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鄉縣聲稱該縣上池村為王安石祖居地。沿著鵝卵石和石板鋪就的道路進村，但見村中已是新老建築混雜。村巷深處有一清代建築群，叫“總門裏”，是王安石第三十二代後裔王來期花了五年時間建造起來的。傳說，當年王來期在湖北開煉鐵廠，有次接受顧客為加工錫釘送來的原料，竟發現原料裏麵夾雜了許多金子，於是，他將金子藏進豬毛簍，裝了十八條漁船運回家鄉。總門裏正是用這筆意外橫財建造的。它隻有一個總門可以進去，周圍有十餘米高的圍牆，裏麵有七幢大房子，可供三十多戶人家居住，其附屬建築還有花圃、養魚池、馬間等等。此外，屋後還設置了兼具防禦土匪功能的水溝，一旦有土匪侵擾，總門裏的任何一戶人家都可以搬開家中水溝的石板，鑽入空間很大的水溝，逃到屋後樹木茂盛的山上去防避。
類似這樣的建築群落，講究整體的統一，同樣風格、形製、規格的房屋整齊地布局在相應的空間中，其間的巷道縱橫規整，看似四平八穩的樣子。商人發財返鄉後為自己兼為族人建造如此整齊的建築，恰好體現出他們企圖維係宗法關係而不吝金錢和心血的努力。
吉安的唐賢坊村始建於宋代，因開基建造者非常追慕唐代，認為“以世之賢，莫盛於唐”，於是“坊題唐賢”。村人對唐代的推崇還見於標榜本宗本族文化淵源的楹聯：“麵對吳峰一門競爽，積德唐代八葉名家。”而唐賢坊村人至清代卻紛紛走上了經商發家之路。村中保存完好的清代古民居，以及普遍鑲嵌了玻璃的雕花門窗，就是當時生活富庶的寫照。有一座繡花樓便依偎著那些富庶人家搔首弄姿地站到如今，大門之上的樓廊逼仄，闌幹未有雕飾，側牆上還留著一段毛主席語錄：“在階級社會中，每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毫無疑問，人們曾拿它做批判的武器，來鞭撻這座建築的青樓曆史。盡管如此，僅有百餘戶人家的村莊裏，仍建有書院五座，門前照壁上大大的墨書“魁”字，分外醒目，傳達著人們經年曆久的向往。全村隻有三座門出入，村內房屋整齊一致，縱橫相接的巷道橫平豎直。默默數來，類似建築格局的村莊還有吉水桑園、仁和店、安福塘邊以及豐城厚板塘等處。
登高望去，錯落有致的馬頭牆鱗次櫛比，顯示出恢弘壯觀的氣派。對了，這正是一個宗族的排場和氣勢。
清人所撰《安成塘邊劉氏族譜·序》曆數安福縣塘邊村劉氏曆代官宦，爾後稱：“諸老先生著書著集，傳世極其多也。自唐宋世居於塘邊，古今文獻。……世傳詩書理學，代有仕宦科名，奕葉貴顯，蓋鄉邑望族也。”塘邊村的村落文明中浸透了“耕讀固本，農商發家”的思想，其族訓也言辭懇切地勸誡後人：“子弟以讀書為先，不能仕進者，農耕工商，亦需各敬本業，努力上進。”
作為我國南方獨樹一幟的“群落”式民居，由塘邊各個建築群落統一規劃、自成一體的氣派，我們不難想象當年“塘邊老表一把傘，走到外地當老板”的盛況，那種腰纏萬貫的得意。然而，耐人尋味的是，盡管如此，該篇序文卻隻是津津樂道於讀書仕進，以至根本就不屑於染指工商的曆史。
