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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緣何析族分家，想必，在先祖的牌位之下，青煙依依，燭淚漣漣。祖靈有知，即便畫像上的眼神，也是萬般繾綣。文天祥堂兄天佑之孫有俊，元授迪功郎，主簿潮陽，解組歸。因吉郡兵亂，遂留家會昌，卜居東門，成為文天祥後裔在會昌的始祖，已傳至二十九代，他們至今珍藏著族譜和畫像。
也許，正是為了讓祖靈能看到瓜瓞綿綿的動人景象，修族譜成為宗祠必須承擔的一項重要任務。隨著人口的繁衍，宗族的分支、遷移不斷發生，修譜以正名分、明昭穆，既是尊祖敬宗的需要，也是廓清源流、凝聚同宗的需要，及時修譜才不至於發生“視一族為途人”之事。族譜均記述有族姓來源、世係、遷徙、婚姻、名人、經濟狀況、喪葬祀典、族規家法等方麵的內容，有的族譜還有《添丁簿》《行第歌》等。
鄉村普遍十分重視修譜，許多曆史文化名人也不例外，比如朱熹就親自編纂了《新安朱氏族譜》，還說：“三世不修譜，當以不孝論。”因此，圍繞著族譜的編修，形成了一整套中國特有的譜牒文化，族譜的內容和形式、體例、主旨等，都有一套成熟的規範。編修譜牒，首先要由祠堂組織一個修譜班子，司職財務、編輯、印刷、校對、分發登記等等事務。族譜修成時，一般要舉行慶典活動。因為族譜是神聖的，其分發和保存都有規矩。修譜的年限，各地並不一致，大約為三五十年一修。
族譜的譜序，用極其概括的文字論述修譜的意義、修譜曆史、本族源流，大都由本族名流官宦或請著名學者、政界要人撰寫。在“早期客家搖籃”寧都，修譜活動始於唐，盛行於清代。一百三十個客家姓過去姓姓有譜。全縣各氏族平均五十年為一屆修譜期。為寧都各姓族譜作序的，有好些如雷貫耳的名字。那些文壇巨匠、曆史名人有歐陽修、朱熹、蘇軾、王安石、曾鞏、黃庭堅、文天祥、解縉、吳澄、趙孟頫、董越、陳勉、魏禧、邱維屏等。有的家譜連續幾修都請名人寫序，比如《璜溪中壩清河廖氏族譜》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修譜序，分別由歐陽修、朱熹、文天祥、陳勉撰寫。
小小的村莊，竟請到聲名顯赫的人物為之撰寫譜序，這頗能從另一個側麵證明人們對詩書文章的尊崇、對功名仕宦的仰慕，同時，它也真切地反映了眾多村莊因攻讀仕進與天下才俊建立起來的密切聯係。顯然，正是極其濃厚的崇文重教的社會氛圍，培育了村莊親近文化名人的崇拜之情。
有了族譜，大概再不會發生視同宗為途人的情形了吧？可是，有人還不放心。
遷居修水的黃姓，絕大部分都是峭山公的後裔。相傳他有二十一個兒子，年長分居時，他曾贈詩八句，囑咐兒子們永不忘記。並且，還用心良苦地交代：隨著年長日久，散居各地的後代若有對麵相識的機會，必須吟詩以辨真偽，證明身份，才能共敘親情。因此，黃氏子孫在每天早晚和規定日子祭拜祖先時，均須默誦或朗誦峭山公所贈詩句，以便永遠流傳紀念。各戶廳堂上方祖先牌位兩側的對聯都是：“早晚不忘親命語，晨昏須薦祖宗香。”
修水的《黃氏新譜》收錄了那位峭山公的遺詞——
且承蒼天之庇蔭，蒙春申之渥澤，以優遊晚景，而為子孫謀久遠之計者，吾之奢願久蘊未發也。於是迎親友，設幾筵，諸召子訓曰：吾今日月逾邁，風燭堪虞，雖家資頗稱豐饒，而供給幾經浩大，若不預圖良策，第恐後悔難追。吾曾經福建、江西、廣東、廣西等處，山川毓秀，風俗清醇，真可為萬世鴻圖也。吾將錢八千萬貫、金銀八百稱，各份均分。三妻所生二十一子，各留長男侍奉，餘汝兄弟，當深懷遠慮，適彼樂郊。爰作詩一律，囑於諸兒，則後之散居各省郡邑者，欲辨宗親，須吟詩句，不特可知代遠之本原，而亦可征後世之符合。垂老之言，汝其敬聽勿違。宋元豐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命下。
詩曰：
駿馬匆匆出異方，任從隨地立綱常。
年深外境猶吾境，日久他鄉即故鄉。
早晚勿忘親命語，晨昏須薦祖宗香。
願祝蒼天常庇佑，三七兒孫永熾昌。
又曰：
思我先君一脈奇，二十一子並三妻。
傳流天下皆英俊，曆代兒孫忙帝基。
