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閱讀文獻時，也留意到了某些過去一直無法理解的東西，這和達爾文在創建物種起源理論時的情況一樣。我們應該如何去理解日本議會發言中並存卻矛盾的觀點？他們為什麼會猛烈抨擊那些微不足道的失誤，卻包容和接受那些荒誕可恥的行徑？我一邊讀，一邊不斷地提出疑問：這個場景到底哪兒不對勁？我們如何才能理解它？
我也看了一些日本人擔任編劇或導演的電影——政治宣傳片、曆史片、東京當代生活片和農村生活片。我後來也和日本人一起回顧了這些電影。這些日本人過去曾在日本看過其中的一些片子，但他們看待男主角、女主角以及反麵角色的視角卻和我迥異。當我困惑不解時，他們卻覺得一切都很正常。電影中的一些情節和動機在我看來難以理解，但如果從電影構思手法的角度來看，倒也解釋得通。正如同小說，它們對我的意義和對那些在日本長大的讀者的意義顯然是不同的。他們中的一些人動輒為日本的傳統風俗辯護，而另一些人則憎惡日本的一切。很難說我從哪類人身上學到了更多。但無論是欣然接受，或是痛加排斥，他們所描述的日本日常生活景象是一致的。
如果人類學家隻是在他想研究的對象身上投入注意力並收集材料，那他和那些在日本生活過的最有能力的西方觀察家們所做的工作並無差異。如果一個人類學家隻能做到這些的話，他就別指望對外國學者的日本研究做出更多貢獻。但是，文化人類學家受過專門訓練，擁有一些特質，可以為這個充滿了優秀學者和觀察家的領域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人類學家了解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許多文化。日本的一些社會製度和生活習慣竟與太平洋島國上的某些原始部落相似。與其相似的文化有些是在馬來西亞，有些在新幾內亞，有些在波利尼西亞。這些文化在古代是否有過遷徙和接觸是很有趣的問題，但它們在曆史上可能的交集，並非我看重文化相似性的原因。我知道這些相對單純的文化的風俗習慣是什麼樣的。比較它們和日本文化之間的異同，有助於我了解日本人的生活。我也對亞洲大陸上的泰國、緬甸和中國有所了解，因此我也可以把日本和這些與其共享了偉大文化遺產的國家做比較。人類學家們在研究原始社會時已經一再展示了這種文化比較法的重要性。盡管一個部落看上去與毗鄰部落有百分之九十的儀式都相似，但其實該部落為了讓儀式更適合自己與周圍部落不一樣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可能已經對它們加以改造了。在這個過程中，它可能已經摒棄了某些基本做法，盡管這些做法所占的比重很小，都會讓該部落未來的發展轉向一個獨特的方向。對於一個人類學家來說，幫助最大的莫過於研究那些總體很相似的民族的不同之處。
人類學家必須適應自己的文化和他人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並且使自己的研究技巧也得到相應的磨煉。他們從經驗中得知，不同部落和民族對所遇形勢的判斷和應對方式也是非常不同的。比如說，在某些北極村或者赤道沙漠地區，人類學家見到的基於血緣責任或者經濟交換的部落習俗，遠非狂野的想象力所能構思出來的。他們不僅需要調查相關細節，還需要了解這些習俗對整個部落的行為造成了什麼影響，以及了解每一代人是如何從童年起就受習俗製約並將其世代相傳的，正如他們祖先所為。
人類學家對這種差異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因素的專業性關注，可以被運用到對日本的研究中去。每個人都注意到了美國和日本在文化上存在根本性差異。美國人甚至有一個關於日本人的說法：“無論做什麼，他們都與我們相反。”如果一個學者僅僅是肯定這種差異並且自滿地說：“差異多得太離譜，我們不可能去了解那些人。”這將十分危險。人類學家的經驗中有很多證據可以證明：即便是最怪異的習慣，也不妨礙人們去理解它。和其他社會科學家不同，人類學家把這種差異當作研究素材而非障礙。正因為這些習俗看起來是如此陌生而又奇特，才格外備受關注。人類學家不認為自己的文化習俗是理所當然的，他需要觀察的不僅是某些特別挑選的事實，還包括幾乎一切行為。在研究西方民族時，一個沒有受過比較文化研究訓練的人會以俯瞰的視角，從整體上觀察對象的行為。他把一切都視為不言自明，以至於不去探索日常生活中的細微習俗和眾所周知的家常瑣事。而恰恰是這些瑣事，在民族的背景下有更重要的意義，就像投射到銀幕上的影像被放大了一樣——它們比起外交官們簽訂的各種條約來更能預示一個民族的未來。
