯護。中國有世界上最寶貴的價值觀，中國有最開放的政治環境，中國的守時講法，中國曆史不是封建社會……這些觀點不僅外國人會質疑，就連我們自己恐怕也不盡信。但看完錢穆的話，卻又不得不信。
假如中國獨立富強了
“假如有一天，中國人又獨立自由了，國勢興隆，幸福康樂，過著舒服痛快的日子，那他們將怎樣打算呢？他們會又想做些什麼呢？”
錢穆先生耳聞目睹了中國二十世紀百年來的遭遇：先是受人壓迫，後又自相鬥爭，可謂內憂外患、痛苦已極。在這種情況下，他發出了上麵的疑問。這個問題似乎就是在問今天的我們，他所說的“獨立自由”“國勢興隆”，不正是我們的今天嗎？我們有什麼打算，又想做什麼事情？
或許，我們今天想做的事情太多了，不知道錢穆老先生，對今天的中國會不會滿意。在他看來，要知道後來的中國人，也就是我們會做什麼，就要看中國文化本來是在向哪一條路走，也就是我們國家民族文化內在的性格。
中國文化傳統有它的希望和目的，隻是隱藏在五千年的曆史中。這五千年的曆史，猶如一段生命。如果將一個人的生命分段來看，我們可以說他的第一時期是幼年在家期，第二是青年求學期，第三或是從事革命期，諸如此類。通過對他前期的分析，我們就可以知道他曾希望做些什麼，又完成了哪些。錢穆也將中國文化史分成幾期，來看它循著哪一條路走。
錢穆把中國文化從有史起到他生活的民國止，分為三期。秦以前為第一期，秦以後到唐為第二期，唐以下到晚清為第三期，民國則是第四期開始。這樣的分法，也基本符合我們對曆史的把握習慣。
中國文化和歐洲文化比較，好像兩種賽跑。中國是一個人在跑馬拉鬆，而歐洲則像是接力跑，一麵旗從一人手裏傳遞到另一人，不斷替換。從歐洲的曆史來說，那麵旗先由希臘人傳遞給羅馬，再由羅馬人傳給北方民族，現在是在拉丁條頓民族手裏。還有人認為，說不定那麵旗會由斯拉夫民族接去。而且這麵旗，並不是歐洲自己原有的，是從埃及人手裏接來的。
所以中國文化和歐洲文化相比，有兩點不同。第一，從時間上講，中國是由一個人自始至終地跑，而歐洲是多人接力。第二，就空間來說，歐洲文化，從希臘雅典，向四周發散。後來羅馬代興，文化中心便搬到羅馬，由羅馬再向四周發散。因此他們的文化中心，也從一個地方另搬到另一個地方。到近代列強並立，文化中心也就分散在巴黎、倫敦、柏林等地方，再由這幾個中心各自向四周發散。所以西方文化，常有由一個中心向各方發散的形態。而且這些文化中心，又常遷移，就造成了文化中斷的現象，在這裏告了一個段落，然後在別處再來重演。
錢穆的說法是否屬實我們之前已經討論過，但是在中國文化分析上，他的說法比較中肯。他認為中國的文化一擺開就在一個大地麵上。
如當時齊、晉、秦、楚各國，散居四方，而文化水準一般都很高，而且可以說基本上是一色的。當時的長安，是漢代中央政府所在地，人比較集中，但那裏不是漢代文化的泉眼，我們很難說某一地點是中國文化的中心。而歐洲文化則由一個中心傳到另一個中心，像我們已多次說過的希臘傳到羅馬，再傳到東羅馬。因此，西方文化可以有幾個中心變換存在，也就有地域性，而中國文化則沒有地域性存在。
把西方文化來和中國文化一比，就可以看清楚我們自己的文化發展，到底是怎樣的脈絡。中國文化的第一個時期，沒有地域性，並且一直延續，薪火相傳，慢慢進入了第二個時期。
錢穆所說的第二時期的最大貢獻，也是一個傳統的政治體係。錢穆專門從漢、唐、宋的政府組織、選舉製度、經濟政策、兵役製度等方麵來討論中國傳統政治的一個大的架構。並認為，漢代的政治政策，是“極敦厚，極篤實”的，它的地方政權建設得最出色，而唐代的中央機構最像模像樣。宋以下，一切政治社會規模，都逃不出漢、唐成規。錢穆並大膽地推斷，今後中國的政治社會，恐怕依然逃不掉漢、唐規模，在政治的一統性、社會的平等性方麵，漢、唐的大規模永遠值得我們研究。
第三個時期中，也就是從宋到晚清這個階段，有很明顯的一點，就是中國的經濟大大發展了。在文化方麵，一直到晚清學者，也沒有在先秦的思想之外有新的創見，仍然繼承著第一個時期的思想而發展。這並不是說，我們的學術文化就此停止前進、難以進步了。在錢穆看來，這隻是因為先秦的思想本來就已經很完備，也很凝練。後人所做的，就是將先秦中的種種烏托邦式的理想不斷運用到人生當中。比如儒家的學說，就被世代儒者不斷地探討，深挖儒學可能達到的高度和廣度。也就是說，我們第三時期的人，在高度不變的基礎上，增加了前代所有思想的深度和廣度。
