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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南朝梁時的道士陶弘景。他博學多才，醫學造詣頗深。作為葛玄、葛洪的同鄉，他因慕“二葛”之名，前來樟樹閤皂山，在閤皂山清理道教文獻，整頓道經，促進了道教理論的完善。陶弘景在閤皂山采藥、行醫、布道，強調藥材采集季節的重要性，特別是對藥材真偽鑒別研究有突出貢獻。他在整理、補充葛洪《肘後備急方》的基礎上寫成了《補闕肘後百一方》；在係統整理《神農本草經》和全麵總結六朝以前藥學經驗的基礎上，撰寫了《本草集注》七卷。書中首創按藥物性質分類的藥物分類法，為以後的本草著作所繼承。該書對藥物名稱、來源、產地、性狀、鑒別、功用、炮製、保管等記述，為我國的本草學留下了珍貴資料。他還撰有《藥總訣》《效驗方》等醫學著作多種，在當時社會上發生過很大影響。他是中國藥物的第一人，樟樹藥幫稱之為樟樹第四代藥王。
唐代道士孫思邈則是聞名天下的藥王。其《千金要方》收集東漢以來許多醫論、醫方、用藥、針灸等基本成果，兼及服餌、食療、導引、按摩等養生方法，記載了他的臨床經驗和采集的民間單方。他晚年又撰有《千金翼方》，對前書作了全麵的補充，其中以本草、傷寒、中風、雜病和瘡癰最為突出。這兩本書被後人通稱為《千金方》，是繼張仲景《傷寒雜病論》之後，對我國醫藥學的又一次大總結，有繼往開來的意義。孫思邈突破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的思想束縛，十分重視婦嬰疾病的治療，無論在妊娠、產程、分娩以及乳母須知、嬰兒護理等方麵，都有不少合理創見，為其後婦兒專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曾在閤皂山采藥、行醫的孫思邈，至今行走在樟樹人的口碑中。
有一則傳說雲，孫思邈在閣皂山采藥、施診時，有隻被獸骨卡住咽喉而合不上嘴的老虎竟來求醫。孫思邈查看後，將灸熱的兩根小鐵板條錘成大小兩個圓圈，用鐵絲係成內外兩層套在自己手腕上，將手伸進虎口拔骨。拔骨時，喉管出了血，老虎一哼，嘴一合，正好被外層的大鐵圈撐住。孫思邈將手抽出，再給它上藥、喂藥，然後取出鐵圈。為感謝治喉之恩，每當孫思邈出遠門或進深山時，老虎便跑來充當他的坐騎。此後，人們尊稱孫思邈為藥王，稱該鐵圈為虎撐。而且，凡是出外行醫的郎中，都製有一副虎撐作為行醫的標識。
唐宋元時期，著名道士程信然、孫智諒、曾昭榮、謝仲初、葛長根（白玉蟾）、楊介如、杜行正等，幾乎都有“奇能異術”，他們除修煉丹藥以外，大多亦道亦醫，為樟樹醫藥發展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在丹術家、醫藥家的影響下，樟樹地區居民逐漸積累起豐富的醫藥知識。農家普遍能認識幾種中草藥，會用幾個單方，以備不時之需。如以馬齒莧治痢疾，禾蓮草治刀傷，枇杷葉治咳嗽，犁頭草治瘡毒，野芹菜治瘧疾，八棱麻治傷痛，七葉一枝花治蛇毒。此外，用千裏光清熱解毒、涼血消腫、清肝明目，用乳黨參為產婦催乳、治療病毒惡瘡和肺膿腫，用南天竹清熱除濕、活絡通筋，用瓜子金治療毒蛇咬傷等，都是民間千百年來常用的簡易療法。尤其是紮銀針、拔火罐、挑腮腺、推拿、接鬥、割“積肚”、捏“蛇斑”等療法，更為許多民間醫生所常用，且卓有療效。民間還有許多簡便易行的製藥方法，可以製成各種藥粉、藥膏、藥液、藥膳。其淵源雖不可考，但曆史都十分久遠。常用的有：鱉魚頭懸於室內通風處陰幹，瓦煆後研末，再加入少許冰片，以麻油調之，可敷治小兒脫肛；以明礬點在鮮螺螄裏，螺肉即化為水，用於塗痔瘡；將秋絲瓜藤剪斷，用瓷瓶套上斷口，讓藤汁流進瓷瓶收藏起來，稱為“絲瓜露”，可以治喉蛾、肺癰等病。
