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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為招故國魂
錢穆的一生，從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九零年，是近代史上變化最劇烈的一個百年。先是外族的入侵，繼而內戰，隨後他旅居台灣，直至去世才回到故鄉。他人生的起點，是在素有“東南財富地，江浙文人藪”的江南水鄉無錫的七房橋。
錢穆的父親是一個秀才，因體弱多病，無意科名，但對兩個兒子卻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讀書入仕。四十一歲時，他撒手塵世，留下孤兒寡母，當時錢穆才十二歲。他就讀的無錫蕩口鎮果育學校，是辛亥革命前無錫一所開風氣之先的典型的新式學校。學校師資力量極佳，既有深厚舊學根底的宿儒，又有從海外學成歸來具有新思想的學人。
錢穆那時的體操老師錢伯圭，思想激進，是個年輕的革命黨人。他見錢穆聰敏早慧，就問他：“聽說你能讀《三國演義》？”錢穆答是。老師便借此教誨他說：“此等書以後不要再讀。此書一開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之類的話，中國曆史走上了錯路時，才會有分分合合。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當向他們學習。”
這番話對十歲的錢穆來說，太具有震撼力，日後他在回憶此事時說：“此後讀書，伯圭師言常在心中。東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餘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的確，錢穆的一生都在思考“東西文化孰得孰失”，從他的著作當中，可以看出他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堅信中國曆史文化的優秀。
錢穆最早對曆史進行全麵論述的一部作品是《國史大綱》，寫這本書的時候，錢穆四十五歲，正好走完了人生的一半。這既是對他前一半人生積累的一次總結，也是為他後一半人生講演所做的鋪墊。他在《國史大綱》的前言中說：
“凡最近數十年來有誌革新之士，莫不謳歌歐、美，希望能一步一步地追隨歐美腳步發展。這種人心裏想的是學歐美，眼裏見的嘴裏說的也都是學歐美。在西方文化中迷失，漸漸忘了我們自己的文明，僅僅從形式上去學習歐美，但是沒有真正地考慮到各國的國情。反觀祖國，凡事革新之士所讚美的謳歌的，我國似乎都沒有，中國自秦以來兩千年，隻是像一冬蟄之蟲，雖然生氣沒有絕，但是活動全失。”
錢穆得出的最後結論是：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研究曆史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從曆史中找到它獨特的精神所在。錢穆所找到的中國曆史的精神，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總結，他曆數每一個朝代，力求將那個時代裏人們真實的心理和時代精神都還原，讓長期幹癟的曆史變得鮮活。所以他的弟子餘英時評價老師時，用了一句“一生為故國招魂”。
《國史大綱》寫作於戰火不斷的抗日戰爭時期，他希望通過自己對國史的解讀，能夠激發眾人對本國曆史文化愛惜保護的熱情與摯意，闡揚民族文化史觀，他的這部作品也被推為中國通史的最佳著作。
錢穆自述：“餘自《國史大綱》以前所為，乃屬曆史性論文，僅為古人伸冤，作不平鳴，如是而已。此後造論著書，多屬文化性，提倡複興中國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較。”餘英時曾說：錢先生治學的“終極關懷”，“分析到最後，是為了解答心中最放不下的一個大問題，即麵對西方文化的衝擊和中國的變局，中國的文化傳統究竟將何去何從。”
此後的另一個四十五裏，錢穆筆耕不輟，《中國文化史導論》、《中國人之宗教社會及人生觀》、《中國社會演變》、《中國知識分子》、《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中國曆史研究法》、《中國史學名著》……僅從他的題名中，就可以看到一條回歸曆史的清晰線索。
錢穆一生專著多達80種以上，每一本之中都可以感受到他深切的愛國之心。1986年，在他92歲生辰，素書樓講完最後一課，他告別杏壇，最後對學生贈言道：“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
曆史注腳：
蓋棺定論說錢穆
錢穆去世之後，有人評價說：“他的離去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也是傳統國學的終結，此後國學大師四字成為絕響。” 著名近代思想史家、清華和北大雙聘教授劉桂生先生的挽聯更是總結了錢穆的一生：
由諸子入經學轉史學據理學兼文學子學達經學明史學信理學誠文學雅心物兩得精博一世代不數人；
愛民族及文化望複興求統一盼富強思慮深大義明鄉情重識見卓憂心切知行一貫陰陽兩濟世多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