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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出仕，世以為榮。其實，詩書傳家並非僅為墨莊劉氏的家風，而是普遍的社會風尚，那位墨莊夫人也隻不過是置身“家家生計隻琴書，一郡清風似魯儒”環境的一個典型。受崇文重教傳統的長期濡染，耕讀為本的思想在廣闊的農村根深蒂固，攻讀入仕的宏願成為人們普遍的向往，成為民間理想中的最高境界。宗族的所謂一人之心，在敬宗睦族的殷切期望中，包藏的無不是登科仕進的夢想，因為，在重文輕商的社會氛圍中，隻有這樣才能光宗耀祖，才能凝聚族人。不過，劉清之卻揭示出“耕道熟仁”的高尚精神追求，表現了對儒學道義精神的深刻領悟。朱熹對“耕道而得道”的詮釋，是對劉氏家學優良傳統的表彰，並賦予它普遍性價值。
獨酌憶墨莊，注定不會遺忘那“為人疏俊，不修威儀，喜諧謔，數用以招怨悔，終不能改”的劉攽。別不是故鄉的美酒，塑造了他與兄長劉敞迥然有異的性格吧？
劉攽，字貢父，他在知長安時，結識了妓女茶嬌，“所謂添蘇者也，以色慧稱，貢父惑之，事傳一時”。劉攽被召還朝，茶嬌遠送之，為夜宴痛飲，劉敞有別詩雲：“畫堂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一杯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到了宮城，歐陽修出城迎接劉攽，劉攽竟病酒未起。歐陽修詢問原因，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為酒病。”歐陽修戲之曰：“貢父，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矣。”難怪，劉敞晚年再娶時，歐陽修作詩贈這位新郎官，道：“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對於劉攽，或許酒果真能病人也未可知。要不，怎會有那麼多名家大家肆意描摹他的醉態呢？比如，北宋文學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在《和貢甫送元考不至》雲：“忽懷淄川組，夙昔願始酬。出餞集儔侶，情歡期少留。酒闌竟不至，睠睠久臨流。微我獨有疚，此詩卿可求。”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同而累遭貶謫的蘇軾，紹聖年間，曾途徑清江慧力寺手書《金剛經》，其詩有涉及樟樹人事的三十多首。他與劉攽多有唱和，字裏行間酒香飄溢，“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眾”， “隻許隔牆聞置酒，時因議事得聯名”，“已托西風傳絕唱，且邀明月伴孤斟”，“刺舌君今猶未戒，灸眉吾亦更何辭。相從痛飲無餘事，正是春容最好時”，“脫冠徑醉應歸臥，便腹從人笑老韶”。蘇軾有感於劉攽通判泰州事而作的《送劉攽倅海陵》一詞，最是酣暢淋漓，恍若醇酒澆心——
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掛口，莫誇舌在齒牙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秋風昨夜入庭樹，蓴絲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幾時回？劉郎應白發，桃花開不開。
“喜諧謔”的劉攽，其實治學嚴謹。蘇軾向宋哲宗推薦劉攽時稱“攽博記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數器”，曾鞏評價他“強學博繁，超絕一世”。他一生潛心史學，助司馬光纂修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充任副主編，負責漢史部分。此外，自己獨立完成的著作還有一百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史學著作有《東漢刊誤》四卷。劉攽的詩歌風格較為生動，與歐陽修的風格有相似之處，其文章受到曾鞏和後來的朱熹等人的高度評價。
關於他的“數用以招怨悔”，由其經曆可窺見一二。劉攽與兄同舉進士，曆仕州縣二十年，四十歲時才升任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不久，因致書王安石，論新法不便，被貶為泰州通判，後起曹、亳、兗等州知州，後又貶為監衡州鹽倉。直到元祐初，新法被廢，起為襄州知州，入為秘書少監，加直龍圖閣，知蔡州。在蔡數月，召拜中書舍人，竟以疾不起，年六十七。一生數番進進出出、起起落落，嗚呼哀哉。