這首詩成了分辨血緣的基因，宗親接頭的暗號。不妨想象一下修水黃氏後人吟詩相會的場景，唱和之間，是心與心的碰撞，血與血的交融。
贛南黃姓中也流傳著“黃峭山遣子拓南疆”的故事，其內容大同小異。也許，這首認祖詩是天下真假黃姓的試金石吧？
其實，人們心中祀奉著共同的祖先，又何須以詩為證呢，祖先的神位就是最響亮的名片。瑞金楊氏通過宗祠裏的楹聯把自己的身份、來路說得清清楚楚，其一曰：“由關西徙贛南祖德宗功經之營之力圖瑞邑之基業，藉程水貫上陽光前裕後耕也讀也恢宏清白之家風。”其二道：“派分關西由南昌而贛州興國瑞金一脈流傳愈盛，祭舉冬至自始祖迄高祖曾祖顯祖千秋陟降攸臨。”
前聯所標榜的清白家風，被題寫在匾額上，也成了顯赫的名片。由白馬寨楊氏人家的匾額，便可判斷他們與瑞金楊氏的那一支原來同宗。他們都奉東漢學者楊震為遠祖，楊震父子四代官居太尉。相傳楊震為官清廉，一生清白，曾有人夜懷十金，向他行賄，行賄人說：“暮夜無知者。”楊震回答說：“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 嚴詞拒受。而其子孫世守名節，故其後裔常在匾額上題刻“清白傳家”、“清白遺風”等內容，“清白”二字簡直就是他們的族徽。
憑著那些驕傲的徽章，析居各地的人們可以輕易地找到自己的宗親。這是因為匾額以高度凝練的文字，存儲了一個宗族的曆史信息，或展示宗族遷徙發展的淵源，或敘述先輩的嘉德懿行，或取材於與姓氏相關的成語、典故，或張揚本族為人處世的行為準則，意在褒揚先輩、垂訓後人。在北人南遷的曆史背景下，如果說“江夏淵源”、“潁川世第”之類揭示宗族來脈的文字，還不足以反映某一宗族的獨特個性的話，那麼，諸如“清白家風”之類匾額則為一個姓氏所強調，並通行於這個宗族的各個支派之間。
又比如，黃姓的“叔度高風”，讚美的是東漢黃叔度的高尚品行；鍾姓的“知音高風”，傳誦的是春秋時期鍾子期和俞伯牙高山流水覓知音的千古佳話；曾姓的“三省傳家”，取材於曾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田姓的“紫荊傳芳”，講述的是臨潼田真兄弟三人分家的故事。傳說財產均分後，尚剩屋前一株紫荊樹未分，約定次日斫分為三，各得其一。誰知次日早上，樹已枯萎待斃，田真對兩個兄弟說：“樹木同株，聞將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說完悲不自勝。兄弟相感，不再分家，屋前的紫荊又繁茂起來；王姓的“三槐世德”，還是與樹有關：宋朝王祐曾在庭院中植槐三棵，預言子孫必然顯貴，其次子果然考中進士，後出任宰相。如此等等。
這樣的匾額，是一個宗族的血液檢驗單，也是性格說明書，甚至可以說，它們是一張張祖先的畫像，祖先的音容笑貌就在字裏行間。它們不僅喚起人們的崇祖意識，讓那些離開祖居地漂泊四方的心靈有了歸屬感，而且，有它們為媒介，即使分支別居的人們也能呼吸相通、心心相印，哪怕天各一方、山高水長。
所以，贛南幹脆把匾額稱做“門榜”，題寫門榜的習俗至今依然在鄉間盛行。“衣冠南渡”的客家人把門榜作為崇尚祖訓、銘記曆史、注重家教、愛惜名節的文化傳統帶到南方，並在長期生產生活過程中傳承和發展，使之成為存在於贛南客家的一種獨特的文化形式。題寫門榜之風尤以上猶等縣最甚，至今，上猶縣百分之八十的民居都有門榜。機械地顧名思義，把門榜解釋為對門第的標榜，是宗族的招牌，大致也不會錯吧？
不妨再來回味一下那位峭山公令二十一子分家的理由：“當深懷遠慮，適彼樂郊。”他的遠慮是什麼？是擔心生存條件不堪承受人丁興旺的重負嗎，如婺源？或是唯恐他留下的萬貫家財可能貽害子孫，致使其不思進取，坐吃山空，甚而兄弟鬩於牆？
如此想來，宗族的繁衍像水稻分蘖一樣，蓬蓬勃勃的，也是團團簇簇的；而宗族的析居卻不是水稻可以比擬的，它更像遍布山岡的馬尾鬆，聽任風把鬆樹的飛子送向四麵八方，風的方向就是飛子的前程，風的力量就是飛子的距離。
落地生根的飛子，最終成為另一片樹林的開基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