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部厚厚的《江西通史》裏，循著四麵八方襲來的酒香，走向唐代江西的四麵八方——
唐代人們飲酒普遍，上至官僚文士，下至平民百姓，皆好飲酒。江西地區飲酒之風也極濃。《太平廣記》中就有不少這樣的記載，如卷四○○《雩都人》記，於都縣一船主“遇一黃衣人乞食”，便“與之盤酒”；卷三五五《王誗妻》記，南安縣“人有祭祀，但具酒食”。卷四九七《江西驛官》記，江西的某官驛設有酒庫，“諸醢畢熟”。詩歌中也有不少關於飲酒的生動而形象的描寫，如王駕《社日》詠民間節日裏，鵝湖山下的民眾飲酒慶祝，以致出現“家家扶得醉人歸”的農家樂景象。另外，袁皓《重歸宜春偶成》：“殷勤傾白酒，相勸有黃雞。”韋莊《袁州作》：“正是江村春酒熟，更聞春鳥勸提壺。”郎士元《寄李袁州桑落酒》：“十千提攜一鬥，遠送瀟湘故人。”白居易《早秋晚望兼呈韋侍禦》：“潯陽酒甚濃，相勸時時醉。”這些詩句也對江西的飲酒之樂作了形象的寫實。而劉禹錫《送湘陽熊判官孺登府罷鍾陵因寄呈江西裴中丞二十三兄》描寫南昌：“朱檻照河宮，旗亭綠雲裏。”杜牧《罷鍾陵幕吏十三年來泊湓浦》詩曰：“青梅雨中熟，檣倚酒旗邊。”又足見贛江、湓水人口集中之地，酒家經營十分興旺。五代時期，本區的飲酒風並沒有衰減。《五代詩話》卷三引《天祿識餘》“毛炳”條記載：豐城人毛炳“入廬山，每與諸生曲講，獲鏹即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時人為之語曰：‘彭生作賦茶三斤，毛氏傳經酒半斤。’”後遊螺川諸邑，遇酒輒飲，不醉不止。
飲酒之風的盛行，是以釀酒業的興盛為前提的。當時江西的酒類生產以工藝相對簡單的濁酒為主。濁酒酒液渾濁，米滓往往漂在酒麵上，泛泛然如同浮蟻，故時人稱及“濁酒”多以“蟻”字來形容。白居易在江州潯陽時，作《問劉十九》詩稱的“綠蟻新醅酒”，即是當地的有名的濁酒。上引詩人袁皓所稱“白酒”即是濁酒。與前代相較，江西釀酒技術有所提高。《太平廣記》卷二三三《南方酒》記，有釀酒者埋置酒於陂中，“候冬陂池水竭時，置酒罌，密固其上，瘞於陂中”。這無疑是一種培養酒質的技術。在釀酒原料及技術上，南方酒“不用曲蘖，杵米為粉，以眾草葉胡蔓汁溲”，因此合糯為酒。且“飲既燒，即實酒滿甕，泥其上，以火燒方熟”。這種米酒經過了過濾、火燒。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釀酒技術的進步。江西各州縣普遍釀酒，出現了一些享譽全國的地方名牌酒。李肇《唐國史補》卷下所列全國名酒十餘種中就有江西“潯陽之湓水”。白居易《首夏》詩中讚道：“潯陽多美酒，可使懷不燥。”宜春酒也是當時名酒，《新唐書?地理誌五》記，“袁州宜春郡……有宜春泉，釀酒入貢”。由於宜春酒佳，唐時有人提倡仿製此酒。《白孔六帖》卷十五載：“李泌字長源，泌請裏閭釀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豐年。”
唐代釀酒分官釀和私釀。唐前期允許私人釀酒，采取官私酒業自由發展的寬鬆政策，從而推動了民間酒業的發展。民間釀酒或自用，如以陶淵明釀酒故事命名的“陶家酒”，在九江民間素有盛名。李白《潯陽感秋》：“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白居易《潯陽秋懷贈許明府》：“試問陶家酒，新篘（要造字：竹字頭下加“芻”）得幾多。”又《太平廣記?南方酒》記，“南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待到女大出嫁時”，取供賀客，這種酒被稱為“女酒”；或是在市場上出售，江西地區市場上的酒家不少。同上《南方酒》記，“無賴小民空手入市，遍就酒家滴淋”。《唐國史補》卷上載：大曆年間，柳渾佐江西觀察使路嗣恭幕時，“嗜酒，好人廛市，不事拘撿”。中唐以來，朝廷政府為了增加稅收，滿足軍國財政之用，全國大範圍實行官釀官賣。《舊唐書?食貨誌下》載：建中三年（782年），“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釀，……委州縣綜領，醨薄私釀，罪有差。”