人類學家必須發展出一套技能來研究日常事物，因為它們與自己國家的日常事物完全不同。當他試圖理解某個部落的極度邪惡或者極度膽小時，當他試圖發掘在某些情況下部落會怎麼感知和行動時，他發現自己隻能依賴於一些常常被文明社會忽視的觀察和細節。他有很多理由相信這些細節很關鍵，並且他也有辦法去挖掘它們。
在對日本的研究中，這種方法值得一試。隻有當一個人高度關注一個民族生活中的日常瑣事，他才能理解人類學家假設的重要性：無論在原始部落還是在高度文明社會，我們隻能從日常生活中去了解人類行為。無論一個人的行為或者觀點多麼怪異，他感知與思考的方式都是與個人經曆息息相關的。我對日本人的某些行為越感到困惑，就越相信是日本人的日常環境造成了其怪異。如果對答案的追尋把我引向了更多日常交流的瑣碎細節就更好了，因為人們正是從細節中獲知答案。
作為人類學家，我有一個假設：哪怕行為中最孤立的那些方麵，彼此之間也存在著係統的聯係。我十分看重成百上千的細節是如何融入那些總體模式的。人類為了在社會中生存，必須自我設計。它用自己的辦法來評估和應對某些形勢，於是身處那個社會的人們會以為這些辦法在全世界都通用。他們克服困難，把這些辦法納入同一個體係。如果一個人已經接受了一套係統的價值觀，他便很難在生活中照另一套相反的價值觀來思考和行動，因為這勢必給他帶來低效能和混亂。他們力求更加和諧一致。他們為自己提供了某些普遍化的邏輯和動機。一定程度的統一是十分必要的，否則整個體係可能分崩離析。
正因為如此，經濟行為、家庭安排、宗教儀式和政治目標變得環環相扣。當一個領域發生變化的速度比其他領域更快時，則可能給其他領域帶來巨大壓力，而這種壓力正是來自和諧統一的需要。在追求權力統治的無文字時代，人們對權力的欲望既表現在經濟交易活動中，也表現在和其他部落的交往中，或者在宗教儀式中。在有古文字聖典的文明國度，教會必然保留了過去幾個世紀的語錄，而那些沒有文字記錄的部落則做不到這一點。盡管如此，在一些領域中，教會的權威還是逐漸消退了，反而是公眾越來越支持的經濟和政治權力占了上風。於是，那些教會語錄雖然留存下來了，但它們的意義卻被經濟和政治篡改了。宗教教條、經濟活動和政治並非井水不犯河水，而是紛紛溢過了假定的界限，彙聚混合在一起。這是永恒的真理，即一個學者調研的範圍越寬廣——從經濟到性別，到宗教，到撫養嬰兒——他就越能理解他所研究的社會發生了什麼。他能夠提出一係列假設，並在生活的任何一個領域中，有效地搜集數據。任何民族都有某些要求，這些要求可能是政治上的、經濟上的或者道德上的。但無論形式是什麼，這些要求最終傳達的，是各個民族從社會經驗中習得的生活方式和思考習慣。因此這本書並非專門針對日本的宗教、經濟生活、政治或家庭，它探討的是日本人以何種信念生活。無論日本人在進行什麼活動，隻要這種信念得以展示，本書就會加以描述。這是一本關於日本何以成為日本民族的書。
20世紀麵臨的障礙之一是，我們的某些觀念依然是最模糊的和最有偏見的。比如說，日本是如何成為日本民族的，美國是如何成為美國民族的，法國是如何成為法國民族的，俄國是如何成為俄國民族的。缺少了這些知識，各個民族之間隻會產生誤解。有時候，兩者之間的紛爭其實隻因毫厘之差，但我們卻害怕這是水火不容的差距。然而有時候，當一個民族的全部經驗和價值觀使之考慮采取與我們截然不同的做法時，我們卻在奢談共同的目標。我們並沒有給自己去發掘他們的習慣和價值觀的機會。如果我們真的這麼做了，可能會發現他們的做法也並非飽含惡意，隻是我們不了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