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國家的文化傳統中都有一套關於戰爭的正統理論。其中的一些即便在細節上各有千秋，卻為歐洲各國共同認可。這些理論包括：發動全麵戰爭時如何號召民眾全身心投入，局部戰敗時以何種形式安撫民心，戰亡和投降的人數應該保持什麼比例，對戰俘應該設置何種行為規範等。因為這些國家共同擁有一個大的文化傳統，所以當它們之間開戰時對方會怎麼做都是可預測的。
日本和西方的戰爭傳統差異全部體現在他們如何看待生命和使命上。我們的目標是係統地研究日本民族的文化和行為模式，因此就不需要特別在意理論差異的軍事意義了。然而，我們並不能忽視任何一個理論差異，因為它提出了與日本人性格相關的問題，而我們需要這些問題的答案。
日本為其戰爭合理性辯護的前提和美國截然相反，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也與美國人不同。美國把戰爭歸因於軸心國的侵略性。日本、意大利和德國以一係列罪惡的侵略行動打碎了國際和平。無論是在滿洲、埃塞俄比亞還是波蘭，軸心國一旦掌權，就會開始推行壓迫弱小民族的罪惡方針。他們踐踏了“和平共存”的共識，至少違反了為自由企業“開放門戶”的國際準則。但日本人對戰爭的起因卻持有不同看法。他們認為，隻要每個國家擁有絕對的主權，世界就會動亂不斷。因而日本需要通過戰鬥來建立一個等級體係——當然，是在日本的領導之下。身在一個自上到下等級分明的國度，日本人深知每個人“各就其位”的必要性。他們在自己的領土上實現了統一與和平，平定了叛亂，建造了公路、發電廠和鋼鐵工業。根據官方數據，日本99.5%的青少年在公立學校接受教育。同時，依照等級體係觀點，它應該去幫助落後的兄弟之邦——中國。屬於大東亞區的同一人種，應當一起把美國從這個區域中驅逐出去；其次是使英國和俄國“各就其位”。所有的國家將組成一個大世界，在國際等級體係中找到各自的位置。在下一章中，我們將會探討對等級製度的這種重視對日本文化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以上是日本國創造出來的很符合其文化的幻想，可惜那些被它侵占的國家並不這麼認為。事實上，即便打了一些敗仗，日本也不願意從道德上否定其大東亞理念。甚至連那些最沒有沙文主義傾向的日本戰俘，都很少去指責日本對東亞大陸和對西南太平洋地區的野心。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日本必將保持它的某些固有態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對等級體係的信念和信心。這與熱愛平等的美國人顯然水火不容。但是不管怎樣，都有必要去了解日本人的等級體係究竟指什麼，以及它對日本有什麼好處。
同樣地，日本人對勝利的信心也是寄托在一個與美國流行觀點完全相反的基礎之上。“會贏的！”它叫道，“這是精神對物質的勝利。”美國的確是個大國，軍備力量的確很先進，但這有什麼關係？日本人表示，所有這些都預見到了，並沒放在心上。國民報紙《每日新聞》上說：“如果我們害怕這些數據，這場戰爭根本就不會開始。敵人豐富的資源又不是這次戰爭創造的。”
當日本連戰連捷的時候，其國內的政客、指揮官和士兵們無不反複強調這場戰爭並非軍備競爭，而是“信仰物質”和“信仰精神”之間的較量。當美國人打勝仗的時候，日本人又再三宣揚：在這場較量中，物質注定會失敗。當他們在塞班島和硫磺島潰敗的時候，這個信條無疑發揮了自我安慰的作用，盡管它最初並不是作為戰敗的借口出現的。在日本高歌猛進的那幾個月，這個信條是激勵軍心的號角，甚至早在珍珠港事件前很久就已經深入人心。比如，早在20世紀30年代，狂熱的軍國主義者、前陸軍大臣荒木將軍就曾撰文告“全體日本國民”：日本的“真正使命”是“弘揚皇道於四海。武力欠缺實不足懼，吾人豈以俗物為憂”。
當然，和其他備戰的國家一樣，日本人其實也是擔心的。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他們的軍事開支以驚人的速度增長。等到偷襲珍珠港時，將近一半的國家支出花在了海陸軍隊上。日本並非像它說的那樣不在乎軍事裝備。它和其他各國的區別之處在於，其軍艦和槍炮隻是不朽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表現和象征符號，如同武士佩帶的刀，最終象征的是道德品行。
當美國追逐強大武力時，日本則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對非物質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中。和美國一樣，日本為了這場戰爭不得不發起大規模的生產製造，但同時卻有自己的一套指導思想。它認為精神就是一切，精神永世長存；物質當然必不可少，卻處於次要位置，並會逐漸消亡。日本的廣播電台對聽眾喊道：“物質資源是有限的，世界上顯然不存在永恒的物質。”對精神的依賴成了戰爭中的行為準則。日本人戰爭手冊的第一頁上印著一行加粗的字：讀之必勝。冊子裏有一句口號：“以我們的訓練成效對抗敵人的數量優勢，以我們的血肉對抗敵人的鋼鐵。”這個口號由來已久，並非是為了這場戰爭才提出來的。手冊中不斷提及飛行員駕駛小型飛機以自殺襲擊的方式撞向美國人的戰艦，從而證明精神的確可以戰勝物質。日本人把那些飛行員稱為“神風特攻隊”。“神風”曾在13世紀吹散並顛覆成吉思汗的運輸船，從而使日本免受侵略。