?北宋道人陳孟陽詩曰：“形如閤皂對清江，吳漢神仙兩道場。”南宋宰相周必大《閤皂山崇真宮記》稱：“（宮）後倚東西兩山皆有壇，其東葛西張也。”元朝大學士吳澄詩雲：“漢吳仙道兩峰齊，欲拾瑤花路恐迷。”其中的“漢”和“西張”皆指張道陵，“吳”和“東葛”即為葛玄。閤皂山既是道教靈寶派的祖庭，然而，醫道同源，醫道雙修，閤皂山也是樟樹藥業的發祥地，樟樹能夠成為“江南藥都”，理當銘記到過閤皂山的曆代道學家、丹術家所作的貢獻。
我相信，曆史上在閤皂山高歌複長笑的道士還有許多，而他們之所以如此忘情，也許，一些是陶醉於景，一些是迷醉於藥，還有一些大概是沉醉於酒吧，如張通玄一般？
說到道士和酒的關係，人們首先聯想到的是，至今仍廣泛流傳的八仙故事。八仙即鐵拐李、漢鍾離、張果老、何仙姑、藍采和、呂洞賓、韓湘子、曹國舅等八位道教神仙。他們中的藍采和，是一位玩世不恭、似狂非狂的行乞道仙，他原是遊方的道士，其行為怪僻，貪杯喜唱，常穿破爛的藍衣裳，手持三尺有餘的大拍板，一邊打著竹板，一邊帶醉踏歌，沿街行乞，令人覺得高深莫測，且頗具仙意。後來，他踏歌於濠梁酒樓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升雲中，拋下靴衫腰帶板拍，冉冉而去；因酒而超度者，還有被全真道教敬奉為祖師爺的呂洞賓，傳說他兩舉進士不第後遊長安，在酒肆中遇鍾離權祖師，經過“十試”，得受長生久視之術而成仙；至於漢鍾離，據說唐代真有個叫鍾離權的人，《全唐詩》錄有其三首絕句，並附有小傳雲：“鹹陽人，遇老人授仙訣，又遇華陽真人，上仙王玄甫，傳道入崆峒山，自號雲房先生，後仙去。”其留世的詩中有句“坐臥常攜酒一壺，不教雙眼識皇都”。
其實，曆代道人中與酒有不解之緣者不勝枚舉。比如，道教重要派別全真教的創始人王重陽就是。據說王重陽因喜歡陶淵明，便改名知明，又因與陶淵明一樣喜愛在重陽節開放的菊花，故號重陽子。他出身富戶，早年習文，入府學，後改而習武，得中文武雙舉人，然正值北宋淪亡、金人入侵的時代，他深感“天遣文武之進兩無成焉”，憤然辭職，慨然入道，隱棲山林。四十八歲時，自稱於甘河鎮酒肆中遇異人，飲以神水，授以真訣，自此假裝瘋顛，自號“王害風”，棄家入終南山穴居修煉，號為“活死人墓”，開始了他立宗創教的曆史；唐代著名道士葉法善，有攝養、占卜之術，曆高宗、則天、中宗朝五十年，時被召入宮，盡禮問道，睿宗時官鴻臚卿，封越國公，無病而終於一百零五歲上。傳說，葉法善居住在元真觀，某日有數十位賓客拜訪，一起論道解惑，談性正濃時，滿座思酒。這時候，忽然有人猛敲山門，自稱為曲秀才的，有要事求見葉法善，葉法善差遣徒弟傳話：此時有朝廷官人在場，恕不便相見。然話音未落，隻見曲秀才已推門闖入。曲秀才正值弱冠年華，入堂後笑揖眾賓，選坐於末席後就顧自高談闊論起來，炫耀了一陣，他忽然起身離去。葉法善眉頭一皺，悄然對諸公道：此人突如其來，且不懂理數，而雄辯不止，必定是魑魅作怪無疑！不一會，曲秀才又回來了，葉法善揚揚拂塵，暗地揮出一劍，曲秀才應聲倒地，眨眼之間化成一榼，滿座皆為驚詫，原來已是一壇醇厚濃鬱的老酒。於是，大家開懷暢飲，一個個醉得對著空酒壇頻頻作揖：“曲生風味，不可忘也。”清代光緒年間著名道士李涵虛是丹道西派創始人，史載他自小穎悟，年輕時善琴、嗜酒，陶醉於詩詞文賦之中，堪稱詩酒中人。如此等等。