那些富商財主大約料想到自己被文字冷落的必然遭遇，他們隻能以建築為自己立傳了。依靠在四川經營鹽業、在雲南經營百貨綢緞布匹而發家致富的塘邊人，畢竟骨子裏浸透了儒雅，不甘於有錢無勢，他們中賈而好儒、商而兼仕者有之，買官鬻爵者也不乏其人。希望子弟學而舉業，於是，紛紛興建塾館、書舍、書屋；為了給自己樹碑立傳，於是，都在修建的祠堂府第冠以“大夫”、“司馬”之類的爵位；到了清朝中後期，塘邊的大富豪更是大肆斥資購置田土山林、建造房產，“群落”式民居大都是這一時期建造的。
所謂“群落”民居，就是大村莊裏築著大院子、大院子裏套著小村莊，半封閉的大院內，一幢幢民居雖就範於其中，卻也保持著門戶獨立。如此看來，它既不像北方宅院，又不似贛南圍屋。倒是和豐城的白馬寨及厚板塘、新建的汪山土庫有某些相類之處，然而，區別也是顯著的，那些村莊本身就是一個大院，而塘邊村中卻坐落著若幹個大院，現保存完好的就有四處。一處處群落，就是一個個血緣相親、累世同居的大家庭。
群落的院牆高聳，設有一二個大門，大門有的是牌坊式的，有的稱為“馬廊”，意為到此者下馬下轎，步行入內。進入馬廊有一小廳，是門子、更夫的住所，他們日夜值班，保護群落的安全。馬廊的得名還因為院門兩側的附屬建築狀似馬廊，這馬廊為全體住戶公用，下層是仆人、丫鬟的住所，上層用做書舍和儲藏間。
各個群落中的民居，從格式、大小、高矮到建築材料的規格、質地、顏色大體是一致的，一幢幢縱橫排列，總體成棋盤形。房屋前後間距不足兩米，兩邊巷道恰好可以撐開雨傘。高高的山牆，既顯示出不甘人後的家族氣派，又起著防風、防雨、防火的作用。民居建築工藝精巧，質地堅固，砌牆的青磚經過打磨，牆體平整光潔；樓板屋瓦都是雙層，防漏且隔熱；門框、窗架、牆角、柱礎、台階、陰溝，均用青石鑿成不同規格的材料，砌得嚴絲合縫，既美觀又耐用。各個群落一側，均建有祠堂，由於群落民居相距緊密，巷道狹窄，娶親嫁女進不得花轎，老人過世抬不出靈柩，所以，祠堂自然成了村人舉辦紅白喜事的公共場所。
“文明坊”群落是塘邊村最大的民居群落，內有民居二十四幢，縱橫數十條寬度一致的巷道。據說，當時這個大院的主人，就是建造者及其後裔和近親，多為商家和讀書人，種地的隻有三戶半。整個大院隻有前麵一個大門出入，後麵設有一個小門，但沒有特殊情況，一般不開。院內不準飼養牲畜家禽，不準堆放柴草雜物，廁所也建在院外。如此等等，為的是營造出一個安全、清潔、舒適、和睦的居住環境。
對外整齊一致、內部自成一體的群落民居，恰好反映了塘邊劉氏大宗族的宗支關係和家族內部的親緣關係。要知道，塘邊村的很多男人長期在外經商，有的路途遙遠，十年八載也難得回來一次，留在家中的隻是家眷老小，有的甚至隻有女眷。於是，興建這種半封閉式的民居，既是家族意識的強烈表達，又不失為對女性的嚴密的防範措施。
是的，在封建禮教根深蒂固的中國農村，民居建築必定會反映出積澱著封建倫理觀念的深層心理，它的封閉、半封閉的格局，並非隻為聚攏族人，以相依為命的團結和磚石土木結構的屏障，防禦外部世界的侵擾，其間，也布置著許多不宜張揚的微妙情感。那是幾分警惕，幾分狐疑，幾分牽掛；那是未雨綢繆的警惕，關於紅杏出牆的狐疑，相隔千山萬水的牽掛。
建築的確也能夠營造出封建禮教的強大環境氛圍。如果說，封閉的圍屋最大限度地壓縮了私密空間，幾乎把人們的內心生活都放置在逼仄的公共環境中，放置在眾目睽睽之下的話，那麼，在半封閉的群落民居裏，私密空間的相對擴大在一定程度體現出對個體的重視，但這並不意味放棄了宗族的倫理原則，隻不過那些原則變成了夾峙個體的房屋，督護個體的院牆，變成了彌漫於院中巷道的嚴肅空氣和凜冽目光。