政府甚至在民間也推行“精神克服物質條件”這一信條。在工廠連續工作十二小時並經曆了通宵達旦的轟炸恐懼後，人們感到疲憊不堪了吧？可政府卻對民眾說：“我們的身體越沉重，我們的意誌、精神就越能超越它們。”“我們越疲憊，訓練就越有成效。”人們在冬天的防空洞裏感到寒冷吧？大日本體育文化社在廣播中提議大家做暖身體操。他們認為這種體操不僅可以代替取暖設備和被褥，甚至可以在食物匱乏、無法滿足人們正常體力所需的時候代替食物。政府說：“當然，有人可能會說眼下食物短缺，我們沒法考慮跳體操。不對！食物越短缺，我們就越應該用其他途徑來增強體力。”這意味著日本人需要通過消耗更多體力來增強體力。美國人認為，一個人有多少體能可以使用取決於昨晚他睡了八小時還是五小時、三餐是否正常、是否挨凍。日本人的體能計算方法則完全不同。他們的體能觀不包含儲存能量這一項，並且覺得這屬於唯物主義。
戰爭時期的日本廣播電台在這種問題的處理上更加激進。它甚至聲稱，在戰鬥中，精神可以戰勝生理死亡。某個廣播電台講述了一則英雄飛行員戰勝死亡的奇跡：
在空戰結束後，日本戰機以三架或四架的小編隊飛回基地。一個空軍大尉乘坐第一編隊的飛機返航。下飛機後，他站在地麵上，用雙筒望遠鏡注視著天空，一一清點歸來的部下。他看上去麵色相當蒼白，但又非常鎮定。等最後一架飛機歸來後，他填寫了報告單，走向指揮部向指揮官做彙報。一彙報完，整個人就轟然倒地。在場的軍官急忙衝過去救他，但是……唉！他已經死了。他們檢查後，發現大尉的身體已經冰涼，胸口有一顆致命的子彈。剛死之人的軀體不可能冰涼，而大尉卻如冰一般寒冷。大尉必定已經死去了好久，是他的精神在做報告，是他強烈的責任心創造了這個奇跡！
當然，對於美國人來說，這個故事荒誕離奇、不合情理。但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日本聽眾卻不會嘲笑這則廣播，也不會把這個故事當作天方夜譚。首先他們指出，播音員已經如實說了，這個大尉的功績是一個“奇跡般的事實”。為什麼不能有奇跡呢？靈魂是可以被訓練的。顯然這個大尉是一個自我修煉的大師。如果“鎮定的精神可以持續上千年不滅”，那為什麼它就不能在一個視“責任”為人生最重要信念的空軍大尉的身體內多停留幾個小時呢？日本人相信有技巧的修煉可以使一個人的精神非凡卓越。大尉顯然學會了，並且從中受益。
作為美國人，我們完全可以對日本人的這些極端行為和信念置之不理，並斥之為貧窮民族的自我安慰，或者上當受騙者的幼稚妄想。但是如果我們真的這麼做了，恐怕更沒有能力對付日本人了。那些信念並非孤立的怪癖，它們早已經通過一係列禁忌、排斥、訓練和懲罰，深入日本人的心中。隻有當我們了解了這些，才能明白當日本人在戰敗時承認“光有精神是不夠的”，或者“用竹矛守住陣地是妄想”究竟意味著什麼。當日本人承認“我們的精神並不那麼強大，美國人在戰場或在工廠裏的精神狀態都可與我們匹敵”時，應該欣賞他們的檢討精神。正如他們在戰敗後所說，戰爭期間“完全是憑主觀意識”。
日本人在戰時的各種說法（不僅僅局限在等級體係的必要性和精神的至高地位），對於比較文化學者來說都是發人深省的。他們不斷表示安全和士氣均可事先準備好。不管什麼樣的災難（對平民的轟炸也罷，在塞班島的失敗也罷，或者菲律賓失守也罷），日本政府總是對國民說這些都在預料中，沒什麼可擔心的。日本的電台發表長篇大論，顯然是指望民眾能夠放心，並相信自己依然生活在一個完全可知的世界裏。他們說：“美國對基斯卡島的占領，使日本本土處於其轟炸圈內。但我們早已預估到這情形，並做了必要的準備。”“毫無疑問，敵人會從海、陸、空全方位攻打我們，但我們的作戰計劃早已把這些情況考慮在內了。”日本的戰俘，甚至那些希望日本一開始就在這場無望的戰爭中失敗的士兵，都很肯定轟炸不會削弱後方民眾的意誌，因為“他們早已經預見到了”。當美國開始轟炸日本城市時，日本飛機製造協會的副主席在廣播中說：“敵機終於飛到我們頭頂上空了。但是，從事飛機製造業的我們，早已預料到這一切，並且為此做了萬無一失的準備，所以沒什麼好擔心的。”隻有承認一切都是預料中的並且做了充分準備，日本人才能不斷強調，所有這些都是他們主動期待發生的，沒有人可以強加在他們頭上。這樣的信念對日本人來說必不可少。“我們不能覺得自己是在被動地挨打，而要相信是我們主動把敵人吸引過來的。”“敵人啊，想打過來的話就來吧。”他們不說“最終該來的，還是來了”，而是說：“我們在等的終於來了。我們歡迎它的到來。”海軍大臣在國會中引用了19世紀70年代偉大武士西鄉隆盛的教誨：“世界上有兩種機遇：一種是我們趕上的，另一種是我們創造的。哪怕在極大的困境中，一個人也必須給自己創造機遇。”當美軍攻入馬尼拉市時，電台裏說，山下奉文將軍“咧著嘴笑稱：‘敵人現在已落入我們懷中了。’”“在敵軍登陸仁牙因灣不久，馬尼拉市迅速陷落，這正是山下奉文將軍的策略，一切按照他的計劃發展。”換言之，輸得越慘，反而越成功。