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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變學究為秀才，卻轉秀才為學究
宋代用人也需要通過考試來選拔，考試製度大體沿襲唐代，隻是在細節上進行了小修小補。但宋代科舉的影響，卻與唐代不同。
唐代考試有“公卷通榜”之製。公卷就是由考生把平日詩文成集，到時遍送政府中能文章、有學問的大僚閱看。這些前輩看了考生平日的作品，心中便有了大致的品第，在未考以前，就有許多知名之士，獲得了客觀的地位。通榜是考後出榜，根據社會及政府先輩的輿論，來拔取知名之士，不專憑考試一日的短長。甚至有的主考官謙遜，因不了解這一次考場中的學術標準，不自定榜，而請有學問的人代定榜次，並有請應考人代定的，而應考人又自定為榜首狀元。這樣的事在當時是佳話，不算舞弊。
錢穆認為，考試的目的是為國家選拔人才，明白這個主要精神與本原意義，就不必在細節上斤斤計較。但有人要借此製度的寬大一麵來作弊，於是政府就要為防弊而把製度嚴密化。一切製度都是如此。但製度越是嚴密，反而會失卻本義，而專在防弊上下功夫。宋代考試製度遠比唐代嚴格，那時有糊名製，所憑的真是考試成績。但是考試成績隻是一日的短長，就算有主考官存心要錄取他平日最得意的門生，因是糊名，尋覓不出學生的答卷，這個人就落第了。這樣一來，考試防製嚴了，但是卻並不能保證就能得到真才。
唐代考試由禮部主管，人才分發任用則都在吏部。禮部及第了，未必馬上就能任用，因而仍需要經各衙門的首長辟署，在幕府中作僚吏，借此對政事先有一番實習。經曆了五代的長期黑暗，人不悅學，趙宋朝廷刻意獎勵文學，重視科舉，隻要及第就能得美仕，但這樣反而不如唐代還能保留得兩漢以來一些政治實習的優良傳統。
考試製度在宋代雖然更嚴密了，但並非更有效果。然而在政府大力提倡之下，社會學術空氣又得以複活。於是有許多人站出來想改革這種科舉製度，王安石就是其中之一。
王安石變法中有太學三舍法，希望以學校的平日考核來取代科舉考試，選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又有貢舉法，廢明經、存進士，熙寧三年三月，進士殿試罷詩、賦、論三題而改試時務策。熙寧四年，二月，頒新貢舉製，廢明經，專以進士一科取士。另設“明法科”。
王安石的變法，一是想用學校教育代替考試。考試隻能選拔人才，卻未能培養人才。在兩漢有太學，在唐代有門第，這些都是培養人才的。社會培養出人才，政府考試才有選擇的餘地。宋人頗想積極興辦教育，但心有餘而力不足。
二是想把考試內容改變，不考詩賦，改考經義。人人學詩賦，明白風花雪月的詞句，用此標準來為政府物色人才，卻不妥當。畢竟政府更需要那些有實幹的人才。王安石於是自己親自編訂了一套經書，作為新式考試的參考教材。但改革後卻所得不償所失，考經義反而不如考詩賦了。王荊公王安石因此歎息，本來欲變學究為秀才的，不料卻將秀才轉變成了學究。
考試製度，是中國政治製度中重要的一部分。由唐迄清，綿曆了一千多年。中間有改革、有演變，積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聰明才智，在曆史進程中逐步發展。直到晚清，西方人還采用這種製度來彌縫他們政黨選舉中的偏陷。讓錢穆感到惋惜的是，當時的人卻對以往考試製度在曆史上有過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氣全否定了，不再重視，也不再留絲毫姑息的餘地。
曆史注腳：
門第消失，家學無存
唐代門第勢力正盛，在那時推行考試，應考的還有許多是門第子弟。這些門第子弟在家庭中有家學熏染，但是到了晚唐，大門第逐步墮落了，門第傳統全消失了。應考的多數是寒窗苦讀的窮書生，他們對政治傳統茫然無知。於是“進士輕薄”，成了晚唐一句流行語。至宋代，除卻呂、韓少數幾個家庭外，農村子弟、白屋書生、偏遠的考童，驟然進入仕途，對實際政治不免生疏，也談不上什麼私人學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