道教作為本土宗教，是在繼承了先秦諸子百家學說（主要是道家學說）、殷商以降的鬼神崇拜和神仙方術的基礎上發展形成的，它的曆史非常悠久；而早在道教形成之前，遠古時期中國的酒文化就已經非常發達了，遠古宗教把酒作為祭奠神祉的重要供品，甚至還設有專門掌管在宗教活動中敬酒事項的官職，《周禮》有酒正、酒人、漿人等官職的記載，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供）奉之”，酒正是當時的酒官之長，《周官?酒正》有五齊、三酒、四飲的記載。早期道教受這種酒文化氛圍的影響，並不嚴格禁酒。而且，張道陵創立五鬥米道，設二十四治，治首即稱“祭酒”。祭酒原為饗宴時酹酒祭神的長者，乃德高望重者才能擔任，五鬥米道沿用此名，說明早期道士所行宗教職能與原來的祭酒有相通之處。後來，道士的稱謂有了很大變化，祭酒成為道士神階的稱謂之一，即道士有天真道士、神仙道士、山居道士、出家道士、在家道士和祭酒道士六階。道教戒律《老君想爾戒》分上中下三行，每行三條，共九條皆無戒酒之條。後期的道教吸收了佛教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之說，開始嚴令飲酒，《教主重陽帝君責罰榜》便作出“四酒色財氣食葷，但犯一者，罰出”的律條。即便如此，往後的道家人物對酒仍無法忘情，長久以來，並無深刻執行戒酒紀律，但是堅決反對酗酒，提醒信徒喝酒不可過量。道教重要經典《太平經·丁部》則詳列出酒的害處，例如，釀酒浪費糧食，“蓋無故發民令作酒，損廢五穀”；飲酒則損害身體健康，“凡人一飲酒令醉，狂脈便作”，“傷損陽精”，“或緣高墜，或為車馬所克賊”。酒醉之後，“或為奸人所得”，“縣官長吏，不得推理，叩胸呼天，感動皇靈，使陰陽四時五行之氣乖錯，複旱（幹）上皇太平之君之治，令太和氣逆行”。當然，對遠行的千裏之客、或家有老人、病人者，則“藥、酒可通”也，祭祀神靈者用酒也是可不受戒罰的。
既是道士也是藥王的孫思邈，在《千金方》中從養生的角度論及酒，他說：“養性之道，莫久行、久立、久坐、久臥、久聽、久視。莫強食，莫強酒，莫強舉重，莫憂思，莫大怒，莫悲愁，莫大懼，莫跳踉，莫多言，莫多笑。勿急急於所欲，勿悁悁懷忿恨，皆促壽命。若能不犯，則長生也。”
千百年來，在中華大地上形成的釀酒之術、飲酒之道、尊酒之禮、祭酒之儀，以及酒風熏陶中的諸多生活現象，雖然平凡，卻蘊涵著深遠又豐富的內在，這種內在正是以酒為載體的文化精髓。如果我們將其視之為酒道的話，那麼，可以說，這種酒道其實也受到道家精神的影響，甚至浸潤著道家的哲學思想。據說，清代著名學者洪亮吉喝酒時，喜穿道士服，常在半夜前往朋友家中喝酒。其友人張問陶曾有詩稱：“車聲一夜繞如環，處處敲門不肯還。欲向金吾求鎖鑰，大家乘月入西山。”洪亮吉曾因上書直言朝政之弊端，言辭激烈，不避鋒芒，刺到了嘉慶皇帝的痛處，被流放伊犁。他一笑置之，樂得一路覓史尋蹤，縱覽西域風光，不承想，途中得知嘉慶帝有喻交待伊犁將軍，對他“不許作詩，不許飲酒”！所以，無奈的他，“遂偶一舉筆，然要皆描摹山水，絕不敢及餘事也”。
洪亮吉喝酒喜穿道士服的嗜好，是耐人尋味的。他企圖超拔於塵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