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酒是老者，他會對你喋喋不休，把他的嘮叨全部塞進你的夢裏；如果酒是婦人，她會用潤物無聲的體恤來滋養你向往遠方的夢想。
酒是召集天下的邀請函和歡迎詞，酒也是闖蕩世界的告別書和通行證。薈萃南北才是藥都，交流四方才是藥都。正如那些附片客、地黃客、茯苓客、棗皮客、陳皮客紛紛在大碼頭港口泊船登岸，作揖於酒旗之下，成交於酒桌之上，握別於酒醒時分，樟樹的藥商也要在大碼頭辭別那醉著的酒旗了。
大碼頭，原先叫上石埠碼頭。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由邑人籌資修建，幾年後擴建成為江西第一個宏大的石砌碼頭。碼頭岸邊辟有廣場，全部用花崗岩鋪砌，寬敞平坦，可容千人聚集，數百推車挑擔者歇息候渡毫不擁擠。廣場正中建有頗為壯觀的望津樓，與對岸高大的知津亭相對。廣場下麵依托河岸建石階三十七級，每級寬度正好適合肩負重擔者的步伐。碼頭分四段，分別用於裝卸貨物、上下旅客和義渡停泊等。石階中等距離安裝鐵環六個，望津樓左右各立石柱一根，皆為適應水位變化係船而設。我駐足重修的大碼頭上，遙望往昔的水漲水落。
醉著的江風，攙扶著醉了的人，上了醉著的船；醉醺醺的船，飄飄搖搖，隨醉著的江水駛向醉眼的前方。
酒，豐富了人生的滋味。酒，也讓許多的人生瞬間變得豐富、複雜和微妙。比如，因為酒，辭別便會有不同的意境、不同的心緒和不同的表情，便會有餞別、敘別、惜別、留別、闊別、訣別之別，如此等等。
我想，奔走四方的樟樹藥商，在離家出門前，一定要邀攏同伴豪飲一頓的，要麼，與妻對飲，與月對飲，與自己對飲。因為，前路茫茫，需要酒來壯膽；因為，離愁別緒，需要酒來撫慰；而發家致富的心願，更需要酒來灌溉它，或者，陶醉它。
民勉貿遷，是樟樹人的傳統。明初，樟樹就有少數遊醫開始外出遊診，一些藥農則以肩挑車推或船載方式，往來於藥材產區或藥商集散之地販賣藥材。有的人積累了一些資金後，即回鄉開店賣藥，命運不濟者，便流落客地，繼續以販藥糊口。明代中期，參與販賣藥材的人數漸漸增多，成為樟樹經濟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樟樹藥商大舉奔走四方，是在明崇禎年間，因為天災人禍相侵，大批農民破產，被迫背井離鄉，“粵、吳、滇、黔無不至焉，其客楚者尤多”，或依附鄰裏鄉親習醫行賈，或投身藥賈之家，淪為販運藥材的苦力；即使素來殷實的農戶，也因農村經濟不景氣，無法安居而棄農經商，或為逃避苛捐雜稅而遷居外地，開店賣藥。明崇禎《清江縣誌》載，清江知縣秦鏞《勸務本業歌》中寫道：“貧者流離非得已，富者何為變行賈？為官尚欲辭鬥粟，作客何心棄鄉土。辭家轉盼七八年，出門轉輾數千裏。不惜家園久別離，那堪道途多梗阻。陸行既怕虎狼儔，水深又恐蛟龍得。一朝疾病兼死亡，十萬腰纏亦何益。籲嗟乎！上有高堂白發垂，下有閨屮少婦朱顏改，稚子成行未識麵，勸君束裝歸去來！”其言辭懇切，令人動容，其中充溢著對藥商艱辛的體恤之情，又揭示了當時外出打工販藥的，並非隻是破產農民，還包括不少富裕戶，隱約透露了樟樹人行走四方的背景。
