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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品中的主人公卻並不陶醉在這一光榮表彰的自我欣慰之中，作者把視點潛入主人公的內心世界，讓人窺見已經逝去的一幕幕辛酸的往事：他回憶著學校危房的險情、桌椅的破敗，一再向校長、主管文教書記、教育局長反映、請求，跑酸了雙腿，磨破了嘴唇，可得到的卻是悲憤的結局：“推、拖、哄”，“苦笑、攤手、搖頭”。在無可奈何之際，他隻得盡自己的力量砍回幾根樹杈，暫時撐住這即將倒坍的危牆。但事故終於發生，他願以自己微薄的身軀換得祖國花朵的生命。這是教育戰線上的一場悲劇。魯迅說：悲劇把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從這場悲劇中，我們不僅看到小學教師徐立民忠誠於教育事業的高尚美好的心靈——有價值的東西在損傷和毀滅，而且也看到了造成這場悲劇的種種間接的和直接的社會原因。
當主人公的視點由內在世界轉向外部世界即主席台上的現場時，竟發現與前者形成強烈反差的臉譜；校長、書記、局長，“或滿麵春風，或端莊有姿”，一個個準備著上錄像機的“鏡頭”。他們在高興什麼?是由於他們“英明的領導”才培育出如此不平凡的英雄?或者說從英雄的出現，顯示出他們“政績”的浩大，他們甚至比英雄還“英雄”。作者用搶鏡頭的方式，攝取他們刹那間的種種表情和細小的動作，透視出他們隱蔽著的不潔靈魂。達·芬奇說：“繪畫裏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每一個人物的動作都應當表現它的精神狀態”，“表現它們內心的意圖”。
作者通過臉譜所要表達的，正是這些人的“精神狀態”和“內心意圖”，他們所以如此隆重地開慶功會，與其說是為了對英雄人物的表彰，不如把它說成是或多或少為自己的功績而歡慶。讓這莊重的授獎會帶有一點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劇色彩。
授獎儀式上，作為英雄的主人公當然要講話，與會群眾熱烈的掌聲表示對他的歡迎和敬意。講什麼呢?作者沒有按照常例，講些諸如感謝領導和上級栽培之類的套話，而是從人物特定的個性出發，描述主人公眼裏把台下的與會者都幻化為山村渴望讀書的小學生的幻覺。他痛心，他心急如焚，他邊自責邊傾訴：小學生失去了教室，失去了求學的神聖機會，悲劇在繼續！快救救孩子吧!這一伴著血淚的呼喚，響徹行雲，震撼著人們的心靈，驟然把歡樂的會議氣氛罩上一層濃烈的悲劇色彩，把衝突推向高峰。
最後，作者用驚人的一個動作描寫，為表現這一人物形象的崇高美劃上最後遒勁的一筆。主人公把那疊紅綢包裹的獎金當眾捐獻出來，以用作鄉村小學急不可待的維修費。這一出人意外的壯舉，使徐立民這位教育戰線上的英雄性格更為豐滿，更為崇高。是的，主人公年少時想當英雄而不成，如今作為把青春獻給山村教育事業的小學教師竟意外地成了英雄。當了英雄他又處處關心著落後山村的教育事業而不想當這英雄。但就其高尚的品質而言，這才是真正的英雄。由此看來，微型小說雖然不能鋪陳為英雄的史詩，但也同樣可以表現英雄的崇高美。我們從這篇很有特色的作品中會得到許多可貴的藝術借鑒。 我們不能因循守舊，要敢於想像，敢於接受新鮮事物和新鮮想法，這是創造和進步的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