我的認識或許有些刻薄。但是，考察了諸如塘邊這類被人喚做“女人的村莊”的高牆深院，我執拗地相信走馬遠去的男人一定把心底的隱憂告知它了，一定把貞節的秘密托付給它了。一部工商的曆史，就是女人苦守村莊的曆史；一個沒有男人的村莊，定是築有銅牆鐵壁的村莊。一旦洞穿了這一秘密，我們將會發現，所謂安全意識，原來不僅僅部署了防範外患的堅固工事，還暗設了化解內憂的預警係統；它需要顧及的不僅僅在於金錢財產、身家性命，還包括思想、情感、名譽等等。
我相信，這不是牽強附會的主觀臆測。因為，建築的確可以成為封建禮教的精神工具，事實上，以牌坊為代表的建築甚至成了封建禮教千年不朽的象征。所以，我覺得，衣錦還鄉的人們大興土木，其實也是在為家人、為族人建造精神圍屋。
當然，建築也可以成為個人情感的表達。在自詡“桃源深處”的慶源，有一幢民國時期的住宅，人稱“深山裏的總統府”，據說是仿造國民政府南京“總統府”的結構。這是壟斷了中緬公路開發中物資供應的巨商詹勵吾，於1944年獻給母親六十五歲生日的禮物。為了表達孝心，他還從昆明給家鄉寄來了一塊漢白玉的基石，嵌入牆體，並在正門牆壁上用磚雕刻了一百零八個字體各異的“壽”字；金溪七坊村的湧勝生祠，建於清朝道光末年，是清代左江兵備道台吳德徽為其父吳湧勝所建的生祠。此祠堂建築麵積近五百平方米，四周印鬥牆，三道大門，四道側門，祠內建有戲台，門窗全為精致的木雕花槅，梁柱等木構件上繪有人物、山水畫……如此等等。
就我的所見所聞來看，官宦們是比不得富商的，他們很少有興建廣廈福澤族人的慷慨之舉，不過，他們晝錦還鄉的春風得意，總能通過建築表現得淋漓盡致。
婺源縣的坑頭潘村，村長約半裏，可是，在穿村而過的小溪上卻建橋三十六座半，對外號稱“百橋”。而在整個婺源縣，目前尚存的石拱橋竟達三百三十座之多，且每座橋均被命名。人們建橋的熱情，固然與婺源山村依山傍水的自然環境有關，或者，可以說，穿村而過的溪水激發了人們的詩意向往，他們著意要為自己營構“小橋流水人家”的意境。
但是，且慢。要知道，在婺源鄉間建造那種單洞石拱橋是頗有講究的，並不能隨心所欲。比如，坑頭潘村的族規就有所限定，任七品以上的官員才允許建橋一座。宗族內部各個房派出的官員有多寡之別，於是，在村中半裏長的小溪上出現了饒有趣味的風景。官運亨通的房派，自然在溪流之上占盡了風光，因為他們的橋多，之間的間隔也就短了，最密集處相距僅十數步。那些橋的名字一個個驕傲得很，什麼“迎恩橋”、“澤民橋”、“留蔭橋”，充滿居高臨下的得意。沒有出官員的房派，門前的流水也寂寞無主了，與他們房屋相臨的河段大段大段地空在那裏。想必他們借道走別人的橋來來往往，心裏肯定是不好受的。聽說，有個房派便在羞愧之餘，不惜花錢捐了個七品知縣，為的就是在溪上爭得一席之地。豈料，族人認為花錢捐官敗壞了官翰世家的名聲，對其施以白眼和口沫。好在那位知縣還算爭氣，雖頭上的帽子來路不正，在任上卻是政績卓著，族人便允許其在村外極不顯眼的地方建橋半座。所謂半座，指的此橋搭在一塊伸出的岩石上。看來，族人對知縣大人還是挺苛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