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可能完全依靠每個民族自身來講述他們的思維和行動習慣。作家都試圖描述他們自己的民族，但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們都是透過不同的鏡片來觀察生活，但自己卻很難意識到這一點，反而把看到的景象視為事物原本的模樣。盡管聚焦和特定視角造成的錯覺讓人們眼中的生活帶上了民族性色彩，但在該民族看來生活卻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景物。正如我們不指望戴眼鏡的人弄清楚鏡片的確切度數，我們也不指望那些民族能夠分析自己對世界的看法。想弄清眼鏡度數的時候，我們會谘詢一個眼科大夫，並由大夫驗明任何一副眼鏡。毫無疑問，有朝一日，我們也會意識到為各個民族解析他們對世界的看法是社會科學家的職責。
這個職責既需要鐵石心腸，也需要包容之心。有時候善意之人會譴責鐵石心腸。那些“世界大同”的鼓吹者常常滿懷希望，試圖說服世界上的每個人：其實東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之間的區別都是表麵的，人類的思維都很相似。這個觀點有時候被稱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但是我卻不明白，為什麼信奉了“四海之內皆兄弟”，就不能接受“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模式，美國人有美國人的生活模式”。似乎那些心腸柔軟之人隻能在承認了全世界人類都極其相似，像從一張底片上衝印出來的以後，才能發揮他們的善意。把這種一致性作為尊重對方的前提，簡直像要求自己的妻子兒女必須和自己保持一致似的神經質。而鐵石心腸的人則認為差異應該存在。他們尊重差異。他們的目標是創造一個求同存異的安全世界——美國可以成為非常地道的美國，而不會威脅世界和平；法國可以依然是法國；日本依然是日本。這些學者並不相信差異是懸在人類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會讓厄運隨時降臨。對他們來說，企圖以外力幹擾來阻止各種生活態度的充分發展，才是充滿惡意的。人們其實也不需要擔心采取這種立場就會讓世界停滯不前。鼓勵文化上的差異並不意味著使世界停滯。英國並沒有因為伊麗莎白女王時代、安妮皇後時代、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交替而失去其英國性。這是因為英國人的特色如此鮮明，哪怕在不同的年代具有不同的行為準則和不同的氣質，他們也依然是英國人。
係統地學習民族差異需要同時具備包容之心和鐵石心腸。隻有當人們自己對自己非凡的包容之心足夠有信心的時候，比較宗教研究才得以興盛發展。學者可以是一個耶穌會會士，一個阿拉伯智者，或者無宗教信仰者，但絕對不可能是一個狂熱分子。同樣地，當人們過於捍衛自己的生活方式並認為它是全世界唯一的解決之道時，比較文化研究則難以興盛。這樣的人將永遠不會知道，對其他文化的了解其實會增加他們對自己文化的熱愛。他們使自己失去了愉悅的、豐富的體驗機會。他們如此自我防衛，使得自己沒有其他選擇，隻能要求其他民族來采用他們的解決之道。像美國一樣，他們敦促其他所有國家都信奉他們擁護的信條。但其他國家沒法接受美國的生活方式，就像美國人沒法學會用十二進製代替十進製來進行計算，或者沒法像某些東非土著那樣以金雞獨立的方式來休憩。
這本書闡述的是日本人預料中的和早已公認的習慣。它描述了日本人在不同的處境下是如何要求自己的。比如何時應該彬彬有禮，何時不用；何時感到羞愧，何時又感到尷尬。此書中最理想而權威的陳述者應當是街頭的平民百姓，他可以是任何人。這並不是說每個“任何人”都曾置身於那些特殊的情況，而是指“任何人”都會承認，如果遇到了那種情況他們會這麼做。此研究的目標是描述深植於思想和行為中的態度，即使有可能達不到，也會始終把此目標視為理想。
在這樣的一個研究中，你可能很快會意識到，即便去找大量額外的證人來做證，也不會增加太多的可信度。比如說，誰應該向誰鞠躬，又是何時鞠躬，並不需要對全日本進行數據統計。有些公認的風俗習慣是無論哪個日本人都可以告訴你的。當你已經從一些人那裏得到確認後，並不需要從一百萬日本人那裏得到相同的信息。