耐人尋味的是劉攽與王安石的關係。他倆年齡相仿，又是江西同鄉，何況原本就是摯友。王安石《過劉貢甫》一詩，以酒來表同心之誼：“吾願與子同醉醒，顏狀雖殊心不隔。”即便因反對變法，劉攽被王安石毫不留情地趕出京城時，“拗相公”王安石還去送行並贈詩呢，詩中如此誇讚劉攽：“筆下能當萬人敵，腹中嚐記五車書。”王安石應該不是假惺惺吧？因為他從前不無自豪地對友人宣稱，“吾在京師心服者二人，攽與呂公著是也”。呂公著是變法的主要支持者，而劉攽卻是反對者。宋神宗熙寧年間，宰相王安石大刀闊斧地變法，以實現富國強兵的政治理想，卻遭到以司馬光為代表的諸多重臣的反對。盡管王安石與司馬光針鋒相對，並為此弄得心力交瘁，他卻認為“司馬光實，君子人也”。由此可見，王安石力排眾議而毅然將絆腳石踢開那份心勁是真實的，欣賞故交、愛惜人才的那份情意也是真誠的。難怪，有人慫恿司馬光彈劾王安石，司馬光坦坦蕩蕩地回應：倡導變法是為國家經濟著想而不是謀取私利，為什麼要彈劾他？麵對如日中天的王安石，司馬光選擇退讓，退讓到他主持編纂的巨著《資治通鑒》裏去了。
對待王安石，劉攽心胸也如司馬光，然而，卻是嘴不饒人。王安石變法失敗退居金陵時，有不少官員前去餞行。劉攽也趕過去了。不過，他送給王安石的贈別信物是一首諷刺詩。因當時正鬧蝗災，劉攽這樣寫道：“青苗助役兩傷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偏感恩，又隨車騎過江東。”想必，這番言辭當令強作微笑與人辭行的王安石陡然間黯然神傷。
劉攽的率性果真會傷人。有一則故事說，劉攽和也是《資治通鑒》副主編的江西老鄉劉恕同在館下，一日劉攽問劉恕曰：前日聞君冒著大雨去州西幹嗎？劉恕答：我訪丁君閑冷無人過從，所以冒雨去看看他。劉攽卻是心直口快，說：丁大人剛剛判刑部，你大概是有所求才去的吧？劉恕勃然大怒，以“至於詬罵”。劉攽卻說：我跟你開個玩笑，至於如此動怒嗎？劉攽自己終是不解。同事也惘然莫測，過後才知原委，那一天劉恕真是有求於丁大人，劉攽不知情，卻口無遮攔，誤觸其忌諱了。
可是，為王安石送行時，劉攽真實的內心又是怎樣呢？他不會惺惺相惜嗎？畢竟他與王安石最為故舊。關於他倆關係的傳說倒是不少。比如，王安石拆解劉攽名說：“劉攽不值分文。”劉攽立即回敬道：“失女便成宕，無口莫是妒，下交亂真如，上頸誤當寧。”又如，劉攽與王安石交往頻繁，每相遇必終日。王安石任參政時，一日劉攽來訪，王安石正在吃飯，便由下人引劉攽入書室。劉攽見有草稿放在硯下，取出看了看，是一篇論兵之文。劉攽善強記，一過目輒不忘，讀罷將草稿放回原處。轉念一想，自己貿然進入書室似有不妥，便出去待於廡下。王安石飯後出來，複邀劉攽入坐，一陣寒暄後，問：“貢父近為文乎？”劉攽答：“近作兵論一篇，草創未就。”荊公問他的文章大概內容，劉攽則以所見草稿當作自己文章的內容回答王安石。王安石不知道劉攽窺見自己的大作，默然良久，慢慢取出硯台下的草稿撕掉了。因為王安石平日論議總想出人意表，有相同者，則認為是流俗之見。“喜諧謔”的劉攽，生生毀掉了王安石的一篇論兵之文。
如此玩笑，卻是可以反觀二人之親密關係。沒想到，在政壇官場上，劉攽也要和王安石唱對台戲。王安石在擔任侍講官時曾向皇帝請求坐著講課，劉攽居然也要跟他過不去，說：“侍臣講論於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劉攽認為，皇帝讓坐才能坐，皇帝提出，說明他尊師重教，怎能“不命而請”呢？禮官皆呼應劉攽的意見，王安石試圖在陳舊體製上作個小小的改變，竟也被劉攽攪黃了。
令王安石最惱火的攪局，就是劉攽站在反對變法的司馬光一邊，並像其一樣，寫了一封長信批駁王安石的新法。熙寧年間，做了宰相的王安石雷厲風行地推行均輸、青苗、農田水利、募役、市易、方田均稅、將兵、保甲、保馬等一係列新法。變法雖有效緩解了當時的經濟困難，但隨著弊端顯現，反對之聲不絕於耳。既然王安石之弟可以為堅持政見而不顧念手足之情，那麼，曆仕州縣二十年而通曉民情的劉攽也就顧不得故舊之誼了。劉攽的挺身而出，竟是站到了數次與王安石激烈辯駁的司馬光一邊。科舉改革也是新法的重要內容，王安石堅持“欲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劉攽卻堅決反對，稱“本朝選士之製，行之百年，累代將相名卿皆由此出，而以為未嚐得人，不亦誣哉。願因貫舊，毋輕議改法”。而且，劉攽還付諸於行動。禮院廷試罷詩、賦、論三題，改試時務策，在王安石變法的得力助手擔任主考官時，把支持新法的應試者列入高等，將反對新法者一律劃作下等。輪到劉攽任主考官，那就對不起了，劉攽竟敢重新複核並排定等次，公然和王安石唱對台戲。
失意的司馬光不問政事，潛心修撰《資治通鑒》；激怒王安石而被外放的劉攽，則因被司馬光所欣賞，優雅地走進編撰、著述裏。政見相似，遭際相似。司馬光如此評價自己的得力助手：“研精極慮，窮竭所有，夜以繼日。編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挾擿幽隱，校到毫厘。”可見，在地方任職的劉攽雖輾轉於曹州、兗州、亳州、蔡州等地，卻是始終執著案頭的史書，那也是他心頭的墨莊吧？十餘年間，他對漢代史實進行了精辟的考證和校訂。《東漢刊誤》一書，即是劉攽對《後漢書》訛謬、衍脫、顛倒、不通之處所作的校正。劉攽著作頗豐，還有《五代春秋》《經史新義》《彭城集》《公非先生集》等百餘卷，與其兄、其侄並稱“三劉”，曾合著《漢書標注》六卷。
一個在仕途上那樣討人嫌的角色，在書山上卻是這般令人崇敬。因為這時劉攽麵對的，是一座多麼浩繁的墨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