秦鏞出任清江縣知縣之際，大明王朝已是日薄西山。夕照裏的樟樹景象是，盜匪橫行，賦稅沉重，民不聊生，因而城市蕭寂，農民逃亡。在這個素有“才子之鄉”、“多士之邦”美譽的地方，士人已不能安心於書齋攻讀，有的被迫“竄身市籍”，改而經商。秦鏞看在眼裏，上任後即改革賦稅以減輕平民負擔，剿匪以保百姓安寧。此外，為了改變當地陋習，用心良苦的他還親自煞費苦心編寫《五勸四禁歌》，令人傳唱，以抑惡揚善。其五勸者為：早完糧、公水利、務本業、行保甲、立社倉。其四禁者為：禁窩盜、禁恩子贅婿、禁好訟、禁輕生亡命。九歌傳播，民風改變，百廢俱舉。同時，他“修梅家佘以捍水災，新蕭灘驛以安行旅，葺大德門以禦暴客，建立義倉以備賑貸，釐正名宦鄉賢祀典，無舛無漏，以興教化美風俗。”所以，任期五年後，當秦鏞離開清江時，“邑父老子弟雲集雷呼，擁前旌不聽去，或懷果提壺，追餞三百裏外，依依不忍別。”
許多地方都把當地的風水景觀湊成八景，以為自豪。樟樹亦不例外。樟樹有臨江八景。其一為樟鎮風帆。作為繁忙的藥材集散地，這一景致無非指的是，樟樹河麵千帆如雲、檣桅如林的壯麗圖景。然而，那風既和煦也凜冽，那帆既顧盼又堅執。於是，那位秦知縣不禁在《樟鎮歸帆》一詩中概歎——
何處千艘集井煙，屹然雄鎮想當年。
隻今細數歸帆少，緡算應捐百萬錢。
飄搖的酒旗，在眺望著歸帆，數點著歸帆。歸帆如鳥，翩飛在天的盡頭、水的盡頭、心的盡頭。藥商一般三年回家一次，慈母倚門長歎，嬌妻望穿秋水。歸帆寄托著親人的盼歸之情，歸帆是許多樟樹人心中的吉祥符號。
盡管身後是萬般繾綣，眼前是萬裏之遙，樟樹藥商仍要執意遠去，他們的身影披掛著一葉葉白帆，彌散著一陣陣藥香。和明末迫於生計的闖世界不同，清康乾年間，樟樹藥商走南闖北為的是逐利四方。這一時期，隨經濟迅速發展，樟樹藥業鼎盛，許多藥商積聚了大量資金，需要謀求發展，所以，他們紛紛到各津要之地去開行設號，到著名藥材產區去包山設場，采種或炮製藥材。這些富商為擴大技術力量、增強競爭能力，不惜用重金聘請家鄉的識藥能人、製藥巧匠、藥工師傅和藥業經紀人才，並從家鄉帶大批徒弟到新開辟的地區去。而那些藥工和徒弟經過幾年辛勤勞動，一旦積攢了資金，就定居下來，獨立門戶開藥店。樟樹當年有民諺說：“一個包袱一把傘，出門幾年當老板，赤膊光腚去，長袍馬褂歸。”這時的樟樹藥商已不同於明末的“持空囊而奔走四方”，而是身裹重金或身懷絕技，通過設場炮製和設店經銷方式，到產藥地區或交通口岸從事加工炮製和設置網點販運經銷。
到了清同治、光緒年間，樟樹出現第三次大規模的藥商外出，主要原因是戰亂和洪災。為生計所迫，樟樹人紛紛出外投親靠友、從賈習藥或學徒打工，成群結隊避亂逃往湖南甚眾，遍及湖南各地。
