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曾全力以赴交戰過的敵人當中，日本最令人費解。這個強大對手的行為模式和思維習慣都與我們迥然不同，以至於我們在作戰時不得不多加小心。我們目前的處境就像1905年的沙俄，麵對的對手全副武裝、訓練有素，同時完全遊離於西方文化傳統之外。有些戰爭套路在西方看來如同人性一樣自然而然，對日本卻並不適用。這一點使得這場太平洋戰爭的困難之處不僅在於多個海島登陸戰，也不僅在於棘手的後勤保障，更關鍵的是了解敵人的天性。隻有知己知彼，方能保證勝利。
想了解日本，難度非常大。在日本鎖國政策廢除後的七十五年中，比起其他民族，日本人更經常被人們用“但是，又……”這樣令人困惑的句式加以描述。譬如說，當一個嚴肅的觀察家在描述其他民族“特別禮貌”時，不太可能再加上一句“但同時又很傲慢、專橫”。當他說有些民族的行為非常死板時，不會補充道：“他們又特別適應激烈的創新。”當他說一個民族特別恭順時，不會同時說“他們不輕易服從上級的控製”。或者說他們忠誠、寬厚時，不會同時聲稱他們“但是又叛逆、狡詐”。當他說他們生性勇敢，不會再去詳述他們是如何膽小。當他指出他們總是基於他人的意見行事，不會接著告訴你他們同時具有真誠的良知。當他描述軍隊裏機器人一樣的紀律時，不會接著描述士兵們如何不服管教，甚至作亂犯上。當他描述一個民族如何富有激情地效仿西方，不會同時又渲染他們頑固的保守主義。他如果寫一本書，講述一個民族是如何崇尚唯美主義、如何尊敬演員和藝術家、如何熱衷於菊花栽培藝術，他不會同時寫這個民族如何崇尚刀劍和給予武士們最高威望。
然而正是所有這些矛盾之處構成了描寫日本的基礎。這些矛盾是真實存在的。菊與刀都是日本形象的一部分。日本人極度好戰又極度溫和，極度黷武又極度愛美，極度粗魯傲慢又極度彬彬有禮，極度死板又極度靈活，極度恭順又極度討厭被使喚，極度忠誠又極度反叛，極度勇敢而又極度膽小，極度保守而又極度喜歡新事物。他們非常在乎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所作所為，但是，即便他們犯了錯未被人發現，依然會有罪惡感。他們的士兵接受過全麵的訓練，但依然桀驁不馴。
既然美國迫切需要了解日本，自然不能對這些顯著的矛盾視而不見。危機接二連三地出現。日本人下一步會怎麼做？能不能不攻打日本本土從而使之投降？應該直接轟炸天皇的皇宮嗎？從日軍俘虜身上能得到什麼？應該如何向日軍和本土民眾宣傳，才能拯救更多美國人的生命，並削弱日本人頑抗的決心？哪怕在最了解日本人的專家中間也對這些問題存在著巨大的分歧。當和平到來後，日本人會不會一直依賴軍事管製維持社會秩序？我們的軍隊需要準備好去和那些駐紮深山的瘋狂頑抗分子作戰嗎？是否隻有當日本也發生一次像法國大革命或者俄國革命這樣的大革命，才能使世界和平成為可能？可誰來領導這樣的革命？除此之外，難道隻能鏟除日本民族了嗎？每個人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必定都不一樣。
1944年6月，我接受委托研究日本。運用文化人類學家所掌握的一切技能，來弄明白日本民族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同年初夏正是我們對日本展開大規模進攻的時候，本土的民眾紛紛表示相信美日兩國的戰爭還將持續三年抑或十年甚至更久。但日本的民眾則表示，戰爭可能會持續一百年。他們說美國人確實在當地打了一些小勝仗，但是新幾內亞島和所羅門群島離日本本島還有幾千英裏遠呢。日本的公報幾乎從未承認自己的海軍打過敗仗，而日本民眾也始終認為自己才是贏家。
但是進入六月之後，形勢開始有了變化。歐洲開辟了第二戰場。最高指揮部在過去兩年半中對歐洲戰場的優先重視已見到成效，與德國之戰很快就會收尾。在太平洋，美國的軍隊登陸了塞班島，此舉預告了日本將最終敗亡。自那以後，美國的士兵們將和日本軍隊不斷地短兵相接。從以往在新幾內亞島、瓜達爾卡納爾、緬甸、阿圖島、塔拉瓦、比亞克等地的交鋒中，美國人清楚地知道，自己麵臨的敵人有多麼強大。
