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錢穆和曆史 (1)（1 / 2）

第一章 錢穆和曆史 (1)

錢穆的一生，一直與中國文化息息相關。他先是自學成為小學教員，隨後發表著作進入大學執教，最後離開大陸到台灣講學。錢穆不僅是一位曆史研究者，也是一位曆史的見證者。在他所生活的近百年裏，中國經曆了前所未有的內憂外患。但痛苦沒有將他變成尖刻的批評者，反而讓他如蘇東坡那般，越多磨難，便越是溫柔。

兩岸三地的文化苦旅

有一年暑假，錢穆在香港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他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自己創辦的新亞書院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這時前來看望他的學生，也就是後來著名的國學大師餘英時看到了這一幕，心裏不禁為他難受。餘英時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您做嗎？”他說：“我想讀王陽明的文集。”餘英時便去商務印書館給老師買了一部，回來的時候，錢穆仍然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如同一葉被浪拍打過的孤舟。

這是曆史學家餘英時對他的老師錢穆的一段回憶。那時的錢穆身患疾病，形單影隻，剛剛在香港創辦起了新亞書院。

錢穆先生本為江蘇無錫人，九歲入私塾，十七歲輟學後自學，十八歲時開始任教於家鄉的中小學。自此，他的青年時光大半就在家鄉中小學的那三尺講台上度過了。

直到三十六歲的時候，錢穆因《劉向、劉歆父子年譜》而成名，通過北大教師顧頡剛的推薦，被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

燕京是一所教會大學，在北平各大學中享有很高名氣。當時校務主要由監督司徒雷登主持。司徒雷登設宴招待新來教師，詢問大家對學校的印象。在會上，錢穆直言不諱地說：“初聞燕大是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的學校，讓我對它充滿了向往。但是來了之後，感覺大不然。入校門就見‘m’樓、‘s’樓，這是什麼意思？所謂的中國文化哪裏體現得出來？最好還是命以中國名稱。”事後，燕大召開校務會議，討論了錢穆的意見，並最終采納了他的建議，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築也一律以中國名稱命名。

錢穆在北平居住了八年，授課於燕京大學、北大等名校，並在清華、北師大兼課。抗戰時期，他輾轉任教於西南聯大、武漢、華西、齊魯、四川各大學。

因為不合於當時批判曆史的主流，新中國成立時，五十五歲的錢穆離開故土隻身去了香港，從此告別了大陸的親人。隨後，他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並且坦言自己的想法：

我創辦新亞的動機，是因為當初從大陸出來，見到許多流亡青年，到處彷徨，走投無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機會到台灣；而我覺得自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們失學。同時，也覺得自己隻有這一條適當的路可以走。雖然沒有一點把握，但始終認定這是一件應當做的事。

如今，新亞書院已經並入香港中文大學，成為香港文化曆史上的一座豐碑。錢穆的嚐試是成功的。

在香港轉眼又是十八個春秋，1967年10月，錢穆應蔣介石之邀，以“歸國學人”的身份自港抵台，從此定居台灣。

錢先生早年曾居住在五世同堂的大宅“素書堂”附近，於是他就以“素書樓”命名台灣的新居。在新居的庭院裏，他還特意種上了家鄉的植物：蘇州紫竹。在台灣的錢穆專致於講學與著述，由於患病，他視力逐漸下降，後來不得不由夫人執筆記下他口述的一些觀點，結集成《晚學盲言》。

1980年夏天，八十六歲高齡的錢穆在夫人陪同下到了香港，此行的目的就是為了與闊別三十二年之久、生活在大陸的三子一女相見。“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次年他再到香港，與長女長侄相見，解放初期的那段曆史，讓這個熱愛曆史的人失去了太多與家人共享天倫的機會。

錢穆先生臨終前曾有遺囑：如果人不能回到大陸故鄉，也要葬回去。為了完成錢穆魂歸故裏的遺願，錢夫人將他的靈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等待著歸葬大陸。直到1992年，錢穆的骨灰才由台北經香港輾轉送抵上海，於傍晚到達蘇州，最後被散入蒼茫的太湖。這位勞碌一生的國學大師，終得償所願。

曆史注腳：

素書樓的回憶

在台灣時，錢穆因不滿當時身為立法委員的陳水扁與台北市議員周伯倫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築物的罪名，以九十六歲高齡之身毅然搬離了素書樓。這件事情讓他的內心很不舒暢，在生命的最後時光，素書樓庭園內的草木總是出現在他的眼前。清晨，他總是望著窗外問家人：“樹呢？大樹怎麼不見了？”陳水扁執政後，曾向錢夫人道歉，並將素書樓改錢穆先生紀念館。

新亞書院

新亞書院(new asia college)，位於香港九龍。l949年秋，錢穆與唐君毅、張丕介等在九龍桂林街一所中學裏租賃了兩間教室，開辦了這所亞洲文商專科夜校。翌年春改為日校，並正式易名為新亞書院。“新亞”取亞洲新生之義。錢穆的辦學宗旨是：上溯宋明書院的講學精神，旁采西歐導師製度，以人文主義教育為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方文化。1964年，香港當局采用聯邦製將三個私立書院：新亞書院、崇基書院、聯合書院合並成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成為中文大學的一部分，但仍有相對的獨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