江西地區私釀一向興盛，朝廷遂嚴禁江西私釀。《新唐書?王仲舒傳》載，德宗建中以來至穆宗長慶年間，“江西榷酒利多佗州十八”，達“九千萬”。而民間私釀之風“歲抵死不絕，穀數斛易鬥酒”，江西觀察使王仲舒遂奏請朝廷罷本區私釀之禁。王氏的開明政策，無疑有利於江西地區酒業及其相關經濟的發展。又《冊府元龜》卷五○四載，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江西觀察使裴誼奏請停官酤，“洪州每年合送省榷酒錢五萬貫文”。江西酒稅的豐厚，正說明其釀酒業的興盛，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江西官吏關注本區酒業的發展。
榷酒，就是政府嚴格限製民間私釀自賣酒類，由政府獨專其利。它作為增加國庫收入的一項較為穩定的經濟政策，肇端於漢武帝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古今中外，政府都把酒類的財政收入做為國家重要的穩定性財源。比如北宋的酒課征收。《江西通史》雲——
北宋管製酒的生產與買賣，“諸州城內皆置酒務釀酒，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所在多請官酤”。官府對釀酒業的利潤極為看重，始終嚴密控製。
釀出的米酒分兩種：自春至秋，釀成即鬻的稱“小酒”，每斤自5錢至30錢，分26等；冬天釀製至夏天出賣的稱“大酒”，每斤自8錢至48錢，分23等。所用米糧及製作方法，各地因水土製宜，價錢亦因地而異。由於官府設酒務，一方麵釀酒出賣，另一方麵征收釀酒民戶的歲課。有的官員因此深感慚愧，歐陽修《食糟民》曰：
田家種糯官釀酒，榷利秋毫升與鬥。
酒酤得錢糟棄物（一作“不棄”），大屋經年堆欲朽。
…………
不見田中種糯人，釜無麋粥度冬春。
還來就官買糟食，官吏散糟以為德。
…………
我飲酒，爾食糟，爾雖不我責，我責何由逃？
對農民種糯米而沒有酒飲的苦痛，歐陽修心生惻隱，然而，官家的榷酒政策，並不因仁人君子的自責而撤消。榷酒，不僅是州縣官吏的職責，而且還不時有受責降的大官下放州縣監酒稅，蘇轍即是顯例。
元豐三年（1080年），蘇轍因兄蘇軾以詩得罪，受連累，由簽書南京判官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這個稅務原有三吏共事，蘇轍到時，二人罷去，由他一人包辦，“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暮則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複出營職”。監稅吏，不僅征收豚魚之稅，還賣鹽、沽酒，是市場中的稅吏兼商人。官府把酒看得和鹽一樣重要，壟斷專賣，故釀酒之盛，酒稅收入之豐厚，可由此窺見。蘇轍終日與酒打交道，對釀酒行情自然熟悉，知道“江西官釀惟豫章最佳”，所以無人往豫章寄送酒。蘇轍終日守在糟缸邊，聞其香，品其味，不知足，結果“飲酒過量，肺疾複作”，他深自悔恨，“不知逃世網，但解憂歲課”。一個責監鹽酒稅者，必須為完成酒課定額而操心。
謫監鹽酒課的貶官關注酒課上升，企求早得解脫，而主管地方財賦的官司，更以增稅為功，二者都可能是演變成苛剝百姓的動因。景德四年（1007年）四月，宰相王旦對真宗說，諸路“遣官檢舉酒稅，競以增益為功，煩擾特甚。……諸州雖各有原定酒數，然隨時增益不已”。於是，又下令“取一年中等之數，立為定額”。可見，各地增加酒課的劣跡，獲得朝廷的認可。
酒稅在財政中占何等地位，可從與商稅比較中看出。舊稅額中的酒課高出商稅，熙寧十年數二者基本相等（酒課中加進買撲的錢和金銀約及40萬），故酒稅與商稅具有同等地位。與兩浙路比較，江西的酒課多出約10萬貫。天禧四年（1020年），兩浙轉運副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課舊額十四萬貫，遺利尚多。乃歲增課九萬八千貫。”增課後為23.8萬貫，仍少於江西。官府征得的酒稅，在一定程度上是飲酒量的表示。酒稅多，飲酒人增多，飲酒風氣更濃，總體上看，正是商業更旺盛的結果，也是社交生活更活躍的一種表現。