一個學者如果致力於發掘日本人掩藏在生活方式背後的觀點，他的任務顯然比數據驗證艱巨得多。他迫切需要解釋這些公認的行為和判斷是如何成為日本人觀察生活的鏡片的。他必須指出這些觀點以何種方式影響了日本人看待生活的焦點和視角。他必須使那些從不同焦點看待生活的美國人也明白這一點。在此分析任務中，權威的裁判並非一定就是某個田中先生。因為田中先生沒法把他的觀點說清楚，而且毫無疑問，要把一切都翻譯解釋給美國人聽，對他來說也似乎過於吃力了。
美國人對社會的研究很少致力於發掘文明民族的文化所賴以建立的前提。大部分研究都認為這些前提是不言自明的。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專注於研究觀點和行為的“分布”，他們常見的研究技巧是統計法。他們用數據分析的方法來分析普查材料、大量的問卷答案、采訪回答、心理評估等等，並試圖找出這些因素之間的獨立性或相互依存的關係。在全國民意調查的領域，科學地選取人口樣本，是美國人已經運用得爐火純青的寶貴技巧。此技巧可能可以發現有多少人在支持某個公職候選人或某個政策；支持者和反對者可以被劃分為農村的還是城市的，高收入還是低收入，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在一個落實了普選，實則是由國民代表來起草頒布法律的國家，這樣的發現具有現實意義上的重要性。
美國人可以用抽樣計票的方式調查美國人，並且讀懂所得到的數據代表了什麼。但是他們之所以這麼做，有一個顯而易見卻無人提及的前提，即他們對美國的生活方式早已了然於心，並且習以為常。抽樣計票隻不過使我們對已知事物了解得更多一些而已。為了讓抽樣計票方式能發揮更大作用，我們完全有必要率先對民眾的習俗和觀點進行係統的定性研究。隻有這樣，才可能了解另一個國家。通過審慎的抽樣和統計票數的確可以知道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對政府。但是這一投票統計結果究竟告訴了我們什麼呢？恐怕隻有當弄清楚投票者對政權究竟持什麼看法時，才能讀懂這些數據。也隻有如此才能真正弄清，不同派別在街頭或在國會中究竟是為何事爭論不休。民眾對其政府的看法比各個政黨的勢力數據更為重要，因為這些看法更具有普遍的和久遠的意義。在美國，無論對共和黨還是對民主黨來說，政府幾乎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反麵角色，雖然其存在限製了個人自由。在美國政府中任職，社會地位甚至還及不上在私營企業中擔任一個同等職位。當然，戰爭時期除外。美國的這種政府形象和日本的不可同日而語，甚至和歐洲國家也有差距。我們首先需要知道的是其他國家的政府形象是什麼樣子的。對政府的看法體現在了他們的風俗習慣中、對成功人士的評價中、國家曆史以及節日演講中。對這些間接的表現也可以進行研究，隻是需要注意保持係統性。
在統計選舉中讚成票和反對票的百分比時，我們美國人非常用心、謹慎；在研究每個國家的基本人生觀和其所支持的生活方式時，也需要持有同等態度。日本的國民觀點很值得研究。西方人常常認為日本人有許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旦弄清楚了西方人與日本人的人生觀有何不同，並且對日本人使用的分類標準和符號略知一二，這些矛盾也不再顯得矛盾了。我逐漸明白，在日本人的眼中，某些反差劇烈的行為其實是有聯係的，也是整個體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可以嚐試著做出解釋。當我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時，他們起初使用的一些很陌生的表達和概念，其後都被證明具有重要意義，並且積聚了該民族經年累月的情感。這和西方世界理解的善和惡很不同。日本的整個體係很特別，它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家的，而是日本的——既有其長處，也有其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