至此，“吃藥飯”的樟樹人遍布在全國各地。大約到了清道光年間，樟樹藥商正式結幫，除樟樹鎮人外，還包括臨江府清江、新淦、新喻、峽江和南昌府豐城縣的藥商，因此樟樹藥幫在外又被稱為“江西幫”或“臨江幫”。據說，藥幫的正式名稱於道光九年（1829年）出現在祁州藥市。各地藥商集資在祁州藥王廟前鑄造了兩根鐵杆，底座上銘刻捐資名單，共十三個幫，其中有江西幫，而江西幫正是以樟樹藥商為主體構成的。江西幫與京幫、川幫並列為全國三大藥幫。省外的樟樹幫以湖南湘潭、湖北漢口、四川重慶為中心據點，分別向全國各地輻射伸展，構成了全國規模的樟樹藥業網。
湖南是樟樹人涉足最早的地區之一。樟樹藥商在湖南分布最廣，店號最多，人數最多，幾乎深入到湖南全省的所有縣城和圩鎮、鄉村，以致湖南流傳有“無湖南不成糧子（兵），無樟樹不成口岸”的諺語。長沙有影響的老藥店有：陳源裕、鄢福興等。長沙坡子街長約一裏，是樟樹藥商的彙集地，著名的老牌大藥店勞九芝，上至經理下至藥工，全是樟樹人；樟樹藥商在明末到達湘潭，後來逐漸向湘省內地深入。清康熙初年，樟樹東鄉程坊村一個姓黃的藥商在湘贛間販運藥材數十年，清乾隆二年（1737年）向官府備案注冊，取得牙行經紀行帖，在湘潭正式辦起藥材行，專為客商代買代賣。在黃某的影響下，到乾隆四年（1739）年，在湘潭已創辦了十家樟樹藥商經營的藥材行，有四五百人之多，成為樟樹藥商在湖南的最大據點。此後，湘潭的藥材行就―直由樟幫經營，直到新中國成立。抗日戰爭中，旅湘潭樟樹藥商達到最高峰，有藥材行三十家，除眷屬外有一千七八百人；清乾隆初年，聶承宗到達湖南常德，繼承外祖父在東門外二鋪街開設的聶元泰藥店，自製自銷八寶眼藥、附桂紫金膏等成藥。清同治年間，聶振茂號達到頂峰，在樟樹、漢口、湘潭三地均設立茂記藥號，在河北祁州，河南禹州，四川重慶、灌縣，廣東廣州，浙江寧波，遼寧營口等地設立藥莊，並成為祁州藥市上最為活躍的生力軍，因而得名“江西幫”，成為祁州十三幫之一。聶振茂藥號僅常德總店就有雇員一百二十餘人，年銷售總額高達百萬銀元，純利二十萬元以上，名滿大江南北。至1955年公私合營，曆經八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又恢複聶振茂藥號之名；走方郎中聶丹生於清康熙年間先在湖南湘鄉一帶行醫賣藥，雍正元年（1723年），在湘鄉鎮湘街創辦聶順興藥店，曆經八代，幾經興衰，一直延續到1956年公私合營，是湘鄉首屈一指的大藥店。
樟幫在湖北漢口，包攬了全部藥材行、棧的藥材轉運，成了武漢地區最有影響的藥幫。在漢口經營的樟樹藥號有幾十家，從業人員三百多人，居武漢所有藥幫之首；樟樹藥商在四川重慶經營藥材也有四百年以上的曆史。四川是我國重要的藥材產地之一，也是樟樹藥材的主要貨源之一。重慶是樟樹藥商在四川最大的經營基地。在重慶，樟樹藥商開設了二十多家字號，主要有裕隆恒、聶開泰、陳懷記、保安堂等。以重慶為中心，分別向成都、灌縣、綿陽、瀘州、宜賓、萬縣、南川等地發展，直到甘肅岷縣和碧口；樟樹藥商在廣州、香港設莊，始於清道光年間。初時，廣東南雄、曲江一帶的樟樹藥店於廣州開分店。清鹹豐、同治年間，樟樹廣浙藥號乘洋藥集中於香港之機，在廣州、香港開店七八家，到清光緒年間，發展到二十餘家。