因此在1944年6月能否回答這一係列關於日本的問題變得十分關鍵。無論對於軍事還是外交，對於上級製定政策，還是對於去日本的前線散發傳單，每一個相關的真知灼見都很珍貴。關於日本全力以赴發動的這場戰爭，我們需要知道的不僅僅是東京指揮部的目標和動機，也不僅僅是日本漫長的曆史以及經濟和軍事統計數據。我們還必須知道日本政府是如何依賴民眾的。我們必須試著去理解日本人的情感和思維習慣，以及這些習慣的模式。我們必須知道他們行動和觀念背後的製約力。我們必須把美國人行事的前提擱置在一邊，並且千萬不要草率地以為在相同處境中，日本人就會和美國人一樣反應。
我的任務很艱巨。美國和日本正在交戰，一味地譴責對方的確很容易，但要通過敵人的眼睛來了解他們如何看待生活，則困難得多了。但我們又不得不這麼做。問題是日本人究竟會怎麼做，而不是美國人如果在他們的處境中會怎麼做。我試圖把日本在戰爭中的各種行為當作了解他們的素材，而非障礙。我必須看他們究竟是怎麼打仗的，並且把這些現象當作一個文化問題，而非軍事問題來研究。無論在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日本人都以其固有的模式來行事。他們處理戰爭的方式，能為我們了解他們的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帶來什麼特別啟示嗎？從他們的領導鼓舞士氣、堅定軍隊信心、鞭策士兵衝鋒陷陣的方法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利用的所謂力量是什麼。我必須從日本人作戰的細節中一步步揭開他們的真實麵貌。
但是美國和日本正在交戰的事實對我的研究非常不利。因為這意味著我不得不放棄文化人類學家最重要的手段：實地研究。我不能去日本，不能住在日本人家裏體會他們日常生活中的緊張和壓力，不能用我自己的眼睛來判斷什麼是關鍵點，什麼不是。我不能觀察他們做出決定的複雜過程。我不能看他們的孩子是如何被撫養成人的。人類學家約翰·恩布裏曾對一個日本村莊做過實地研究，並撰寫了《須惠村》（Suye Mura)。他的研究十分寶貴，但是，我們在1944年所麵臨的問題卻並未在該書中被提及。
盡管困難重重，我依然相信某些方法和假設可以為文化人類學家所用。至少依然可以利用人類學家最倚重的方法：和研究對象當麵接觸。在美國生活著很多從小在日本長大的日本人，我可以去詢問他們親身經曆的事件，了解他們是如何看待這些事件的，並用他們的描述來填補我們知識中的空缺。在我看來，這些缺失的內容對於人類學家了解任何一種文化都至關重要。研究日本的其他社會學家通常利用文獻資料，分析曆史事件和統計數據，追蹤日本人書麵和口頭政治宣傳的演變。但我相信他們想要尋求的答案，不少都體現在日本文化的規則和價值觀中，所以想要得到滿意的答案，更應該去研究那些真正在那個文化中生活過的人。
這並不是說我沒有閱讀文獻，或者我不感激那些在日本生活過的西方學者的貢獻。大量論述日本的文獻和在日本居住過的優秀西方觀察家都為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這是去亞馬孫上遊或者新幾內亞島高地研究無文字部落的人類學家們所無法提供的——那些部落沒有文字，無法通過書麵記載資料來展露自己。西方學者對它們的論述也是浮光掠影，缺乏可信度。沒人知道他們過去的曆史。少了先驅學者們的幫助，實地工作者們必須靠自己去發掘當地人的經濟生活組織形式、社會等級製度和宗教生活的最高信仰。我研究日本時繼承了許多人的成果。譬如，古文物研究的論文中收錄了對各種生活細節的描述，來自歐美的男男女女們記錄下了他們在日本有趣的經曆，日本人自己也寫了十分精彩的自我剖析的文章。不同於其他東方民族，日本人有強烈的描述自我的衝動。他們既寫生活瑣事，也寫他們向全世界擴張的計劃，坦率得令人吃驚。當然他們並沒有和盤托出，沒人真的會這麼做。一個描寫日本的日本人總會遺漏一些很關鍵的信息，因為這些信息對他來說太過熟悉，簡直像空氣一樣容易被忽視。同理，如果讓美國人寫美國也是一樣的。但無論如何，日本人非常熱衷於表露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