第四個時期，也就是我們今天了。錢穆說隻要“政治清明，社會公道，把人生安定下來，則西方科學文明並不是不可能接受”。錢穆不排外，但是他不主張近代人將政治、社會一幹的希望，都放在外國人身上。花盆裏的花，要從根生起；花瓶裏的花，可以隨便插進。我們的文化前途，要用我們自己內部的力量來補救，這樣才有生機。
“不要折損了我們自己原有的活力。隻有這樣，中國數千年文化演進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繼續求前進求實現。”
天下大同：最寶貴的世界觀
現在我們知道，中國是世界兩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之一，中國人不過是世界中的一種人。用現代眼光去看先秦中國人的生活，似乎他們閉關自守，和外國人老死不相往來。但幾千年前的古人，是很難接受幾千年後的我們這樣的責備的。因為在中國古代，他們並不認為中國這一塊大地是一個國，而認為它就是天下，就是一個大同的世界。
先秦的封建小國，似乎微不足道，後來被秦統一。其實它們都曾有很長的曆史。像衛國，國土雖小，亡於秦時，它已有九百年曆史。九百年對於現在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非常長久古老的。其餘像齊、楚諸國，也都有八百年左右的曆史。
中國當時的四境，東南臨大海，西隔高山，北接大漠。《中庸》上說：“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在當時，認為中國已是一個天下了，他們所能知道的任何地方，同是一天下，同在整個世界之內。在這視聽耳目所能及的範圍內，文化也已臻於大同。
在那時，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大單位，我們首先認為世界上就隻有中國人和中國。世界大同，天下太平，這是中國古人理想中的一種人類社會；“凡有血氣，莫不尊親”，這就是中國文化所希望達到的理想。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文化是人類主義即人文主義的，也即是世界主義的。它不隻想求一國的發展，也不隻想一步步地向外擴張勢力。《易經》中有“可大可久”，中國文化可大，也可久。
西周王室覆滅之後，周王室所分封的諸侯們，逐漸形成一個堅強的同盟團體。在名義上，他們仍服從共主周天子的尊嚴。在實際上他們保存封建文化，壓製和抗擊遊牧民族的騷動與威脅。這就是所謂春秋時代的霸業。但春秋列國君卿大夫，同是貴族，在各自的領土上擁有特權，因此他們隻能做到“國際聯盟”，就再也不想往下走了。但平民學者興起之後，他們並不承認貴族特權，他們更能接受天下有一個共主、一個最高中心的曆史觀念。因此，這些平民學者從國際聯盟，進一步而求天下一家。
而這裏所謂的“平民學者”，也就是諸子百家了。諸子百家常常在各國間周遊活動，當時稱為“遊士”，也就是說他們是流動的知識分子。他們無不抱有天下一家的大同觀念。那些對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忱，並不是他們看重的，因此而造成秦漢以下中國的大一統。
孔子的祖先是商朝之後宋國的貴族，後來逃往到了魯國。但孔子一生，並不抱有狹義的民族觀念，從沒有想過滅周複商的念頭；也不抱狹義的國家觀，並不曾對宋國或魯國特別地忠心；更沒有狹義的社會階級觀念，他隻想行道於天下，造福於全人類。孔子可說是一個“人類主義者”“世界主義者”。又比如墨子，他的國籍和出身至今不明，後人隻知道他一樣是一個沒有狹義的國家觀和階級觀的人。莊子、老子，就更沒有所謂的國家觀、階級觀了。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學》中的這一“修齊治平”，形成封建倫理政治哲學的整個體係。而平天下，就是當時的人所抱有的天下觀。到秦始皇時代，真成天下一家了。中國文化，一開始就在一個大的地麵上，希望隻要交通所達，彼此都相親相愛，結合在一起。他們的最高理想，就是奠定一個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和平幸福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