在江西省境內，以南昌、吉安、贛州為中心，樟樹藥商幾乎占領了省內的全部藥材市場。南昌是樟樹藥商實力最雄厚的地區之一，明崇禎年間，已有樟樹藥商在南昌經商。清乾隆時，樟樹藥商聶榮在南昌磨子巷開設“金福堂”，是當時南昌較大的藥店。清末民初，南昌有近四十家藥店，其中著名的有黃慶仁棧，其次是樟樹國藥店、盧仁堂、元生藥店等。吉安是樟樹藥商早期打入的商埠。隋唐間，樟樹藥商就到吉州買賣藥材，明、清時期吉安更是樟樹藥商首選之地，後來擴展到遂川、贛州等地。民國期間，吉安城內藥材行、號、店有四十餘家，樟幫就有三十一家。贛州的中藥業基本上由樟幫包攬，贛州城內有條街，明時稱“米市街”，清代叫“樟樹街”，全變成賣藥的。如此等等。
樟樹有俗語稱“店無親人莫開”。在各地經營藥業的樟樹人，多半有著親鄰關係，是親緣或地緣的情感紐帶把他們聯係在一起。客居異地的環境，更需要他們相互提攜，用共同的情感砌起捍衛共同利益的營壘。樟樹藥幫正是這樣一座營壘。這座營壘以親情、鄉誼為基石，以藥德、幫規為梁柱。
樟樹藥幫由原臨江府所屬四縣清江、新喻、新淦、峽江，加上樟樹近鄰豐城共五縣的藥商組成。各地組織的名稱不統一，也沒有統一的總體組織，各地完全獨立。但是，一旦對外，各地組織之間便互相呼應，互相支持，一方有難，八方相援。例如，統一競爭步伐，通報各地行情，協調價格，調劑餘缺甚或相互支持，一同采購和壟斷某些緊銷藥材等。
數百年來，藥商均以藥王廟、三皇宮為活動中心，所以三皇宮習慣上成了樟幫組織的代稱。江南各省，尤其是湖南、江西兩省，幾乎每縣都建有三皇宮，其下又有各種形式的組織機構。各地樟幫的堂會組織，盡管名稱不一，但其性質相同。樟樹三皇宮之下，有歸仁堂、守信堂、集仁堂、親仁堂等名目。歸仁堂由全體藥材店、號、老板組成，守信堂由各藥行的朝奉（經紀人）組成，集仁堂由各店棧房的夥計組成，親仁堂則由各行、號、店的學徒組成。藥商、藥工參加了堂會才會加入樟樹幫，隻有入了幫才能在本幫藥材行、號、店、莊工作。藥幫加入堂會，都要交納相當於一個月薪資的入堂基金。親仁堂、集仁堂為銀元五角，守信堂為銀元十元，歸仁堂為銀元五十元。會費隻需繳交一次，一次交齊。如果不加入這些組織，在藥界的活動就要受到限製。例如，不入堂的朝奉不得在藥圩進行交流活動，也就無法進行業務往來，甚至工作也沒有保障。如果觸犯了幫規、店規，則要提交三皇宮研究處理等。
外地如贛州為集賢堂，南昌為敦仁堂、敦義堂，湘潭有全美堂、崇誼堂等八堂，而以崇誼堂執牛耳，統管各堂。各地活動地點都由當地幫內藥商共同集資興建，多以“三皇”、“仁壽”命名。湘潭和省內一些地方也叫“三皇宮”，武漢、重慶叫“仁壽宮”。各堂頭領，有的叫董事，有的叫首事，也有叫堂長的，起初多由各行、號輪流主持堂務，一年一換，稱為“值年”。後來，頭領改為由推舉產生。被推舉的頭領多半是在當地商號有極大影響的商務活動家，也是極有經濟實力的大行號老板或有威信的朝奉、夥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