蘇軾以作詩“謗訕朝廷”罪被捕入獄，蘇轍上書請求以自己的官職為兄贖罪，不準，牽連被貶，監筠州鹽酒稅。五年間他與酒為伴，想來一定是酒，讓他倍覺“安心已得安身法，樂土偏令樂事多。千裏筠陽猶靜治，還家一笑定無他”。筠州所在的高安，與樟樹山水相依，導致他飲酒過量的肯定有清江好酒。
紹興乾道年間，張孝祥在江西任撫州知州之後，再去長沙，路過臨江軍清江縣界，在地名九段田一帶農村，見快要收割的稻田“沃壤百裏，黃雲際天”，十分感歎，稱：“他處未有也。”他認為，九段田的價值即便是嶺南的富商巨賈也買不到，真想棄官隱居在此。這時，小小的臨江軍隻轄三縣，每年稅米卻有十二萬五千多石，其中上供十一萬石餘，運往鎮江、建康、池州交卸。
北宋詩人梅堯臣有詩《送臨江軍監酒李太傅》雲：“三江卑濕地，北客宦遊稀。霧氣多成雨，雲蒸易損衣。白醪燒甕美，黃雀下田肥。未辨殊方語，山歌半是非。”此詩形象生動地道破了清江盆地的自然環境和氣候的特點，並勾勒出因土肥水美而自足愜意的生活景象。曾在臨江府任職，與陸遊、楊萬裏、尤袤並稱“南宋四大家”的範成大，則為贛江中遊清江等地沿江一帶的橘林風光賦《清江道中橘園甚夥》，詩雲：“芳林不斷清江曲，倒影入江江水綠。未論萬戶比封君，瓦屋人家衣食足。”範成大還寫道，“沿岸居人煙火相望，有樂郊之象”，“兩日來帶江悉是橘林，翠樾照水，行終日不絕。林中竹籬瓦屋，不類村圩，疑皆種橘之利”。贛江中遊沿岸之所以芳林不斷，是因為附近有聞名於世的紅橘產地新淦縣三湖鎮，而樟樹藥市是以地道的枳殼供應為特色，在這一帶出產的紅橘，正是枳殼的原料。可見，藥市的需求推動了柑橘種植，興旺的柑橘生產，又支撐起樟樹的中藥材市場。種橘收益較高，“橘一畝比田一畝利數倍”，於是，橘農衣食足，住瓦屋，一片“樂郊之象”。曾任臨江知府的王庭珪在《送吳叔舉主簿往清江受納秋苗》一詩中，這樣寫道：“田頭作穀催入場，一半白者輸官倉。廬江主簿喜懷檄，放船椎鼓開帆檣。蕭灘老農公事畢，夾道歡呼羅酒漿。笑言歸去喚妻子，今年租米兩平量。”詩中竟是一派官民同樂、喜慶豐收的幸福景象。盡管已有“一半白者輸官倉”，老百姓仍然能夠“夾道歡呼羅酒漿”。憑此，我眼前仿佛有一片秋熟的田野，滿畈滿壟的金黃，秋陽下，是嘰嘰喳喳的鳥叫，鳥翼如雲疾走，投下一團團陰影。
我指的是黃雀。成群的黃雀飛過古人的詩詞，我禁不住好奇。解剖黃雀，果然有所發現。請看王安石的《送呂嘉問赴臨江守》一詩：“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餘裏。想因君出守，暫得免苞苴。”原來，宋代臨江軍盛產黃雀，俗稱黃綿雀，因其肉味鮮美，居民多網羅黃雀為食，並醃製成“黃雀鮓”作為上等禮品饋贈親友，此俗風靡一時。臨江軍官員起初以黃雀鮓上貢皇帝，後來擴大到饋贈朝廷顯貴，作為進身之階。久之成例，耗費大量白銀購買黃雀鮓，每年數量多達三萬餘隻。濫肆捕殺致使黃雀日少，百姓更苦於官府派購、吏役勒索，於賦稅外又增加了一項沉重負擔。呂嘉問出守臨江軍時，決心革除這項弊政，遂下令禁止網羅黃雀，結果卻是禁而不絕。這位太守，後擢工部判官，寶文閣待製，知開封府，成為宰相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助手，不過，他在“禁羅雀”一事上，到底還是辜負了王安石指望黃雀“暫得免苞苴”的心願。“苞苴”為包裹之意，納賄於人亦曰苞苴。後來，又有王郡守，再次下“禁羅雀令”，以黃雀鮓獻給朝貴的故例終於廢除。此事傳至京城，朝廷下令將王郡守召還京師任職，官遷戶部侍郎。宋代詩人李大異為其禁羅雀作詩，並稱王郡守為“美守”。其詩曰：“清江有奇饞，飛爵金染裾。但為挾綿纊，不能保頭顱。紛紛墮畢弋，往往充苞苴。”詩中讚道：“下令禁羅雀，遐邇皆歡呼。”該詩一秉王安石詩意，亦有苞苴之歎、仁愛之頌。由兩位太守禁羅雀的故事，可見黃雀如此之多，應是此地田野豐稔而致；而羅雀為食以致釀成時弊，則可窺見當時酒桌風習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